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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推定,是近現代物權法上頗具特色的一類規范,大陸法國家(地區)的民法典大多對此有所規定[1]。它包括兩種形態,即占有權利(所有權)之推定與不動產登記簿之權利推定,其義大致為:不動產依其登記簿、動產依其占有而有權利之推定力。[2]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制定之初,學者們曾建議借鑒德國法系的立法經驗,全面確立權利推定規范[3]。該建議雖一度得到立法部門的有限接受———認可了占有權利之推定[4],但其后卻完全被擯棄。權利推定規范于今日世界仍遭受如此斷然的“封殺”,不失為比較法上的有趣現象。與立法者的冷酷相比,司法者對權利推定實則早已“溫情脈脈”,雖然無實定法上的規范基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0年即明確接受了不動產登記簿的權利推定規則[5];另外,從最高人民法院有關人員對《物權法》的注釋意見看,占有權利之推定仍為審判實踐中深受重視的問題。[6]鑒于權利推定規則于現代物權法上的不可或缺[7],完全可預知的是,面臨訴訟裁判壓力的各級法院,仍會沿襲舊習采用權利推定規則。文本無意于拾人牙慧重述物權法上權利推定的必要性,也不想逾越法學之門分析檢討立法機關棄絕權利推定規范的政治或社會原因,而旨在深入探討權利推定于物權法上的基本功能。該問題至今以如下兩子問題的面目于中外學者間仍存在重大分歧:一是推定力與公信力之關系,二是占有權利之推定與善意取得制度之關系。上述問題實際上既關涉著善意取得制度或公信力制度的規范功能,又與權利推定的性質、功能、依據等緊密相關。為不使分析流于散亂,本文主要以權利推定規則為支點對上述問題展開論述。

一、權利推定的意義與類型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民法學界一直存在著這樣的看法:推定力是公信力的基礎[8],或公信力是推定力的邏輯延伸[9]。從立法上看,德國、瑞士及我國臺灣地區在分別確立不動產登記簿之公信力與善意取得制度時,也規定了不動產物權的“法定推定”(GesetzlicheVermutungen)與“有利于占有人的所有權推定”(EigentumsvermutungfuerBesitzer)規范。依作為瑞士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立法范式的《德國民法典》看,土地登記簿之公信力規定(第892條)在條文序列上明顯緊隨不動產物權的法定推定規定(第891條)。對此兩項規定,如僅作直觀地觀察,推定力與公信力于規范體系脈絡上似乎存在某種關聯。但是,如將此種法律解釋方式運用到對瑞士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的理解上,則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理由是,依《瑞士民法典》,“占有不動產的權利推定”(第937條)與不動產登記簿的公信力(第973條)在體系上完全分離,前者被規定在占有章(第二十四章),后者被規定在不動產登記簿章(第二十五章);至于我國臺灣地區,其“民法典”根本未規定不動產登記簿的權利推定。顯然,對于推定力與公信力之間的關系不能僅從立法形式去作判斷。二者之間具有怎樣的關聯,須依它們各自的功能而定。眾所周知,公信力制度旨在解決交易中的善意保護問題,而關于物權法上的權利推定的功能,依現在的情況看,大多數人對此尚缺乏清晰的認識。

（一）權利推定的意義

推定是一種法技術方法,依《法國民法典》第1349條的規定,“推定系指法律或司法官依已知之事實推斷未知之事實所得的結果”[10]。按其存在依據,推定有法律上的推定與事實上的推定之分。法律上的推定,是立法者將其認為最為重要的事實上的推定予以法定化的結果[11],它可分為,可反駁的推定(wid-erlegbareVermutung)與不可反駁的推定(unwiderleg-bareVermutung)。二者的區別在于,一般而言,不可反駁的推定沒有證明或證明責任后果,它事實上就是直接導致實體法律后果的規范。在此方面,它的作用與法律上的擬制是一樣的。[12]對于不可反駁的推定,立法者的考慮是,推定的基礎和推定的事實與現實生活在原則上是一致的。[13]我國《合同法》第74條的規定———“當事人對合同變更的內容約定不明確的,推定為未變更”,即為不可反駁的推定。可反駁的推定,是可依一定的要件事實予以推翻的推定,對于受推定之不利影響者而言,如果要想反駁可反駁的推定,就要承擔證明的風險。

權利推定屬法律上的可反駁的推定之一種,其意思為,以某種特征之前提(前提事實)為依據,推定一個權利之存在。[14]權利之存在包括,權利存在與權利不存在兩種情形。權利推定因此也可以說是,法律以一定的基礎事實直接推導出一種權利狀態。權利推定規范在《德國民法典》上有多處規定[15],第891條關于不動產物權之權利推定與第1006條關于動產所有權的權利推定,僅為其中的兩項規定而已。我國現行民事法律也有多處采用了推定這種立法技術,如《合同法》第78條、第125條第2款的規定。

