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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權力概念本身的考察，把對權力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建構起一種對權力多方位認識的模型。同時，提供了一種根據概念提供的思路研究事物的方法，并用福柯系譜學的權力觀對女權主義做了深入的研究，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不同理論之間的方法是可以相互借鑒的，方法論的融合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益處。

關鍵詞：權力；多面性；權力觀；方法論

“權力”是政治學的核心概念，自馬基雅維利把君主的力量歸結為權力后，政治學的重心轉向了“權力中心論”時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學步入了近代，自近代以降，權力概念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中心。

中西方對權力的認識都經歷了一個由感覺到知覺、由一維到多維的逐漸豐富和立體化的過程[1]，這種認識的發展，一方面是由于不斷出現的新事物在擴展著我們的視野，另一方面也源于我們不懈地尋找主客觀世界確定性的追求。

一、權力概念的發展

“power”一詞來自法語“pouvoir”，而法語“pouvoir”來自拉丁文“potestas”或“potentia”，這兩個名詞都源自動詞“potere”（能夠），拉丁文通常把該詞的名詞形式理解為“能力”，但前者是指人們通過協同一致的聯系和行為所具有的特殊能力，后者則指一個人或物影響他人或他物的能力[2]。人們之所以引入權力概念，應該是出于對人際關系中存在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的原因予以考察時做出的理論思考。

在《權力的第四面》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對權力的認識經歷了這樣一個發展過程：首先是人們對權力的一個方面的感覺，認為權力就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別人逼著自己做，這樣的情況就是對方對自己行使了權力。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其中有關于目的因的說法，認為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目的，在他的《政治學》中，他坦言：“無論是一個人或一匹馬或一個家庭，當它生長完成以后，我們就見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長的目的就在顯明其本性。”[3]既然人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那么必然就有追求目的實現的功利意圖，在權力行使中亦然，人們可以為了目的的實現要求他人為自己服務。近代對這一理解較早做出理論表述的是霍布斯，他把近代的機械主義運用于權力研究，霍布斯把權力定義為一種由“行動者”和“承受對象”構成的因果關系，把權力看成使事物運動的原因，它產生的結果就是事物的運動，這是一種機械力學的解釋方式，權力和力的性質是一樣的。這種理解在當代依然能找到它的影子，羅伯特·達爾認為：“影響力或權力是A影響B在某些方面改變自己的行為或傾向的能力。”[4]在達爾這里，權力是一個把權力、影響力、權威、控制、說服、強權、武力、強制等術語都糅合在一起的綜合性概念，統稱為“影響力術語”。[5]我們可以把這種權力概念稱為權力的“一維論”，是行為主義和多元主義的權力觀。

比德·巴克拉克和莫頓·巴拉茲對達爾的權力定義提出質疑，認為達爾只說出了權力的一個方面，這是明顯的、公開的、可以看得見的形式，但權力還有隱蔽的一方面，那就是阻止你干想干的事，例如，一方完全可以通過操縱日程安排，把討論、辯論和決策限定在某個范圍內，使你想提出的提案不能提出。也就是說，權力的第一面側重于赤裸裸的命令和禁止方式，權力的第二面側重于制度本身的偏見。這兩種提法雖然存在明顯的對立，有不同的指向，但它背后的問題意識和思維路徑是一樣的，“盡管權力第一面和第二面的差別已經引發了經驗研究領域對于合適對象的持續而熱烈的爭議，但是第二面的提出并沒有改變我們關于權力概念的定位，因為權力的這兩面都或明或暗地表明作用者之間強加意志的沖突關系。因為頭兩面代表了個體自決的利益和沖突，他們共同構成了所謂的權力的自由概念。”[6]

