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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權利與愛國情感問題的內在勾連

這樣看來，“反朝英雄”也值得深思。“反朝英雄”不就是“朝奸”一個嗎？為何有“朝奸”？眾所周知，朝鮮長期以來所實行的是近乎極端的政治高壓甚或是超政治高壓。與其說是伴隨著政治高壓的，毋寧說是作為政治高壓的產物，則是長期的經濟上的貧窮落后。在這樣的國度，人民近乎沒有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于是，有“膽識”之士能不在鮮明對比之下“向往”作為近鄰的韓國嗎？由此，筆者對兩件事情一直難以忘懷：一件事是七八年前，在中山大學嶺南律師事務所門口，一位手里拿著厚厚一疊材料的當事人好象是因為沒有人愿意接他的案子而憤憤不平：“如果這個案子，政府不給一個公道的說法，我就拿著材料到美國去散布這件事情！你這是個什么政府？！還講不講公平和人權？！”我一直在想：這個當事人可能已經不在乎案件結果本身，而在乎這個案件的結果所牽涉到的他的相關權利包括訴訟權利。本來我想，在一個案件上的權利（可能所牽涉到的不僅僅是訴訟權利本身）受到侵損或貶抑，竟至于到他國去貶損自己的祖國？但后來一想，要求一個普通的公民在心理上遭受“權利危機”時不做出過激行為，則恐怕仍然是“強人所難”。另一件事是有一次同學聚會，席間談到社會黑暗和社會不公時一位同學以玩笑的口吻說：“如果日本鬼子再打進來，我就第一個跑上前去：‘報告太君，我想當漢奸。’”。本來，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世風之下，不關乎自己切身權利的，還有多少人對社會黑暗和社會不公還會用“我想當漢奸”去宣泄？而社會黑暗和社會不公的“民間話題”竟然會使一個人產生“我想當漢奸”這個自知恥辱又能為自己找到安慰的心理，則說明：不僅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是在當下所謂和平年代，公民權利仍然關乎愛國情感。將這兩件事情連綴起來，則即便是和平年代，公民權利仍然維系著愛國情感，進而關乎國家安全問題：國家不給我公民權利，就是國家不愛我；國家不愛我，我何必要愛國家！這樣看來，漢奸、“朝奸”都說明著相同的問題：公民權利的剝奪可能會損害愛國情感，而叛國或賣國只不過是愛國情感被損害的一種極端的結果和極端的體現而已。這樣看來，將公民權利剝奪殆盡，其結果不僅僅是秩序的“崩盤”問題，甚至可能是亡國的問題，因為敵對勢力會乘著愛國感情之虛而入。抗戰期間，日本人對其欲拉攏為漢奸的中國人施之以金錢、官位乃至美女，表明上看通過激起物欲、權欲和性欲來達到目的，其實背后也有點權利意識的策略：你看，我給你金錢、官位乃至美女而使你活得像模像樣或使你活得具有人之為人的尊嚴。而活得像模像樣或具有人之為人的尊嚴，這是一個人之為人的權利體現。更為嚴重的是，在當今和平年代，公民權利這根神經更容易牽動愛國情感。具言之，公民權利的貶抑更容易損害愛國情感。何出此言？在封建專制的那個年代，家國一體的觀念根深蒂固地禁錮著臣民的倫理世界和價值世界，故權利意識是極其淡薄的，甚至是不應該有的。因此，那種“子不嫌父厲”般的絕對忠孝和臣服思維使得國家給予一個人的權利再少，也極難令其厭棄這個國家，進而也就極難有叛國或賣國行為。而之所以這樣，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原因：家國一體的觀念及其對人們倫理世界和價值世界的禁錮，使得人們的權利意識被蒙蔽或麻木了。顯然，這是從家國一體即國家和社會一元化的社會控制模式來考察問題。同樣是從社會控制模式來考察問題，當今和平年代，代替國家社會一元化的社會控制模式的是國家———社會二元化的社會控制模式。

