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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國公司環境法律責任的國際立法現狀與不足

（一）立法現狀

國際社會對跨國公司環境污染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國際立法活動。規范跨國公司的國際法律制度目前有兩種類型：（1）間接規范：國家作為國際條約的締約者和權利義務的承擔者，并按照國際條約的要求對跨國公司的運營進行管理；（2）直接規范：跨國公司加入國際組織發起的準則，由這些“軟法”性質的準則約束跨國公司的行為。

1．間接規范跨國公司的國際立法努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以下簡稱“經合組織”）2000年6月27日部長級會議上，與會的成員國以及阿根廷、巴西、智利和斯洛伐克等國的政府通過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跨國企業準則》（TheOECD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以下簡稱“《跨國企業準則》”）是直接針對跨國公司行為的最新成果。《跨國企業準則》是經合組織《國際投資與跨國企業宣言》（Declarationon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MultinationalEnterprises）的一個組成部分，該宣言的目標是尋求國際投資自由化和跨國公司與東道國和諧運作的平衡。《跨國企業準則》在一些主要的活動領域為跨國公司制定出行為守則，但如同其他一些“指南”和“守則”一樣，并不是一個國際性的立法，只是經合組織給加入國政府在規范跨國公司營業行為方面的建議。

2．直接規范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國際立法行動一是聯合國的《全球契約》。它是由聯合國秘書長直接發起設立的。1999年1月31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促請與會的工商界領袖們一起加入一項國際性倡議———《全球契約》，與聯合國、勞工和市民社會一起支持普遍的環境和社會原則。2000年7月26日，《全球契約》正式實施。全球契約不是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為準則，它只是公司出于自愿的一種承諾。全球契約的核心是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和6個相關的聯合國機構，聯合政府、公司、社會團體和勞工這些社會因素，通過一種更透明的社會對話的渠道，通過集體行動的力量，塑造公司的社會責任，以實現一個更具可持續發展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經濟。二是聯合國的“負責任投資原則”。負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forResponsibleInvestment）是聯合國秘書長2005年發起邀請全球主要的機構投資者參與制定的一項投資原則，于2006年初開始接受簽署。該原則為機構投資者擬定了一個框架，在投資決策中綜合考慮環境、社會和治理結構，追求投資利益和社會目標的平衡。反映了歐美在公司社會責任投資方面的潮流，截至目前，有百余家的資產所有者、資產管理人和專業服務提供者宣布支持該原則，他們掌管的資產已經超過8萬億。

三是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在跨國公司環境問題方面的努力。世界銀行下屬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董事會于1999年5月通過了新的環境評估及信息披露政策，要求就承保項目對東道國的自然環境，人類健康和安全，社會領域（如因投資引起的居民強制拆遷及影響到少數民族生存、文化遺產的保存等）和跨國環境等影響進行評估，并公開評估的信息。如投保人違反東道國環境立法或MIGA的環境政策，MIGA有權拒絕或取消擔保。

（二）立法不足

1．現有國際法規則存在缺陷且新的國際規則達成困難重重。在規范的性質上，無論是直接規范還是間接規范，都是鼓勵和自愿性質。各國沒有遵守的義務，可以根據各自利益的需要選擇適用；在規范的內容上，多為原則性規定，可操作性不強。原因在于各國在法律傳統、文化、經濟發展狀況、國內法在跨國公司環境法律責任問題上的成熟度上的差異。為了保證國際規范得到最大范圍的認同，不可能制定細致的內容，只能選取各國已形成共識的原則，但過于原則的規范也制約了各國在具體執行中的效果。在法律構造上，過多通過國際規范指導和完善國內機制，以協調跨國公司產生的問題，沒有創設有力的協調機制、執行機制和監督機制，甚至爭端解決機制。雖然制定規范的各個國際組織都設立有相應的機構來負責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事務，但這些機構都只具備信息交流的功能。當前國際經濟法律制度特有的供給模式增加了國際立法的創制難度。在各國國內一般都有一個中央立法機構依靠公權力自上而下地制定和修改國內經濟立法，而在國際社會缺乏這樣的有權威的立法機構，各國只能通過相互之間的談判妥協同意，最終制定國際經濟條約。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兩種傳統的國際立法模式：基于各國明示同意而產生的國際條約和基于各國默示同意而形成的國際習慣，均難以滿足國際社會對經濟法律制度的需求。