“一維”權力論和“二維”權力論接著收到了另一種挑戰，斯蒂文·盧克什在《權力：一種激進的觀點》中指出，權力的頭兩面定義都有欠缺，他們的前提假定都是一方以違背另一方的利益的方式影響對方，換句話說，就是A讓B做B不想做的事或者A禁止B做自己想做的事（當然A和B都可以是一個人或者人組成的團體，乃至可以是物），這里，B做事都是不自愿的。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假設，A讓B做事，這件事B又是潛意識中想做的，這時B做事就會積極、徹底，比頭兩種情況更能實現A的意愿，這時權力是不是也在發揮作用？盧克什認為，B也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真實利益是什么，他主觀認為的自己的利益是被別人操縱的，A就是利用了B對自己利益的錯誤認識，才達到了自己行使權力的目的，B認識到的利益如果和他的真實利益是相悖的，顯然，這里權力也在發揮作用[7]。這里的觀點有點像馬克思的錯覺論，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要求工人拼命賺錢，工人也樂意這樣去做，因為他覺得這樣也是他本人的利益所在，而事實上，工人沒有看到自己的真實利益，那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自己為自己勞動。在一個人和勞動被全面異化的社會里，工人勞動越多，被資本家榨取的剩余價值越多，所受的剝削就越重，工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操縱了工人的欲望。用葛蘭西的話就是“意識形態霸權”，意識形態被統治階級所操縱，這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形式[8]。盧克什把自己發現的這種權力概念稱為權力的激進概念，這是一種三維的理解，它不僅關注權力行使中主客體之間的對抗關系，對抗關系的不同形式，還把目光投向了看似沒有利益沖突的操縱關系。

我們可以從權力的頭三面中發現這樣的問題：首先，我們把權力當成了物，是和商品一樣可以被占有和獲得的，權力由一人之手轉向另一人之手就像商品流通一樣，這也是契約論者的觀點，權力是可以根據契約轉讓的。其次，權力本身沒有意識，他的傾向性來源于權力擁有者的能動性，也就是說，權力的背后有個主體存在。再次，權力的行使是自上而下的單向性控制關系，或者稱為支配－壓抑模式[9]。最后，權力是和統治權密切相連的，國家機構是權力的中心，權力的主要功能是維護特定的生產關系，是以政治的形式維護經濟的內容[10]。

接下來的挑戰來自福柯，迪格瑟認為福柯說出了權力的第四面。其實福柯并沒有給出權力的定義，他的權力概念是一種描述性的和批判性的概念，就像迪格瑟所說：“福柯認為他的研究路徑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種‘分析’，這就表明權力的第四面只有在大量的細微的的社會實踐和話語的考察中才能予以揭示。”[11]福柯對以上四點確定性的認識予以全面的顛覆，第一，福柯認為權力不可能被擁有和轉讓（這對契約論者無非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權力是在一種流動過程中才得以顯現的，“權力從未確定位置，它從不在某些人手中，從不像財產或財富那樣被據為己有。權力運轉著。”[12]在福柯看來，權力不是一種擁有的能力，而是用來表明關系的關系型術語，也就是說，權力沒有本質內容，只是一種工具，所以它本身也無所謂善惡[13]。在福柯看來，上面的定義都是不是在談權力本身，而是談權力的行使方式問題。第二，福柯認為權力不是自上而下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而是構成了包含統治關系和非統治關系在內的關系網絡，網絡的各個關節點都是形形色色的復雜關系，對于不同的點而言，這種關系的性質就是不確定的，并不是簡單的行使者與對象的二元對立。“在社會實體的每一個點之間、男人與女人之間、家庭成員之間、師生之間、每一個相識和不相識的人之間，都存在權力關系（可能不是純粹的單一的對個體的政治統治權力關系），他們與基于統治權力的環境相連為一體，構成了個體發揮作用的條件。”[14]第三，權力塑造主體而不是為主體占有，權力沒必要尋找承載物。每個人在權力網中都既是因變量又是自變量，談論權力由誰實施是沒有意義的，而且人本身就是文藝復興以來高揚人性的產物，是現代話語霸權建構的，沒有實在的含義[15]。這里，福柯堅持了一種唯名論的觀點，認為概念的本身客觀的，只有實實在在具體的張