在這種社會控制模式中，權利意識在社會這一與國家相對的“一極”中擁有了在一元化的社會控制模式中所不曾有的空間。在此不曾有的空間里，權利意識按照自身的本性萌芽著、生長著并勃興著。實質上，權利意識就是一種訴求意識。當在社會發展的軌道上與政治國家或國家政治比肩而行的時候，如果權利的訴求得不到回應或認可，則權利主體便對政治國家產生抵觸、排斥乃至否棄，甚至會將政治國家視為異己的仇敵。而當此時，所謂愛國情感蕩然無存，而不愛國的極端表現便是被冠以“漢奸”和“朝奸”稱謂的叛國或賣國。實際上，在公民權利與愛國情感的關系中隱含著一個公平的問題。在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社會控制模式形成之后，公民在社會這一極中的權利訴求是向政治國家發出的。而當公民的權利主張在政治國家那一極得不到回應或認可，則公民便覺得遭受了不公平的權利待遇。霍恩說：“正義的第一個標準是尊重人的尊嚴”。在筆者看來，由于尊嚴是靠權利來體現或以權利為現實載體的，故霍恩的命題可以被轉換為“正義的第一個標準是尊重人的權利”。那么，當權利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則不正義或不公平感勢必產生。于是，對政治國家降低或全部撤回某種“鐘情”或“忠實”義務，便構成了對政治國家所給予的不公平的權利待遇的一種“抗辯”，而這種“抗辯”在“漢奸”和“朝奸”等“奸”字行為中便構成了對抗“奸字”罵名或解除愧疚的心理盾牌。

而在一元制的社會控制模式中，公民權利完全淹沒在公民義務中，這反而不容易在權利與義務的對比中形成不公平感，進而公民對政治國家的情感是在一種被蒙蔽的狀態中得以維系，甚至是自欺欺人地不斷強化著；相反，在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社會控制模式中，政治國家對公民的所予權利與公民對政治國家的所盡義務是在并列中發生著對比，因而公平、正義問題顯而易見。而一旦不平等或不正義被明顯地感受到，則公民對政治國家的疏離乃至敵視的情感便得以形成，甚或不斷強化。有人說：“一朝情義淺，樣樣不順眼”。而另有人說“感情的特點是把人們引入歧途”。當公民在政治國家面前遭遇了不公平的權利待遇，則前者對后者便情義變淺；而當公民對政治國家的情義之泉已經干涸，則歧途便是“奸字”之途。當然，走上“奸字”之途也有出于見利忘義的，而出于“權利迫害”走上“奸字”之途則可以用刑法學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論予以解讀：對某個人或某些人來說，當其遭到“權利迫害”，我們便不能再期待他或她不走上“奸字”之途。其實，在一個社會中，公民能夠享有的權利越少，則說明國家就越容易走向專制乃至暴政。而公民對待專制和暴政的反應可以劃分為三種：一是默默地忍受，二是直接的反抗乃至顛覆，三是走“奸字”之途。相比之下，“奸字”之途不過是一種“惹不起，躲得起”的背棄乃至逃離而已。這樣看來，公民權利是愛國感情產生的基礎或根本。對我們考察公民權利與愛國情感關系問題有所啟發的是美國的獨立與建國這一偉大的歷史事實。正如歷史告訴我們，美國的第一代主人是以海外移民為“骨干”，而在這批“骨干”中，來自英國的受政治迫害者在相當程度上又是這批“骨干”中的“骨干”。他們逃離或叛逃英國的行為起初也是或至少部分是因爭取公民權利而起。同樣是或至少部分是因擺脫英國的統治而爭取或保有自己的公民權利，才爆發了獨立戰爭，并在獨立戰爭勝利后正式立國，之后美國便逐步走向強盛。這一偉大歷史事實說明：為爭取權利可以導致一個國家的建立和獨立。如果說“漢奸”和“朝奸”從反面說明著公民權利與愛國情感的關系問題，則美國的獨立及其建國則從正面說明著公民權利與愛國情感的關系問題，因為正如歷史已經證明的那樣，為爭取或保有權利的獨立戰爭大大地激發了第一代美國人的愛國熱情，而或許在根本上就是因為他們的愛國熱情，獨立戰爭才取得了偉大勝利并誕生了一個后來逐步走向強盛的美國。這樣看來，公民權利不僅是愛國感情產生的基礎或根本，而且公民權利與愛國情感之間所形成的是一種正相關。實際上，當我們在公民個人與政治國家之間用權利與義務這一對范疇來討論公民權利時，則容易形成政治國家應“給予”公民個人權利這一命題。但是，嚴格講，這一命題是不貼切的，因為“給予”一詞似乎意味著權利本屬政治國家的所有物，但權利是公民“本有”的乃至所謂“天賦”的，故貼切的命題應是：政治國家應允許（而不防礙或阻撓）行使公民權利，或政治國家應尊重公民權利。

