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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闡述翻譯學的學科歷史與發展現狀，以及翻譯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密切聯系，從五個方面分析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翻譯學研究的指導作用。認為翻譯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又反過來指導并推動了翻譯學的學科建設與研究開展。在翻譯學研究中，應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以促進學科更好地發展。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翻譯學；指導地位

一、引言

語言是人類的一種工具，而語言學卻是一門科學。同理，翻譯是一種藝術，而翻譯學卻也是一門科學。人類翻譯活動具有悠久的歷史，而翻譯學卻比較年輕，如今是高校外語學科譜系中的“朝陽產業”[1]。真正在科學層面上對翻譯進行研究發生在二戰以后，1972年，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大會上，美國裔的荷蘭翻譯家霍姆斯（JamesS.Holmes）提交了《翻譯學的名與實》（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Studies）一文，被稱為翻譯學的獨立宣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翻譯學迅速發展并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在我國，九十年代經歷了一場關于翻譯學科的學界大討論，最終翻譯學在高等教育體制中獲得了獨立學科地位。1993年北京外國語大學培養了第一名用翻譯研究作學位論文的博士[2]；1997年我國內地第一個翻譯系建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04年正式建立獨立的翻譯學學科點（二級學科）；2006年首次招收本科翻譯專業學生；2007年設置了翻譯專業碩士學位（MTI）[3]；此外也有學者呼吁給翻譯學這一跨界學科以一級學科地位[4]。翻譯學的迅速發展不是偶然的，因為翻譯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翻譯的作用在一個民族的文化轉型時期尤其重要，其功能沒有其他學科可以替代，它與一個國家的現代性和民族振興息息相關”[5]，一個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很多時候都是和翻譯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作為起源于歐洲的理論體系也與翻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是翻譯為我們帶來了馬克思主義，并促進了其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又反過來指導并推動了翻譯學的學科建設與研究開展。

二、翻譯學之于馬克思主義

1945年5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同志曾說過：“不要輕視搞翻譯的同志，如果不搞一點外國的東西，中國哪曉得什么是馬列主義？”[6]“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以說，翻譯為新中國的成立立了頭功，沒有翻譯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翻譯也就沒有新中國。是翻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介紹到了中國，為中國帶來了新思想，引發了中國社會的新思潮，為中國青年指明了一條救國救民的新路徑。1903年趙必振翻譯出版了日本福井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成為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1920年陳望道翻譯了《共產黨宣言》，成為將其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這些譯作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起了推動作用。然而，將馬克思主義翻譯到中國，遠非僅是語言符號的簡單轉換，其中核心術語的翻譯更是體現了翻譯學研究的重要性。例如馬克思主義核心術語“Proletariat”即是一個例證。“Proletariat”和“Proletarier”所表達的含義是城市里掙工資的工人階級，其對立面是資產階級。這里有個范圍限制，即必須是城市之中，但漢語中用哪個詞匯來翻譯該詞卻成了一個問題。德國漢學家李博考證了中國早期的一系列翻譯方式[7]，如宋教仁的與日本譯法一致的“平民”，以及朱執信自創的“細民”。而“無產者”的譯法是1919年出現的，日本人KawakamiHajime翻譯《共產黨宣言》時第一次使用了這一譯法。后來將這一詞借用到漢語來，“無產者”或“無產階級”逐漸成為“Proletariat”的標準譯法。然而的“無產階級”比馬克思主義的“Proletariat”含義要廣，因為主張“無產階級的中華民族”，即中國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民族”。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即聲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1922年6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為無產階級奮斗，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黨”，但是當時對“無產階級”的理解還是局限于“現代工業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忠實理解與翻譯卻為中國革命帶來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慘痛教訓，因為中國的國情與歐洲國家不同，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城市里的工人階級力量較弱。然而廣大農村地區的農民卻是革命的潛在力量，于是將農民也納入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之中，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這樣“Proletariat”終于有了正確的翻譯方法，包括譯語詞匯的選擇以及詞匯內涵和外延的界定。馬克思主義核心術語的翻譯過程其實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不考慮國情及其它影響因素的單純符號轉換很多情況下是一種對原文的誤譯與顛覆。