三、李四，抽象地談論人是權力的主體是不客觀的，因此，與尼采的“唯意志論”相對應，福柯提出“人死了”，這幾乎消解了人本主義假設的基礎。第四，因為權力運作中總是伴隨著抵制，這種抵制是權力運作本身創造的，而且這種抵制有時感覺不到，就像陶工一樣，泥巴在他手中是很聽話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抵制就不存在。福柯認為，越是邊緣和底層，越是權力運作的末梢，就越能顯示出這種抵制，這種抵制說明人并不是理性的、負責任的、自我約束的。要研究權力就必須到抵制力最強的地方，因此他選擇瘋人院、監獄、醫院等作為切入點，成了瘋子、罪犯、病人、變態人的代言人，福柯要告訴人們，成為“正常主體”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價。通過這四點，福柯的權力觀也就基本浮現出來了，如果非要找出權力的本質，那么福柯寧愿把它歸結為規訓、紀律（discipline）。

福柯的權力觀是和他的系譜學聯系在一起的，因為系譜學的重要任務是追溯出處和確立研究對象，它要揭示的是事物沒有本質，或者它的本質只是一些異在形式的簡單拼湊，簡而言之，系譜學就是把握事物的“異”而不是“同”，拋開事物后來被建構的外在形式回歸事物的本來面目，把政治、經濟、法律、信仰的實踐都植入由權力關系塑造的各種各樣的規則和話語規定的社會背景中來考察[16]。因此，福柯要研究一個個的異在形式，找出沒有被現代話語所統治和束縛的事物原型，跳出權力來研究權力。在我看來，我們今天是不可能進入古人的世界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能理解古人，福柯的研究角度是一個新的嘗試，對我們從新認識事物是必不可少的，但他的學術不可能成為當代學術界尤其是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因為他否認了大多數人的思維方式，顛覆了多數人的認識基礎，學科的設置和研究在他看來就是對人的異化。因為中國處于向現代化的轉型時期，現代性的問題還沒有完全建構起來，用后現代的解構主義是不現實的。

二、結構和意向、“權力硬塊”和“權力彌散”

福柯的權力觀似乎讓我們無法繼續分析了，只有按照他的思路繼續談權力、知識、身體的關系，但是這樣我們就成為福柯權力觀的研究而不是我們對權力本身所作的關注了。然而，要對權力本身展開進一步的探討，我們就不得不借助于主流的權力觀給權力做出簡單的界定。目前，大多數人認為，“權力”基本上是一個行為者或機構影響其他行為者或機構的態度和行為的能力。

政治社會學認為權力研究的方法論傳統主要有三個：榮譽取向、結構取向和決策取向。他們在數據收集和分析、分析對象和方法論上都有很大差別[17]。約翰·斯格特推崇結構的研究路徑，他贊成密爾關于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同構的觀點，把美國權力精英分成經濟、政治軍事三個等級，研究各自在權力網中的位置，以及他們之間的交叉與重疊、合作與對抗等等。為了理解方便，減少不同標準帶來的劃分混亂，我們可以把他們看成意向取向、結構取向、混合取向。

在我們上面論述的權力的幾面中，也包含這樣的三種取向。權力的前兩面都需要一種交流，換言之，有意向性參與其中。如果A讓B做某事或者禁止B做某事，他面對的B是個瘋子、傻子，B并不理解A在說什么，進入不了A的話語體系，在他看來A簡直就是瘋子，所以他就不會做出反應。這樣，A對B的權力行使不可能實現[18]。相比之下，權力的激進觀點則強調個人在結構中的位置，對意向性則不太看重，在這種觀點看來，即使B不理解A的話語威脅，A仍可能以另一種方式影響B，以A特定的位置行使權力。在分析的意義上，這些意圖是不相關的，因為權力是非人格化的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不是單個行動者及其目的或欲望的產物，“社會－經濟”制度具有自我維持的結構，其中的個體只是角色承擔者。然而福柯的理解是雙重的，權力既具有意向性又具有結構性，他說：“權力關系不僅是意向性的而且是非個人的……他們通過算計全面滲透，沒有離開目標的權力運作，但是也不意味著個體的決定和選擇就是權力的來源。”[19]權力行使是意向行為產生的非意向結果。