二、公民權利與愛國情感問題的走向與應對

“漢奸”與“朝奸”現象已經說明著：公民權利的缺失乃至完全剝奪不必然導致叛國或賣國，但卻有可能導致叛國或賣國。由于公民權利狀況與一個國家的專制乃至暴政狀況所呈現的是一種負相關，故立于人類的全部歷史和世界范圍，若國家要想公民愛國，則專制乃至暴政最好予以擯棄。但是，在一個政權雖已不具有專制乃至暴政屬性或本性的國家，公民權利仍然存在著一個需要完善和提升的問題，而完善和提升公民權利就是在完善和提升公民的愛國情感。在當今中國，我們所要重視的是如何完善和提升公民權利，進而完善和提升公民的愛國情感問題。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存在著公民權利問題，包括所謂人權發達的美國。公民權利問題在我們中國這個社會不僅已經存在著，而且在所謂社會轉型時期將越來越突出，甚至在所謂風險社會將越來越嚴重。首先，即使在建國后，我們也曾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公民權利問題，如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所體現出來的公民權利差別。實際上，這些差別問題就是公民權利的平等問題即公民平等權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已經解決了，有的正在縮小。再就是，社會發展和社會轉型則正在帶給和將繼續帶給我們形形色色的新的公民權利問題，而使得公民權利問題越來越突出。“發展是硬道理”確實沒有錯，或曰“發展是應道理”確實是個“硬道理”，而“和諧發展”和“科學發展”則顯得更有“道理”或曰是個“更硬道理”，因為“和諧發展”和“科學發展”將“增長”的片面性所帶來的破壞性予以抵拒。本來，“發展”是為了保障和增進公民權利，但現今的有些事實是“發展”被假借為侵奪或踐踏公民權利。也正因如此，被假借的“發展”才不是能夠保障和增進公民權利的那種“發展”，當然也不是“和諧發展”和“科學發展”。

社會轉型何以能夠帶給我們新的公民權利問題？社會轉型時期往往就是社會在一定乃至相當程度上的失范乃至無序時期，因為在此時期社會政策和社會制度常常出現斷裂、缺失乃至相互抵牾，而人們的價值觀在此時期也往往是在所謂多元化的格局中相互沖突著。社會政策和社會制度的斷裂、缺失乃至相互抵牾使得公民權利的行使或可能失去平臺，或可能失去依憑，或可能遭遇阻撓，因為社會政策和社會制度是公民權利的一種載體；而人們的價值觀在多元格局中的相互沖突也會帶來在公民相互之間公民權利行使的相互碰撞與擠壓，因為公民權利的行使通常是要在一定空間和時間并假借一定的資源包括經濟資源方可得以進行。最后，所謂風險社會將使公民權利問題越來越嚴重。不可否認的是，現代高科技的飛速發展正在將我們圈入一個所謂的風險社會。一個普遍而明顯的事實是，現代科學技術給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日新月異的變化正在使得“技術理性”盛行起來并大有占主導地位之勢。與此同時，作為“技術理性”的副產品，關注因技術所帶來的社會風險和社會安全的“目的理性”也“成長”并“壯大”起來。而正是在“技術理性”和作為其副產品的“目的理性”之下，人已經陷入了被工具化的危險之中，這就是現代科學技術的“道德風險”和“道德缺陷”所在。