2．現行國際經濟法律規范多由發達國家單方面制定，而跨國公司環境法律責任制度的相關規定影響最大的是發展中國家，缺乏發展中國家廣泛的參與，國際經濟法律規范無法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需求和利益，也無法得到發展中國家真正的響應和履行。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相對落后的經濟地位以及改善本國人民經濟狀況的迫切要求，決定了其對經濟發展的重視程度高于對環境保護的關注程度。在維護環境利益應以經濟發展為基礎這一觀念的指導下，環境權在與生存權較量的過程中必然退而居其次。加之跨國公司導致環境侵害的經營行為大都得到行政管理機關的許可，其客觀上對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的確起到了推動作用，其違法性更加難以確定。

3．跨國公司的母國和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制約存在困境。無論是母國還是東道國，作為主權國家都很難對跨國公司所帶來的全球性的負面影響進行有效的制約。從東道國方面來說，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相比較而言，跨國公司的實力反而更強大，而且在提倡減少政府干預的潮流下，東道國政府對經濟的行政干預越來越少。同時跨國公司帶來的資本、技術、貿易、就業等恰恰是東道國所尋求的。所以大多數東道國很難真正做到對跨國公司進行有效的監管。從母國方面來說，跨國公司本身是母國的國民，和母國有著密切的關系。跨國公司的發展一方面有力地促進了母國國內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成為母國對外政策的工具。擁有的共同利益使得跨國公司和母國的關系更多地體現為利益性合作，而缺乏對跨國公司的制約。

4．國際合作的力度不強。“環境問題的全球化進程，影響和削弱了主權國家在其領土上的控制力，而越來越需要國際合作。在處理全球環境事務時，首先，各國和政府考慮的是國家利益，其次，才是國際社會和全人類的公共利益，因而在環境領域各國很難達成一致，對于許多問題無法達成共識。”各國對自然資源擁有絕對主權，所以針對跨國公司引起的環境侵害，各國往往仰仗其對自然資源的主權原則，單純地從國內法的角度行使規制權，無視環境問題的全球性與整體性，造成國際法的效力在面對國內法時大打折扣。這些都表明，在環境保護方面，國際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國際合作的力度決定著環境保護的力度，而目前國際合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缺乏是導致環境保護不力，環境法律責任追究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完善跨國公司環境法律責任的國際法措施

（一）建立新的立法模式促進國際立法達成

目前國際上對跨國公司環境污染進行管制的法律文件都規定得過于模糊，缺乏實際操作性，而且還沒有一份國際法文件對跨國公司環境污染規制進行系統的規定，這顯然無法滿足管制目前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環境污染的需要。國際社會狀況的復雜性和特有的國際立法的供給模式以及跨國公司的特殊性，導致新的國際環境立法的達成困難重重。面對國際環境立法供不應求的現狀，通過新型立法方式促成國際立法達成成為一條重要的解決途徑。目前，可以歸納出的新型立法方式主要有以下五類：

1．“由少至多”的方式，即先在容易取得共識的少數國家之間達成國際經濟條約，然后通過各種方式將條約推及其他國家。

2．“由低到高”的方式，即允許各締約國對國際經濟條約進行寬泛的保留，形成一個較低起點的標準，然后在此基礎上展開后續談判，逐步提高各締約國承擔義務的水平。

3．“從軟到硬”的方式。各國參加國際經濟條約，意味著要對其他國家做出確定的承諾。為了保持本國內外經濟政策的靈活性，一些國家可能不愿為之，從而導致締約的失敗。反之，國際經濟“軟法”本身沒有法律拘束力，這樣的法不會對各國形成過大的壓力，有時反而容易得到各國的認同。

4．“從粗至細”的方式，即在起始階段先謀求達成一個原則性的協議，因這樣的協議只涉及對議題的基本共識，因而磋商的難度往往比較低，但可為各方后續談判具體的權利義務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礎。

5．“一攬子協議”的方式，即締約各方就多個領域、多種議題展開談判，并全盤接受談判達成的所有國際經濟條約。采取這種方式，可使談判成果通過盡可能地交叉贏得多數參與方的支持，即談判各方可以一些領域的妥協換取對方在其他領域的讓步。現行跨國公司環境保護的國際規范已經采取了五種新型立法方式中的前四種，如果跨國公司環境保護的議題能進入一個綜合性國際經濟組織的談判議題，發展中國家可以采用“一攬子協議”的立法方式，對抗發達國家提出的國際投資自由化的議題，這不失為推進投資自由化和跨國公司環境保護立法的一種途徑。當然，要真正在各國間達成跨國公司環境保護的國際法律規范并非只是立法模式的改變那么簡單，這將是一條困難重重的道路，不僅意味著要在國際法律規范體系內部進行多環節的改造，提升當前規范體系內國際文件的法律層級，還需要加強國際法層面的監督機制、執行機制，甚至國際司法層面的合作實踐。