福柯并不否認權力研究本身的重要性，相反，他特別關注現實中權力的各種行使方式，尤其是以價值和規則的面目出現的權力形式。權力是通過什么路徑轉化為規則和價值的，個人理解是如何形成的都給我們開拓了新的思維路向。福柯把人們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的目光轉向政府，不是個人如何習得政治，而是政府如何塑造個人。

以上基本上是對權力能動性的研究，權力的分布狀況及其實現手段存在另外幾種爭論，精英主義者把權力想象成單一的、堅硬的、打不碎的硬塊，能從一人手中轉移到另一人手中卻不能為人分享，有者全有，無者全無，又稱“權力硬塊”說[20]。多元主義者則認為權力分配雖然是不公平的，但各個階層和行業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集團，互相交錯形成無限延展的因果鏈，權力是“多元的、分散的和——充其量——開放的一團星云”，被稱為“權力彌散”說[21]。政治權力的分配也是如此，形成了統治階級模式（以馬克思為代表）、統治精英模式（以帕累托、米歇爾斯為代表）和多元主義者模式（以達爾為代表），他們在資源、載體、意識自覺、控制方式和為人們接受的原因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然而這三種模式也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批判，譬如社會結構的變化置換了階級統治的條件、精英評判標準很難掌握、特殊利益集團的作用和壟斷的發展不可忽視等[22]。

關于權力的實現手段問題，達爾提出了代表性見解，他把“影響力的手段”歸結為四類：受訓控制、說服、誘導、單邊控制和相互控制。其中，說服又包括理性說服和操縱性說服，誘導又包括權力、強制、強力等手段的應用，他認為，只有理性說服才具有道德地位，但現實生活中常見的則是其他幾種形式較為集中[23]。

三、多維權力觀的意義——以一個個案為例

我們討論一個概念，首先應該明確的一點是，它背后的爭論都包含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論證途徑，機械主義的、精英主義的、多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系譜學的，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借鑒。下面借鑒系譜學的方法來探討權力視野下的女權主義[24]，希望能通過這種探討開啟我們的思維。

系譜學的探討方法不是從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內容入手，而是把該事物的外在方式作為切入點，探究沒有經過現代話語和思維方式“污染”的事物原型，通過個別的、邊緣的、底層的、原始化的考察來增強說服力。我們把福柯的這種方法與新興的女權主義理論結合起來就會拓寬我們的視域，在歷史積淀中發現另外一種真實。

女權主義要求取消一切因性別歧視帶來的權力分配歧視，我們撇開這種要求本身的合理性不談，也就是不考慮權力分配歧視的現狀和內容，單純來考察它的原因——性別歧視的來源和出處，考察期間經歷的“污染”，就會取得意想不到的益處。這種溯源法也是宗教社會學家所推崇的，涂爾干就曾經說過：“要想深刻地理解一種規矩或一種制度，一種法律準則或一種道德準則，就必須盡可能地揭示出它的最初起源；因為在其現實和過去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毋庸置疑，由于這些規矩、制度或準則的運作方式已經發生了轉變，所以從原則上講，它們所依據的原因本身也會發生變化；但是，這些轉化仍然有賴于它的發端。在這方面，社會現象和有機體的現象一樣，即使與生俱來的獨特屬性并不能必然地決定它如何發展，那些屬性也肯定要深刻地影響其發展的方方面面。”[25]