風險社會所帶來的人被工具化的風險直接影響著法治包括刑事法治，而刑事法治所體現出來的由風險社會所帶來的人有被工具化的危險，則典型地體現在具有世界影響的德國著名刑法學家駱克信“安全刑法”觀念和雅各布斯的“仇敵刑法”觀念上。無論是“安全刑法”觀念，還是“仇敵刑法”觀念，其共同點都是拋棄罪責即拋棄“罪責刑法”的“連帶主義”觀念，而“連帶主義”的本質或本性則是將團體（集體）的利益目標置于個人權益之上，從而將責任“不道德”地予以擴大。可想而知，在風險社會所伴生的“連帶主義”觀念中，又同時或特別是在“安全刑法”或“仇敵刑法”的刑事法治之下，人被工具化的危險意味著公民權利將是一種何等的境況？我們在大力倡導的社會和諧實質上就是一種關系和諧。那么，在此和諧中，或許最重要的不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也不是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和諧，而是公民個人與政治國家之間的和諧。但是，公民個人與政治國家之間的和諧的最牢固紐帶是公民個人對政治國家的愛國情感，而這種情感意味著公民個人對政治國家的愿意奉獻一切的忠誠或“鐘情”。那么，就讓我們在愛國并非無條件的觀念突破中強化公民權利事業的偉大建設，而在此偉大建設中將有兩個主旋律：一是暢通權利表達渠道。暢通權利表達渠道，意味著要讓公民的“權利冤抑”得到訴說和宣泄，特別是在多種價值觀碰撞、交錯乃至“尋機”的社會轉型時期和“連帶主義”觀念容易膨脹和恣肆的風險社會階段。就暢通權利表達渠道而言，我們在很多具體問題上還有待作出進一步的努力，如信訪制度和人大代表制度的完善與落實，又如對公民言論自由的合理合法的規制，再如結社、集會等憲法所賦予的“聯合行動權”的合法、合理、合度的實在行使等。很多民憤、民怨采取的是通過私人關系渠道而得以“上達”，這種“中國特色”在相當程度上說明著權利表達渠道的不暢，或曰正規的表達渠道存在著種種堵塞。那么，我們的權利表達還存在著諸多問題需要解決；二是強化權利實現機制。強化權利實現機制，意味著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所規定的一系列公民權利不應，也不能只停留在字面上或“規定”上，同樣特別是在多種價值觀碰撞、交錯乃至“尋機”的社會轉型時期和“連帶主義”觀念容易膨脹和恣肆的風險社會階段。就強化權利實現機制而言，畢竟“表達”權利只是權利欲求的一種流露而非實實在在的享有與行使，故我們要作出的努力就更多了，如縮小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公平等。乍一看，貧富差距和社會公平與公民權利沒有關系或沒有太大關系。其實，正好相反。貧富差距和社會公平問題直接事關每一個人的生存和發展的社會資源分配問題，而社會資源分配又直接關系到公民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權利享有和行使的廣度和深度。你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源，就意味著你能夠實際享有和行使較多的相關公民權利；而如果在社會資源的擁有上“一貧如洗”，則意味著我的生存可能只具有生理意義乃至一具“行尸走肉”，而體會不到公民權利所帶來的人之為人的那種意義。更為嚴重的是，“開豪車申購經濟適用房”的事件則說明著富者對貧者進行社會資源，從而也是公民權利空間的直接擠占。于是，特別嚴重的是，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平容易讓“劣勢者”形成被社會或國家厭棄乃至遺棄的消極心理。既然這樣，我行走在哪一塊土地上不行？既然這樣，給我人之為人的權利的國度，你有何理由不讓我去“憧憬”和“渴望”？自改革開放以來，海外的中國移民越來越多，這難道只是以“開放”為唯一原因嗎？公民權利與愛國情感的“糾結”是否也是其中一個因素？當權利表達的渠道暢通了，而權利實現的基本機制健全了，則“愜意地棲居”于我們這個國度的人還會選擇異國他鄉嗎？最近，網絡披露去韓國旅游的十幾個山西人一夜間“集體失蹤”。原因尚未查明，便有網友感概“這個國家（指中國）讓人悲哀”。這樣的情緒值得我們警醒！既然公民權利維系著愛國情感，則在今后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我們便應將公民權利問題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問題去予以重視和解決，并使公民權利狀況不斷得到改善，特別是在我們的領土周邊危機四伏和國內民族矛盾仍然存在并時不時地有可能激化的“外憂內患”的國家安全與統一的問題背景之下。

作者：馬榮春單位：揚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