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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處于后立法時代的中國公司法發展之路中面對的最主要任務，是該怎樣實現由文本主義公司法轉變為實踐主義公司法的目標。其關鍵之處就是轉變公司法的可訴性。現行的各項公司法無論是在程序設計層面還是在實體法層面均表現出可訴性劣汰。如果要改善這種狀況，就需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視域雙管齊下。宏觀視域立足于改變現有公司法的邏輯方式，從路徑設計方面改變公司法方向;微觀途徑通過對公司法實體價值重新把握，具體的做法是針對公司法可訴性提出一些創造性的構想，使其能達成將實體法、司法介入和主體參與這三方面合而為一的新型公司法可訴性邏輯的最終目標。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提升我國司法發展。

關鍵詞:后立法時代;法律解釋;公司法

可訴何為法的可訴性:法的可訴性是指基于法律規定，法律關系的主體在自身法律利益是收到損害時，可通過法院訴訟來尋求救濟。深入解釋一下就是:法律的可訴性是指在實體法層面上的可訴性，法律本身的可爭訟性經常會涉及法律的違憲審查問題。法的可訴性主要包含以下四點:(1)法的可訴性對象是社會糾紛;(2)法的可訴性實現基于糾紛主體自愿的選擇;(3)法的可訴性實踐方式是司法;(4)法的基本屬性中就有法的可訴性。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法的可訴性這一天然屬性也是現代法治國家所制定出的法律共有的基本特征之一。不過實體法上的可訴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法的可訴性，如果將兩者混淆就是以偏概全了，在實際認識中，實體法的可訴性是歸于法的可訴性范疇之內，這里的法的可訴性知識一種狹義的認識。廣義層面的法的可訴性要同時包括實體法的可訴性，和實現法的可訴性。也就是說，實現法和實體法的兩種可訴性既是相互聯系的又是存在區別的，唯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才能達成法的可訴性的落成。

一、對已有公司法可訴性現狀的反思

法的實體性側重于保證法條判斷是非的屬性，也可以被糾紛主體作為依據訴求于法院，整個過程處于一種靜態，而實現法則作為一個用于解決糾紛的機制，相比較之下，實現法更為宏大并且有動態有靜態，操作過程中除了法律本身的可訴性參與之外，還需要糾紛主體的自愿選擇和司法實踐同時參與;從這里能夠看出，兩者的關系是，后者是前者的基礎，而前者是后者操作的的具體路徑。將概念性的問題解釋清楚后，我們回到主題———公司法的可訴性究竟是何物，我覺得公司法的可訴性是指公司法不但具備的判斷主體之間糾紛是非的能力，并能夠使爭議進入正常訴訟程序的屬性，除此之外，還要有能夠實現這些要求的具體途徑和手段。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公司法滿足以下兩個要求，①實體法的清楚規定、司法保證有效、糾紛主體能夠方便參與。②具體內容的制定上，實體法的規定做到以下兩個要求，第一，公司法要能夠判斷利益主體間具體糾紛是非的功能。第二，在作出判斷后，公司法相關條文能夠將爭議對象付諸于具體訴訟程序，達成以上兩點后，就能夠將現有法律體系中一些僅具有價值判斷功能但無法將訴諸對象付諸于程序救濟的條款剔除出來。

(一)為什么要健全公司法可訴性

之所以要健全公司法的可訴性，我們是為了能夠架起一條溝通法條和實踐的橋梁。法律是用于規范外部行為和適用于法院在具體程序上能依據的社會規則的集合。從目前世界各現代化國家制定的公司法實踐情況來看，公司法的功能顯現出實體性與程序性逐漸分開的趨勢:法的功能性是給各法律實體提供具體規則的。而法的程序性則是為了解決公司內部的沖突而存在的。從某個層面上來講，實體性是公司法的“靜態功能”，形成整套框架和規范;程序性是公司法的“動態功能”，用于解決糾紛。無論是靜態還是動態，都只有在實現公司法的可訴性的基礎上才能得以實現。所以說，實現公司法立法本意的根本就是實現公司法的可訴性。在2005年我國對公司法的重新修定過程中，由于已經累積了大量的先進理論，又大量的借鑒國外最新成果，使得當時所制定出公司法成為了整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公司法。不過在先進的制度也需要之制定后不斷的修改更迭，保證法律適用對象的有效性，法律的尊嚴來自于執行，只有將公司法從法條中拉下來真正用于實踐，法條的設定目標才能夠得以達成，而要做到這種轉化就需要公司法的各類踐行主體能夠廣泛參與實施。公司法的可訴性價值體現于能夠連接法條和法律實踐，正因如此，在制定完公司法的后立法時代也就是今天，如何檢視、健全公司法的可訴性就成為了公司法修訂工作的方向和重點。

