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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過教育改革，促進了“效法泰西”的中西文化交流

李提摩太是一名社會改革家，他在中國經歷了多年的文化研究，并根據(jù)自己的深刻親身經歷和實踐，加上自己的感悟才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建議。最開始，它在東北進行傳教活動，是當?shù)爻青l(xiāng)的現(xiàn)狀、交通的閉塞、民生的艱難等現(xiàn)象引起了他的感觸，從而產生了社會改革的意識。在他到中國之后沒多久，就參與了賑濟災荒的社會實踐，在這個過程中，他向山東巡撫丁寶楨提出了一些寶貴的意見，例如啟動修筑鐵路等公共工程以預防將來災荒的發(fā)生，并為衣食無著的災民提供生計；大規(guī)模向滿洲和其他糧價低的地方移民；以及向沒有遭災的省份征收賑災款。通過這些改革，能夠為窮人提供就業(yè)機會，改善他們的生活。另外，在賑災實踐的過程中，他還做了很多社會調查，并對關系民生的社會改革進行了進一步的思索和探討，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促進了社會改革思想的初步形成。后來，在與張之洞的幾次交往過程中，李提摩太還提出了一些中肯而又切合實際的改革意見，對我國社會的發(fā)展具有深刻影響。李提摩太的改革不僅涉及了工業(yè)、商業(yè)和農業(yè)，同時還涉及了交通運輸和外交等多個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最多，也最為深刻。

他的很多文化教育改革的思想都具有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特色，對于促進中西教育交流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例如他在1886年時編寫了一本名為《現(xiàn)代教育》的小冊子，在這個小冊子中他對中國一些教育方面提出了改革的建議，不過當時受到了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否定。后來在1895年與李鴻章的再次會面中，他又提出了三條建議：一是對所有秀才實施外國式教育；二是遣一百名翰林、十名皇室親貴去國外考察學習；三是定期在北京舉辦講座，講解當今世界的主題和重大事件。這三個建議受到了李鴻章的贊賞。后來在與張之洞的會見中，他提出中國要進行徹底的改革一定要以教育為基礎。李提摩太在1899年又一次到達北京，其主要目的是游說政要，推動新式教育，并根據(jù)中國當時的教育狀況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設立新學部，以專責成；國家每年至少要撥銀一兆兩以辦新學校；以及朝廷應督促各地紳商富戶籌集銀兩，補公款之不足等?？偟膩碚f，李提摩太的教育改革思想主要表現(xiàn)為三個方面：一是將教育作為改革的根本，通過新式教育來培養(yǎng)優(yōu)秀人才，而興辦新式大學是培養(yǎng)新式人才的基礎。在這個過程中，要將科技作為一個關鍵因素，通過對西方先進技術成果的利用來對中國人進行教育，從而造就出一批新式人才。二是在新式學堂中要采用全新的教育內容，要對那些陳舊腐化的科舉制度進行摒棄，并且對于《四書》、《五經》等圣賢的經典著作也要采用吸取精華棄其糟粕的觀念。與此同時，他一方面主張“廣學”、“博學”、“實學”和“專學”，另一方面還提出在學生的培養(yǎng)中要各按所志，務專一門，始可各明其理，各精其業(yè)，方免多不勝讀，而蹈涉獵不精之弊，從而培養(yǎng)出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學生。

二、通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典籍研讀，促進中西文化對話和交流

在最初來到中國的時候，李提摩太的傳教活動受到了重重阻礙。李提摩太認為要想找到適合中國的傳教方式，就必須要對中國人、中國的文化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在當時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西方人總是否定中國文化，認為中國社會腐朽不堪，引起了人們極大的反感。但是李提摩太卻并非如此，他一方面不贊成其他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敵視態(tài)度，認為每個民族中都存在著民族主義，主要表現(xiàn)為對本民族文明的自豪感和優(yōu)越感，以及對其他民族文明的不屑和歧視，另一方面他也反對中國士大夫排斥異域文化的傾向，認為這是一種故步自封的做法，觀念過于陳舊和傳統(tǒng)，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文化是沒有地域之分、沒有中西之分的，認為中西文化各有所長，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我們應該擇善而從。由此可以看出，與其他傳教士相比，李提摩太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他并沒有否定中國文化，而是以開闊的胸襟面對中國文化，主張中西文化互相學習和融合。除此之外，李提摩太還提出傳教士應該精通中國文化，并通過每三年一次的與中國語言、歷史、法政、藝術、禮儀等相關的考試制度，來加強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與此同時，傳教士還要與未信主的中國人和睦相處。

李提摩太在一些文化細節(jié)上也非常注意，例如，他在到中國之后就改穿中國服裝，給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學中國儒生給自己起了一個別號叫蓉若，在平時還會練習中國書法，可見他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此同時，李提摩太還對理雅各博士翻譯的中國四書五經等儒學經典進行了認真的學習，并提出基督教的很多思想與儒教具有相通之處，而《圣經》主旨則與孔孟之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圣經》中“愛人如己”與儒家的“仁”其實是同樣的道理。在中國變法改革的宣揚中，他始終堅持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民本食天”“、民為邦本”等作為其觀點的基本依據(jù)。李提摩太不僅僅看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點，同時也深刻認識到中國文化中存在的保守、落后等問題。他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不求實學，將時間都浪費在時文試帖之中，并認為這是儒教造成的缺陷。李提摩太指出，基督教能彌補儒教的不足，認為，如果儒教能夠對自己的不足之處進行改正，那么就能夠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并在今后獲得更好、更長久的發(fā)展。除此之外，李提摩太還非常喜歡中國《金剛經》等佛教著作，認為其中有很多與基督教相似的思想，他幾乎每天都騰出一定的時間來潛心研讀和抄寫經文，通過這種方式使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后來，當李提摩太對中國人的思想和表達方式有了熟悉的了解之后，他開始嘗試使用中文來進行創(chuàng)作，以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其中《教義問答》就在當時廣為傳播。另外，李提摩太還對中國佛教祈禱中的音樂合奏有一定的接觸，還翻譯了《西游記》和《天使天國》，在翻譯的文本中，他把玄奘描繪成一個耶穌基督式的人物，促進了中國文化的西傳以及中西文化的對話與交流。

總的來說，李提摩太在中國度過了他人生中的45個年頭，大半生的歲月，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他不僅參與了宗教、政治，同時還參與了賑災、教育等多個領域。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傳教士團體在近代中國的活動，不僅把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價值觀念傳播給中國人，誘發(fā)了近代中國人尋求變革的意識，同時也將中國的一些優(yōu)秀思想和觀念轉化為西方文化符號，傳播到了西方，從而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溝通。

作者：柯惠娟 單位：海南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