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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論壇》2014年第11期上刊登的席云舒《胡適與〈洛克的《政府論》兩篇研究〉》一文，讀后受益頗多。對于文中所論各點，我大體同意。不過，文中說：“胡適認為‘應該承認蘇俄有做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卻是與自由主義的觀點并不相悖的”，這句話我不敢茍同，想對此稍做討論。

1926年，胡適曾有過一次短暫的蘇俄之旅。之后，胡適對蘇俄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胡適的觀點不僅在當時引起了爭論，就是現在，各位學者對此也說法不一。有的學者（比如羅志田、邵建）認為，胡適贊揚蘇俄的大理想、大實驗，贊成公有制，背離了他的自由主義立場，傾向社會主義，明顯向左轉；有的學者（比如江勇振）則認為，胡適贊成民族革命、頌揚蘇俄式的極權政黨，有法西斯化的傾向，明顯向右轉。

各家觀點這里不詳論。我們來看看席云舒先生的看法。云舒先生認為，胡適之所以贊揚蘇俄體制主要是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現實政治的刺激。胡適認為，中國國內當時的政治死氣沉沉、敷衍茍且，胡適對此很不滿意。和中國相比，蘇俄的政治人物有理想、有計劃、有信心，胡適極為佩服。其二，實驗主義的立場。從實驗主義的立場出發，胡適認為，一個國家或城市有權去試驗某種政治制度，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驗后，如果試驗效果還好，那么該種制度大體可行；否則，該種制度就應該擯棄。所以，在胡適看來，蘇俄有權進行這場空前的政治試驗。未經實際效果檢驗之前，不能否認其試驗的正當性。對于云舒先生的上述兩點概括，我大體贊成。不過，對于第二點的評價，我和云舒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云舒先生說：“對于蘇俄的‘政治試驗’，胡適主要是從實驗主義的角度看的，但并不意味著他的這些看法就完全偏離了自由主義?！薄昂m認為‘應該承認蘇俄有做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卻是與自由主義的觀點并不相悖的。”這個觀點就不是我能夠認同的了。筆者的看法和云舒先生相反：胡適這些基于實驗主義立場的看法是嚴重違背自由主義原則的。

關于自由主義的說法實在太多了。套用外國的成語，我們可以說：“自由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哪一種是真的。”我們來看看胡適的說法。1948年9月4日，胡適在北平電臺演講《自由主義》，其中總結自由主義的含義，主要是四個：尊重自由；民主政治；容忍反對黨；和平的漸進的改革。胡適的概括是否正確全面并不重要（比如，胡適沒有提到的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也是自由主義的重要內容）。重要的是，自由主義有一些基本的原則或者說是教條，這些基本教條是一種先驗的信仰，是不容挑戰的。違背了這些教條，就是背離了自由主義的立場。

用胡適提出的上述四條標準來衡量，蘇俄的政治試驗既不尊重個人自由，又不容忍反對派，更不實行民主政治；它所走的道路，既不和平，也不漸進。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蘇俄真的有權利進行這種政治試驗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并且，自由主義只承認個人的權利，個人才是權利的主體，至于所謂的“主權權利”“政府權利”，恐怕未必有實際的意義。自由主義承認個人有進行試驗（試錯）的權利，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進行試驗的結果只影響自己和少數相關的人，而且通過市場機制可以很快就改正錯誤。至于大規模的制度試驗，影響的人就太多了。不過，從實驗主義的立場出發，似乎什么樣的政治試驗都可以進行。用胡適的說法來說，就是：“我們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p>

不論什么制度，都可以進行試驗，都可以“嘗試”，都可以“干”；經過試驗后，好的保留，壞的扔掉；任何制度，未經實際效果檢驗之前，都不能否認其試驗的正當性。這樣的話說起來很輕松，不過親身經歷過政治試驗的人，說起這些試驗來心情未必輕松。20世紀的政治試驗實在是太多了。法西斯主義、民族社會主義、凱恩斯主義、羅斯福新政、斯大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胡適所提及的狄克推多（Dictatorship），這些都是政治試驗。它們都有進行試驗的正當權利嗎？蘇俄的政治試驗中，主要是兩方面，其一就是狄克推多（或者用胡適好友徐新六的說法，就是黨治）。而對于狄克推多這種政治試驗，基于自由主義的立場，胡適就不贊成，可見他實驗主義的立場并不徹底，還有所保留。

由此可見，實驗主義（實用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是存在一定的緊張和矛盾的。前者認為，什么樣的政治試驗都可以進行，只有試驗才能檢驗出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后者則認為，存在一些先驗的價值，必須尊重這些先驗的價值才能確保人類生活的安全。自由主義強調把人當人，不允許把人當試驗品。有一些學者認識到了實驗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這種內在緊張。比如，劉軍寧認為，實用主義（實驗主義）拒絕基于宗教的絕對真理，這樣也就拒絕了絕對正義。作為美國立國之基的宗教信仰和超驗價值觀也就自然被杜威歸入不實用的主義之列而受到敵視。因而，杜威哲學也就被部分美國人視為是有害的，其著作《民主與教育》也就入選過去兩個世紀中最有害的十本書之列。實驗主義不迷信任何先在的理論，拒絕任何先驗的價值（比如天賦人權、消極意義上的個人自由），認為這些價值既無法驗證，也沒有實際用處，應予以鏟除。而自由主義正是建立在這些先驗的價值之上的。另外，林毓生對于這個問題似乎也有所體認。林毓生認為，美國的民主經驗是建立在一套穩定的、不容置疑的道德價值、思想前提以及社會行為模式（比如人權、法治、自由、平等）之上的，這些價值都是不證自明的、不容否定的。而杜威則認為，許多事情需要效果來檢驗。因而，杜威哲學（即實驗主義）的含義如果全部展露出來，有可能會顛覆美國民主法治的基礎。好在美國是多元文化，而且自由民主的體制已經牢固，又加上杜威哲學只是一個流派，在美國的勢力不大，其含義沒有全部展露出來，信服的人也不多，因而沒有對美國的體制構成威脅。

通常認為，胡適是中國實驗主義的代表人物，同時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實，這兩種角色是有沖突、有矛盾的。我認同邵建先生的觀點，1926年胡適對蘇俄的看法如此走樣和他實驗主義的立場有關，是實驗主義使得他嚴重背離了自由主義的立場。此后，就政治主張方面來說，胡適自由主義的色彩逐漸加強，而其實驗主義的色彩則在淡化。不過，胡適究竟是如何處理實驗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關系的？限于學力，這里只能提出問題，無法回答問題。

作者：張書克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