作為針對零五年版公司法修改的突出點之一，曾經廣受批評的“現行公司法缺少可訴性”這一問題得到了解決，此方面的細節過程有著嚴密的條文設計，對于存在的“股東權利及救濟”相關問題進行了詳細的擴充和細化，只公司法法條，“法院”一詞出現的頻率從原來公司法的9處增加為23次，從這個側面可以看出公司法在實體規范層面已經增加了對法律行為可訴性的注意。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也應注意到，公司法內含的一些實體性規范，因為缺少清楚的行為要素、糾紛解決途徑、責任后果以及訴訟運行機制，使得公司法的實際可訴性無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實現。為解決這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臺了若干個相關的司法解釋，以期能夠為法院的具體審判行為提供詳盡的裁判依據，不過司法解釋的頻繁出臺不僅僅有“越級造法”之嫌，在實際操作中其實并不能作為規范對公司法裁決工作起到導引。此外從司法介入的角度來講，只到今天公司糾紛的訴訟案件還都沒有被完全納入到民事訴訟法的范圍里，但由于中國現行的所有訴訟程序都是以傳統的民事糾紛作為基礎的，公司法像現在這樣一直不同于一般民事實體法所有的可訴性特質和公司法相關案件的審判過程造成法官會有意無意的忽視，這樣的現狀使公司法的可訴性轉變變得困難。

(二)公司法可訴性轉變的思考

目前，對于公司法可訴性該如何繼續推行的研究讓人擔憂。從時間上來說，對于公司法可訴性討論的集中時間段是在零五年公司法修改前，而現在時間有過了十年之久，社會狀態和法律適用性發生了許多的變化。從研究路徑來說，習慣于將公司法的可訴性討論話題單純地歸置于公司訴訟，如何糾紛解決這類卷帙浩繁的大命題上，而對于真正可以推行公司法的可訴性細節卻鮮有涉及，還有很多學者和律師傾向于利用自身經驗對某一單一理論進行閉門造車使得鉆研，從而失去對整個公司法可訴性改進的宏觀把握。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至今為止學界還沒有一本專著來講述零五年以后公司法可訴性方面的現狀、造成其現象的深層原因和具體的應對方式相關的系統性研究，使得現在理論層面我國既缺乏公司法可訴性的實證分析，又缺乏關于進行公司法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立法與解釋論并駕齊驅的探討，不得不承認我國現在對于公司法研究存在著重大理論缺失。

二、造成我國現階段公司法可訴性遲遲不能有效推行的原因

根據2006年至2010年海淀區審理的有關公司法訴訟的案件，自從新公司法正式實施以來出現了以下諸多特征:一、公司案件的數量呈上升態勢;二、案件類型增加;三、公司訴訟案中保護股東利益的趨向明顯;四、相關案件涉案利益主體呈現多元化。五、連環訴訟情況較多、串案現象明顯。歸納起來就是，公司案件審判愈加復雜，案件審理難度大，公司法可訴性問題急需解決。

三、應對公司法可訴性推廣困難的一些想法和對策

(一)始終以保護合法權益作為以后修改公司法的理論起點和立足點。

(二)為了改變現行的公司法所出現的的弊端，應該取消對國有公司裁判時的照顧，把公司法調整的重心鎖定在普通的公司或者另行制訂《國有企業法》或《國有企業改革促進法》，恢復公司法作為一部商事法的立法初衷。

(三)改革公司法的一部分制度，不分公司類型(特殊單位除外)，一概推行準則制，配合“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指導，降低公司的設立門檻，吸引更多的創業者創業，同時簡化。

(四)強化對中小股東合法利益的保護，明確股東之間利益分配的各項權利如:剩余財產分配權、新股認購優先權、股份回購請求權、提案權、質訊權使中小股東的權利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證，運用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的合法利益。

(五)通過相關指導性文件，規定清楚董事會的相關義務與責任，充實監事會的權力，提高監事會地位，強化監事的執行力和獨立性。(六)就零五年公司法推行以來的實際情況，認真展開探討，分析其中的創新和成效，結合當下的實際情況，及時修改相關的法律條例。

四、結語

現階段我國針對公司法可訴性問題應該做的措施應該是與時俱進的進行司法修訂逐漸放松政府對公司的管制，幫助公司強化和完善其內部的監控手段，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將知識經濟作為我國對于公司法相關法律修訂時候的基本指導方向。對公司法的修訂工作必須要著眼于如何建立我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要能夠充分滿足市場經濟的要求。要滿足以上幾點要求，這需要相關工作人員在進行公司法的有關修訂時能夠正確地界定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政府是幫助市場平穩發展的保障，而不是阻礙市場發展的壁壘。取消之前所實行的一些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限制條例，減少對公司某些過于嚴格但又沒有意義的限制，增加企業的自治能力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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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海悅 單位：揚州市職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