（二）跨國公司母國承擔環境方面的國家責任

“國家責任，又稱國際責任，是國家違反其承擔的法律義務對其他國際法主體造成損害所應承擔的責任。”跨國公司在東道國造成環境損害的行為雖然屬于私人行為，但具有可歸責于國家的性質。這是因為在國際法上有一項基本原則：當私人的有關行為是出于該國控制之下時，國家應為其承擔責任。國家為私人行為承擔責任的根據是基于國家可以將私人行為置于國家的管轄和控制之下。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它處于母國的主權和司法的管轄和控制之下，母國對其行為有監管的義務，不得放任其造成跨界環境損害，而若由于母國監管不力而導致嚴重的跨國環境損害，母國則應承擔相應的環境方面的國家責任。“到目前為止，個人或者法人的國際法主體資格還沒有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環境保護是所有國家的國際義務，一國內可能造成跨界損害的活動，都經過國家的許可或者登記手續，即國家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增加環境負擔的活動。而國際法上有一個基本原則：當有關行為處于一國控制之下時，國家應為其承擔責任。”跨國公司承擔環境法律責任問題涉及諸多方面，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要解決好跨國公司所屬國在環境責任上的國家責任問題。只有解決了發達國家的環境責任承擔問題，才能真正期望跨國公司承擔環境法律責任在國際層面上有所突破。

（三）充分發揮環境非政府組織的作用

隨著環境問題的全球化，作為主權國家，無論是母國還是東道國，都很難對跨國公司所帶來的全球性的負面影響進行有效的制約。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以其獨特的權威性在國際環境保護領域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像國際自然保護同盟（IUCN），綠色和平組織等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在推動國際環境立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并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認可和一定的法律地位。

1．在條約的簽訂方面，環境非政府組織可以通過參與國際環境制度的制定，確立相應的機制以約束跨國公司。國際環境非政府組織具有的跨國性、中立性、公益性特征，使其在國際社會中具有更強的凝聚力和信服力。由于不是主權國家，沒有彼此之間的利益沖突，從而更易于促進各方的交流與合作，促進雙邊或多邊國際環境條約的簽訂，從而有效避免環境爭端的產生。在政府和跨國公司的談判中，環境非政府組織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

2．在糾紛解決方面，環境非政府組織具有公益優勢、知識優勢和機制優勢，彌補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在這些方面的欠缺，根據公眾的要求和處理環境糾紛的需要，以不同的身份參與調查研究，提供相關的信息和資料，并利用專家優勢和技術實力，為環境糾紛的利益相關者和糾紛的妥善解決提供援助和建議，從而促進環境爭端的順利解決。

3．在裁決的執行方面，以外交方式解決國際環境爭端達成的協議都不具有強制執行力，環境非政府組織能夠利用自身具有的強大的全球環境監測系統，對協議和裁決的執行情況實行監督，進行科學的評價和分析，以達到與協議和裁決強制執行同樣或更好的效果。此外，通過資金和技術援助，幫助發展中國家協議和裁決的落實執行，控制污染物排放，減少跨國環境損害，強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4．在促進政府行為方面，環境非政府組織積極與政府進行合作，憑借自身所具有的知識資源、技術條件和民主影響力，向政府提供更切合實際更利于民眾接受的政策建議，促成政府和民眾達成共識，以此促進政府相關政策的推廣與執行，加強政府對跨國公司行為的約束力度。

5．在經濟發展模式方面，環境非政府組織通過宣傳教育提高消費者的環境意識，制定策略引導消費者的消費偏好和消費行為，進而影響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企業的產品銷售，最終將會引導跨國公司在內的各個企業的生產朝著環境無害化的方向邁進，引導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從根本上避免跨國環境糾紛的發生。

（四）加強國際合作

環境問題，特別是臭氧層破壞、溫室氣體排放等全球性環境問題是沒有國界的，在一個國家或者某些國家造成的污染，其惡果可能由其他國家甚至全人類來承受，因此對于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環境污染造成全球整體性的危害環境問題，更需要各國的積極合作來解決。針對跨國公司的跨國性，東道國跟跨國公司母國之間、東道國之間應加強環境合作，共同預防和減少跨國公司的環境污染。還要充分發揮聯合國、其他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的作用。

作者：張淑蘋李玉國單位：河南科技學院人文學院法律系河南師大方正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