三、馬克思主義之于翻譯學

馬克思主義有賴于翻譯在中國得到傳播與發展，反過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又對翻譯學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這種指導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首先，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實踐活動也是一種客觀實在，作為實踐主體的人具有認識能力，實踐決定認識，是認識的唯一來源、是認識的動力、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是認識的目的。反過來，人類的認識反作用于實踐，充分體現在作為認識的高級形式的科學理論對實踐的巨大指導作用上，科學理論能夠認識事物的本質與規律，能預見未來端正實踐的方向，能推動實踐的創新[8]。在翻譯學的建設過程中，一度出現過質疑，甚至一些老翻譯家也提出“翻譯無理論”或“翻譯理論無用”。翻譯并非是語言符號的簡單轉換，上節已討論過。人類的任何實踐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都必然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理論，翻譯作為具有幾千年歷史的人類實踐活動也不例外。譯者在其翻譯實踐中形成感性認識并產生某種翻譯思想，如果再經過系統地歸納和升華，這些碎片式的感性思想就會形成某種翻譯理論，為其他譯者提供啟示。從事不同翻譯實踐的不同譯者會從不同的角度針對不同的時空范圍、不同的翻譯目的等提出不同的翻譯理論。所以對人類整體而言，在翻譯實踐基礎上會產生相應的翻譯理論，然而對于個人而言，可以沒有某種類型的翻譯實踐而直接學習他人基于實踐提出的理論。當然一位譯者也可以不學習理論，僅靠感性認識從事某一領域內的翻譯實踐，然而這是一種盲目的實踐，因為翻譯理論對翻譯實踐具有的反作用，并不僅僅表現為規范和指導翻譯實踐、提高譯者的翻譯實踐水平，翻譯理論的反作用還表現為揭示翻譯活動的本質與規律、描寫和闡釋各種翻譯實踐現象、啟發和預測未來的翻譯實踐活動[9]。選擇哪一種翻譯理論應該由具體的實踐類型而定，因為不同的翻譯理論具有不同的適用范圍。

對翻譯理論的研究體現了人類自身實踐活動的自覺性和對翻譯本質、自身思維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原理為翻譯理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其次，唯物辯證法認為物質世界及其萬事萬物既是普遍聯系的又是永恒發展的，兩者的統一構成世界的歷史演化過程。這要求我們堅持聯系的、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反對思想的孤立、片面、靜止與僵化。人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是完全孤立地發展，老死不相往來，其實自從遠古時期，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之間就已經產生了聯系與交流。因此翻譯研究應具有人類文化交流的視野，爬梳翻譯史中不同文化的碰撞，探討不同文化的異同以及文化間的相互影響。同時，翻譯的語言轉換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語言的轉換受諸多因素影響，如意識形態、贊助人、詩學、原文作者、譯文讀者、文本體裁甚至譯者個人品味等。因此翻譯學既要有“顯微鏡”的微觀文本研究又要有“望遠鏡”的宏觀文化研究，兩者并行不悖，共同推動翻譯研究的開展。翻譯研究又應堅持發展的觀點，在對翻譯的功能、翻譯的定義以及新舊翻譯理論的認識上均應如此。在如今經濟一體化、文化多樣化的全球化時代，翻譯學應肩負起跨文化的傳播與闡釋以及協調不同文化的重任。翻譯研究應響應時代的呼喚，打破強勢文化的話語霸權，為弱勢文化爭得展示自我的舞臺，挽救瀕危文化使其獲得再生，真正達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大數據、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使得翻譯對象、工作模式、工具手段、譯介方向等都發生了巨大變革，因此我們對“翻譯”的認識也應與時俱進，否則固守落后狹隘的“翻譯”定義，并以此規范約束和評判各種翻譯實踐活動與理論研究，必然會阻礙翻譯學的發展。再者，中西方的各種翻譯理論，都有其產生的特定歷史背景和理論基礎，都是為了滿足人類某一時期翻譯實踐活動的要求與召喚，隨著實踐活動的發展應該有新的理論不斷涌現。因此，翻譯研究要重視理論創新，而新理論與舊理論只是研究視角不同，新理論不一定要取代舊理論。我們既要用積極開放的心態去迎接新理論，又要用歷史發展的眼光去正確認識舊理論。