權利推定以有明確的前提事實為條件,如《德國民法典》第1006條的所有權推定,須以對物的現實占有為前提。權利推定的對象是某種權利或法律關系的現時存在或不存在,不是推定某種權利以何種方式獲得,或某種法律關系以何種方法產生,而是推定其存在與否。就《德國民法典》第891條第2款的法定推定而言,其效力不是推定,在土地登記簿上注銷的權利未產生或消滅,而是推定其不存在。更確切地講,權利推定是對現時法律狀況的推定,而非是對法律后果的推定,法律后果僅以權利的產生、妨礙、排除或消滅為內容,沒有以權利的現時存在或不存在作為法律后果的法律規范。法律規范只是規定了權利的產生、妨礙、消滅和排除。權利的存在是從存在權利形成規范的要件和不存在權利妨礙、權利消滅和權利排除規范的要件中推定的。[16]權利推定的效果是,受益于推定的一方當事人只要依據推定的原始事實(如不動產登記簿之登記狀態、動產之占有等)提出權利存在或不存在的主張即可,除此之外,其無須就權利產生或消滅的要件提出主張,更無須對此加以證明。對方當事人要想反駁該推定,必須提出能夠證明推定不正確的事實條件。在此情況下,法官只要適用推定規范,并根據推定規范的前提條件,在反對的一方當事人就推定的正確性提出異議前,將權利或法律關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作為判決的基礎即可。因此,權利推定就是對法官的直接命令,也就是指示法官從方法上如何解決問題。權利推定十分準確地命令法官,把某個既定的要件事實視為已經被證明,盡管實際上法官無法從生活事實中獲得對該要件事實的心證。[17]

(二)物權法上的權利推定

現代物權法上的權利推定,肇始于德國古法(日耳曼法)的占有制度,系統形成于《德國民法典》(第1006條[18]與第891條[19])。其規范模式為,以動產與不動產之區分為基礎,分別確立動產占有的所有權推定與不動產登記簿的權利推定。《瑞士民法典》(第930條與第937條)在稍作變通后繼受了德國法模式。不過,當其傳至日本時,物權法上的權利推定制度卻發生了明顯的變異,即關于占有權利之推定,《日本民法典》(第188條[20])以對物的占有為基礎,確立了統一適用于動產與不動產的占有權利推定規范;以登記為物權變動之對抗要件的不動產物權,則不存在權利推定。中華民國于1930年頒布的民法典,受日本法影響,僅于其943條規定了非常類似于《日本民法典》第188條的“占有權利之推定”,而對不動產登記簿的權利推定根本未作規定。《韓國民法典》(第200條)同樣接受了日本法例。

因此,以民法典的規定來看,物權法上的權利推定大致可區分為歐洲與東亞兩種立法模式,該兩種模式在兩方面存在重大分野:一是德國與瑞士皆確立了權利推定的兩種形態,而日本、我國臺灣地區及韓國僅確立了占有權利之推定;二是僅就占有權利之推定而言,德國、瑞士(主要是德國)與日本、我國臺灣地區和韓國,在以下方面也存在明顯區別:(1)在德國與瑞士法上,占有權利之推定有一般規則與特別規則之分,一般規則即為動產占有的所有權推定,而關于其他動產物權的權利推定則另有特別規定,但其“絕不能擴及于因行使一項債權,而對物實施占有之占有人”[21];而在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占有的權利推定對于動產與未登記之不動產、以及以不動產為標的的債權,均可適用。當占有權利之推定不限于所有權推定時,占有權利之推定,依其所行使者的意思而定,以所有權人意思行使其權利于占有物時,推定其有所有權;以租賃意思行使其權利于占有物時,推定其有租賃權。(2)在德國,動產占有的所有權推定不適用于占有物被盜、遺失或者以其他方式丟失的前占有人,但占有物為金錢或者無記名證券的除外[22];但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并未采納德國法的做法,它們不問占有人取得占有是否正當,占有是否存在瑕疵,占有權利均在推定范圍內。(3)根據《德國民法典》第1006條第1款的規定,占有的所有權推定須有利于動產占有人[23];而在日本與我國臺灣地區[24],占有的權利推定并非僅限于“為占有人之利益”,“占有權利之推定,乃基于占有之表彰本權之機能,而非單在占有人之保護,故不僅為占有人利益而設,對其不利益亦得適用。”[25]

另須特別注意的是,占有的權利推定在適用上存在如下限制:占有人之占有如是受移轉而取得的,對于為移轉之前占有人,不得主張占有權利之推定,《瑞士民法典》第931條第2款對此有明確規定[26]。原因在于,占有權利推定規范,是以權利蓋然性為基礎,基于占有之表彰本權機能而生,故其推定系以對于所有權人或移轉占有之前占有人以外之第三人關系為前提。依德國的立法與學說,物權法上的兩類權利推定在效力上存在明顯差異。不動產登記簿的權利推定具有雙重效力,即(1)積極效力———在土地登記簿上,某項權利被為某人的利益而登記的,推定為此人享有該項權利;(2)消極效力———在土地登記簿上,某項已登記的權利被注銷的,推定該項權利不存在。而占有的權利推定,僅具有積極效力,即動產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的權利,推定其享有此項權利。另一個差異是,占有的權利推定,僅僅有利于占有人,且主要為所有權推定,因為動產主要是所有權的客體;而不動產登記簿的權利推定,完全有可能不利于被登記人,因為土地登記簿中所體現的法律關系,任何人均可主張,并且,由于不動產之上可以建立復雜的物權類型,不動產登記簿的權利推定,除所有權外,還包括土地登記簿中登記的各種不動產他物權。上述差異產生的根本原因為,不動產權利的推定以不動產登記簿的記載為基礎,推定在客觀上可以多種多樣;動產權利的推定是一種基于經驗事實的推定,占有之事實只能概括地顯示某種權利(所有權),而不能清晰揭示占有物上的權利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