涂爾干在《亂倫禁忌及其起源》中記錄了這樣一種考察結果，他說，古人對血是十分恐懼的，因為他們認為血液中包含有超自然的本原，這是生命的靈魂，人們在戰爭中流血，隨著血的流淌，生命也一點一點地完結，靈魂就隨著這種紅色的液體流出來，而且古人相信，這種液體一旦接觸土地和陽光就會傳播，流淌出的每一滴鮮血都會對周遭的事物產生破壞性的后果，因為一般人無法支配這種超越自然的“看不見的實在（invisiblereality）”，所以他們一旦與之接近就會引起體內各種機能的紊亂，雖然這沒有經過實證，但古人思想觀念中是確信不疑的。而在非戰爭狀態下，只有女人才和血有經常性的關聯，在古人看來，月經和生孩子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那會流血。所以，很多原始部落都有“塔布（taboo）”制度，少女在月經期間，就被隔離在一個封閉的、不見陽光的、不和地面直接接觸的小木房子中，甚至一個男人接觸了這種情況下的女人也會被塔布，特別是和她發生了關系或者吃了她燒的肉，塔布就會更強烈。在澳洲，一個男人如果發現處于經期的妻子睡在了自己的鋪上，他不僅會殺死她，自己也會驚懼而亡。還有些部落還有把身體涂黑來規避的方法，甚至連女人走過的腳印都不能踏。產婦同樣如此，會被緊閉40－80天不等[26]。我們可以沿著這個思路推演下去，血中包含著某種力量（power），只有女人自己才不怕這種力量，那么女人應該是神圣的，何以最后演變成女人被歧視？涂爾干接下來說出了神圣的內容被荒唐的形式遮掩的事實：“一種宗教性的恐懼感既然達到了這樣的強度，由于同樣的情形會反復出現，同樣的情感至少每個月都會有規律地復發一周；那么它的影響就難免要超出它最初發生的那段時間而波及到生活的整個過程。如果根據情況的不同，有某種東西要避開人們，或是人們要避開它數周、數月或數年，那么，這種東西就會保留下某些與人隔絕的特性，甚至在這段特殊的時期結束以后依然保留。”[27]古人用隔離的方式對待這種神圣，以至于把女性長期限定在一個狹小的活動區域內，竟然成了性別歧視的源頭。新晨

如果今天的人們再用現代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古人的做法，肯定會說這是出于衛生的考慮，才有了這種限制，這種思維方式就經過了話語污染，由對女性的神圣變成了歧視。再后來的人就不再追究它的原因了，成為“日用而不知”東西，越是被遺忘，越在最深層決定了人的思維。這樣，我們就永遠無法把女人和神圣聯系起來了。

當女權主義者知道了這件事實后，那么他們就可以對性別歧視來源的荒誕不經和人們的誤解加以批判，至少說這是一件對他們有利的批判武器，這件武器將比空講爭取權力要有力得多。

注釋:

[1]當然，各種權力觀的解釋方式和維度是不同的，并不是能夠基于一種框架搭建起一個立方體。

[2]【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鄧正來等編譯，【D】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566頁

[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M】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7頁

[4]【美】羅伯特·達爾：《現代政治分析》，王滬寧、陳峰譯，【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頁

[5]達爾政治分析的框架是按照“含義－原因－規范－選擇”進行的，他認為關鍵性術語的確定性含義應該是政治分析首先要界定的，否則就難以找出和現實世界中經驗關系對應的要素，也就無法就無法尋求規范性理解作為政策選擇的價值和標準，然而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概念意義理解的不同，因此要得到對政策選擇的一致意見是不可能的，達爾對意義的澄清試圖囊括所有人對權力的普遍理解也是有局限性的

[6]PeterDigeser,TheFourthFaceofPower,inTheJournalofPolitics，Vol.54,No.4,November1992,P978