第三，矛盾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與核心。矛盾既有普遍性，事事有矛盾時時有矛盾，同時又有特殊性，不同事物的矛盾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特點。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要求我們堅持辯證的一分為二的視角看問題，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們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避免一刀切與絕對化。在如今的大數據時代，單純依靠譯者個人或幾個人合作的人工翻譯已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于是機器翻譯頗受重視，甚至有人驚呼機器可以取代人并使譯者全部下崗。然而機器翻譯是一把雙刃劍，即使存在能處理一切文本的全自動高質量的翻譯機器，在消除語言障礙的同時，也會導致人類語言及交流能力的退化，“科學的目的是造成人的能力退化，并最終替代人。從長遠看，計算機的產生是人類最終要毀滅人類自己的一個前奏，因為人類的每一個進步，都要以另一個方面的退步為代價，沒有這一步，最終計算機還是不能消滅人”[10]。一種外語代表一種新的世界觀與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外語習得以及人工翻譯也是一種世界觀與思維方式的鍛煉與提高。人類應該成為機器的主人，不能讓機器造成我們自身能力的退化。然而如今的翻譯機器只能處理“一些重復性的、低檔次的、專業性比較強但規律性比較突出的翻譯”[11]，幫助譯者提高工作效率，對于文學翻譯等較為復雜的翻譯還是無法勝任的。又如，人們談及翻譯理論時，出現言必稱嚴復的信達雅以及言必稱奈達的動態（功能）對等的絕對化傾向，殊不知，翻譯理論并非都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林克難教授論述了翻譯理論的普適性與唯一性[12]，他認為只有卡特福德的語言系統論和格特的關聯理論具有普適性，其余的翻譯理論都有唯一性，都針對特定的時空范圍、翻譯目的和文本體裁等。嚴復的信達雅實則是達旨術，為的是向面臨亡國滅種危險的中國傳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而奈達的動態（功能）對等是針對圣經翻譯而言，并不一定適用于其它類型的翻譯。總之，對待翻譯技術要堅持辯證的視角，學習翻譯理論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第四，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活動的主體是人，人具有主觀能動性，表現為實踐的目的性和意識性。“實踐的過程和結果都要貫徹主體一定的目的、意志、認識，實踐不是同主觀活動無關的盲目的客觀活動”[13]。翻譯作為人類的一種實踐活動，譯者在其中也發揮了一定的主觀能動性，不同的譯者會選擇不同的源文化文本進行翻譯、會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以及會有不同的譯文風格。然而，在原文至上的觀念束縛下，譯文一度被認為是原文的復制品，翻譯被看作是次要的、派生的活動，譯者在翻譯中的能動作用得不到認可。前蘇聯作家阿納托里•金指出，音樂是在作曲家心靈中誕生的，通過音符樂譜固定下來，并在音樂家和指揮家的演出時獲得物質的和感情的生命。同樣，一部原文作品是由原作者創作的，通過鉛字印刷到紙面上固定下來，只有通過譯者用另一種語言翻譯時，該作品才能成為另一種語言的現實。音樂家和譯者起了同樣的作用，前者借助和諧的樂音把作曲家的思想和激情帶給聽眾；后者借助和諧的語言，向自己的讀者揭示外國作者的構思和感情[13]。不同的音樂家會演奏出不同風格的音樂，不同的譯者也會翻譯出不同風格的譯文，兩者都是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創造性活動。又如，中國共產黨首任書記陳獨秀曾與蘇曼殊共同翻譯雨果的《悲慘世界》，他們沒有完全照原文翻譯，而是在譯文中加入一個人物———俠客“男德”。“男德”的諧音是“難得”，那個時代什么樣的人難得呢？因為“五四”運動之前對孔孟之道有過嚴厲批判，所以譯文中加入“難得”是為了以法國青年的口吻來批判孔孟[14]。譯者通過翻譯既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又保護了自己，因為他們可以說那些批判孔孟的話是小說中的“男德”說的！這樣的翻譯難道僅是原文的簡單復制嗎？又如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歌《自由與愛情》，殷夫的漢語譯文對原詩改動較大，但卻成為朗朗上口的好詩，激勵著一代代革命志士，為大眾熟知。

相反，興萬生的譯文對原詩較忠實，卻沒能產生較強的社會影響力[15]。這說明原文并非總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而譯者在翻譯中的能動作用卻直接影響著譯作的接受。最后，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主要表現為社會意識發展水平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發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這一原理既有助于我們端正對待中西方文化的態度，又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翻譯的社會文化功能。首先，近代以來中國在軍事、科技、經濟等方面落后于西方，以至于五四時期中國傳統文化遭到完全否決，被視為落后的與腐朽的。但是社會意識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經濟等方面落后并不代表社會意識也必然落后。我們應該端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傳承與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資源。應該堅持文化自信，探尋傳統文化對于當代中國的現實意義，并努力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另一方面，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的發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先進的社會意識具有超前性、預見性，能科學預見社會發展的趨勢，成為人們實踐的向導，先進的社會意識還能對社會發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這啟示我們應該重視翻譯的社會文化功能，不斷汲取人類不同文明的積極因素，提高我們自身的社會意識，為當下的社會發展服務。

近代以來，秉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念，中國通過翻譯努力吸收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清末林紓翻譯了一百多種外國小說，為“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做了準備和鋪墊。魯迅也是一位翻譯家，他的翻譯作品比全部著作的字數還要多。魯迅將翻譯視為一種文化改造的手段，通過外國文學的翻譯來變革中國的文學，從而達到改造中國文化，改造落后國民性的目的[16]。馬恩列斯理論也是翻譯為中國帶來的新思想并為中國革命開啟了新的一頁。這些都是翻譯的社會文化功能的體現，馬克思主義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原理有助于我們增強翻譯活動中的文化自覺。推出與宣傳自身先進的社會意識以參與世界文明對話，引進和介紹他者先進的社會意識以促進自身社會存在的發展，這也是翻譯義不容辭的責任。四、結語本文首先簡要介紹了翻譯學的學科發展和現實狀況，進而詳細探討了翻譯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密切關系，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翻譯學之于馬克思主義；其二是馬克思主義之于翻譯學。文章指出，翻譯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翻譯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與中國化。反過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和研究開展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原理使我們對翻譯理論有了正確的認識；普遍聯系與永恒發展的觀點使我們在翻譯研究中能夠做到深入全面和與時俱進；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使我們能夠正確認識翻譯技術以及翻譯理論的普適性和唯一性特點；實踐主體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觀點使我們能夠正確認識翻譯活動的創造性特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原理使我們能夠端正對待中西方文化的態度以及重視翻譯的社會文化功能。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可以使翻譯研究變得更加深入與全面，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翻譯學研究中的指導地位，促進翻譯學的更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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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建寧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