[7]ibid

[8]參見【意】葛蘭西：《獄中札記》，【M】中國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9]“一個說權力的機制是壓抑。為了簡便起見，我把這稱為賴希命題。另一個命題認為權力關系的基礎是勢力的敵對行動，同樣為方便起見，我把它稱為尼采命題。”福柯認為這兩種命題的共性就是他們都是一種壓抑－支配模式。參見【法】米歇爾·福柯：《權力的眼睛》，【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26頁

[10]馬克思在《萊茵報》任主編期間，曾為德國農民辯護說：農民砍掉的不是一棵樹，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所以資產階級國家要制裁他們。福柯把馬克思的權力理論歸結為權力的經濟還原論，認為這是一種經濟主義的權力觀。參見【法】米歇爾·福柯：《權力的眼睛》，【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23頁

[11]PeterDigeser,TheFourthFaceofPower,inTheJournalofPolitics，Vol.54,No.4,November1992,PP984－985

[12]【法】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7－28頁

[13]這是針對阿克頓定律：“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而言的，當代西方大多數思想家都關注權力的消極作用，而主張限制權力

[14]Foucaul,Michel.TheHistoryofSexuality.Power/Knowledge:SelectedTnterviewsandOtherWritings1972-1977.ed.ColinGordon,trans.LeoMarshall,,JohnMerpham,andKateSoper.NewYork:Pantheon.P187

[15]參見陳炳輝：福柯的權力觀【J】廈門大學學報2002年第四期

[16]參見張小琴：試析福柯的系譜學【J】西安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第四期

[17]JohnScott,StudyingPower.InTheBlackwellCompanionPoliticalSociology.EditedbyKataNashandAlanScott.Blackwell,2001.PP82-83

[18]福柯把這種理解和知識結合起來，他認為沒有無知識的權力也沒有無權力的知識，在論述第一個方面時，他認為，權力運作要求A和B利益的相當廣泛的相互認同，只有B有自己的利益概念、理解這些利益與A的愿望是如何相沖突、適當理解A的話語中所包含的威脅意味時，A才被說成是有權力。A的權力有賴于B對主體身份、利益、語言威脅的一整套理解。如果B對此全然不懂，A的權力行使在B前就對牛彈琴。福柯認為權力“它凌駕于事物之上并產生事物，它引起歡樂、形成知識、產生話語。”這里就是指權力的意向性。PeterDigeser,TheFourthFaceofPower,inTheJournalofPolitics，Vol.54,No.4,November1992,P983他認為，恰恰是權力以知識的形式出現，近代出現了權力與知識合謀統治人的現象。

[19]Foucaul,Michel.TheHistoryofSexuality.Vol.1,AnIntroduction.Trans.RobertHurley.NewYork:RandomHouse.PP94-95

[20]【美】羅伯特·達爾：《現代政治分析》，王滬寧、陳峰譯，【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32－33頁

[21]【美】薩托利：《民主新論》，馮克利、閻克文譯，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163頁

[22]PowerandPolitics,thefifthchapterofthebookcalledSociologyToday,bySucanCalventandPeterCalvent,1992.PP96-104，書中還就三種模式的異同點做了圖解，另見張小勁、景躍進：《比較政治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27－245頁

[23]【美】羅伯特·達爾：《現代政治分析》，王滬寧、陳峰譯，【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35－60頁

[24]這里借鑒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系譜學解釋框架，而是借助于系譜學權力觀的懷疑精神，一種對“天經地義”的事情的追究

[25]【法】愛彌爾·涂爾干：《亂倫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頁

[26]【法】愛彌爾·涂爾干：《亂倫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2－52頁，其中一些事實源自Grawley,“sexualtabous”,inJournaloftheAnthropologicalInstituteofGreatBritainandIreland,1892,P222.以及Ploss,DasWeibinderNaturandVoelkerKunde,P174和Kohler.DieRechted.Urvoelk.DesN.Amerikas,P188中，涂爾干還把血的性質和圖騰制度聯系起來解釋“歃血為盟”的血盟現象

[27]【法】愛彌爾·涂爾干：《亂倫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