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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在規定: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打破舊社會的革命往往不是這一階級有意識的整體行為，而是需要少數先進分子對這一階級以及其他各被壓迫階級的喚醒和領導，由此，正如無產階級是整個社會革命中的先鋒一樣，無產階級的革命也由其先鋒隊所引導，這一先鋒隊便是無產階級政黨和少數革命的領袖［7］。這是因為，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8］413。列寧十分重視無產階級政黨和作為政黨領袖的職業革命家團體的作用，把無產階級的領導轉變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奪取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實踐的操作層面，形成了“領袖(個人與班子)、政黨、階級、人民群眾”的政治結構，其動態關系表現為:“掌握了真理的領袖人物、職業革命家———組織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政黨)———通過群眾路線的方式，發動、教育廣大的人民群眾從事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9］。在這一動態關系中，“群眾路線”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決定著我黨動員群眾的具體成效。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成立的，實際運行機制遵循了領袖、政黨與群眾的動態邏輯，順利實現了從最初的知識分子為主的小團體向階級的組織和群眾的組織的轉變。同時，它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10］，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6］809。我黨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它對人民群眾的領導作用，就是正確地給人民群眾指出斗爭的方向。早在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就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為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及貧苦農民群眾的利益而奮斗的先鋒軍”，“不是空談主義者……乃是時時刻刻要站起來為無產階級利益努力工作的黨”［11］1。二大還提出了一系列為工人、農民謀利益的政策主張，要求“制定關于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的主張，包括關于改良工人待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工廠保險，保護女工、童工、失業工人等;對農民，主張廢除重稅，規定全國的土地稅則，規定限制田租率;主張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主張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教育普及。這些主張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第一次，宣示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工人、農民等勞動群體的鮮明政治立場。在革命戰爭年代，雖然軍事工作是我黨的中心工作，但是，在領導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中，我黨非常重視群眾的利益問題，強調要關心群眾生活。1934年，在總結根據地工作經驗時，指出，“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5］136。1943年11月，在《為中直軍直生產展覽會的題詞》中指出，“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這些都是領導干部們應時刻注意的”［12］。正因為在工作中注意到群眾的生活問題，把維護群眾利益作為我黨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踐行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性質，贏得了工人、農民群眾的支持，使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具有堅實的群眾基礎。

二、客觀要求:敵強我弱的殘酷斗爭環境

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8］11任何一種理論的形成，都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實現，取決于客觀現實的需要。群眾路線，作為我黨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運用，其形成與所處的客觀歷史環境相關，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適應了我黨在現實環境的客觀需要。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極不平衡，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國家無主權、民族無獨立，內部無民主，工人階級的力量還很弱小，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這就是當時我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國情。在建黨初期，我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還很弱小。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只有50多名黨員，主要是知識分子，其自身面臨著群眾基礎不足的問題，所以中共二大提出“要‘到群眾中去’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去”［11］162。大革命高潮時期我黨最多發展到近6萬人，在大革命失敗后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這時我黨還沒有自己領導的軍隊，在國內沒有自己的合法地位，無法通過合法的、公開的正常渠道開展活動。而此時，國民黨的力量大大超過我黨。1927年12月，國民黨在全國范圍內確立了統治地位，1928年陸續建立了龐大的特務組織，在全國造成嚴重的白色恐怖。1927年4月國民黨黨員約100萬，1937年達到165萬，而1937年時中共黨員僅為4萬，1929年國民黨軍隊總人數在200萬以上，共產黨僅有少量的工農紅軍，武器裝備根本無法和國民黨相比。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必須聯合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核心任務，就是如何喚起民眾，凝聚社會，使中國共產黨成為全民族的核心力量，其實質也就是如何處理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13］。大革命失敗后我黨更加認識到深入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重要性，開始把重心轉向農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在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上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逐步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就是要深入到廣闊的、分散的農村，組織和發動農民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以長期積蓄和發展自己的力量，最后實現對城市的包圍，奪取革命的勝利。所以，這就要求我黨在領導武裝斗爭的同時，必須把群眾工作擺在重要位置。1929年12月，針對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在為古田會議起草的決議中指出，“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重大的任務”［5］86。同時，紅軍的戰術原則要求必須走群眾路線。在井岡山革命斗爭中，紅軍形成了自己特色的作戰基本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依托根據地作戰，實行戰略退卻和誘敵深入的方針，集中兵力實行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這要求紅軍必須要有民眾的支持，特別是要與農民群眾形成良好的關系，才能夠很好地實施自己的戰略戰術，否則就成了“無源之水”。所以，早在1927年底，就規定部隊除了打仗之外，還把做群眾工作作為重要任務。1928年4月，要求部隊必須執行三大紀律，這對于密切軍民關系起了很大作用。

三、歷史自覺:辛亥革命的教訓和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的經驗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然而，辛亥革命并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華民族的悲慘命運。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多參加過辛亥革命或接受這次革命的洗禮，辛亥革命給中國共產黨人以深刻教訓。早在1919年，就認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辛亥革命“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系”［14］;1925年，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中指出，辛亥革命的“口號變成簡單的‘排滿’，中共的組織和內容是極其簡單，作戰的隊伍是極其孤弱。這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有組織的工農群眾”［4］25。1926年夏，在其主辦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時說，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在于“完全未得三萬萬二千萬之農民來幫助和擁護”［15］。1927年3月，在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后，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5］16。可見，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沒有發動群眾，特別是沒有發動廣大農民群眾，這一認識是對辛亥革命教訓的正確總結，對群眾路線的確立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另一方面，總結建黨以來革命斗爭的經驗，我黨開始把群眾觀點轉化為具體的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初步形成了群眾路線。由于大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力量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據中共六大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鑒于殘酷的現實環境，中共六大確立了爭取群眾的總路線，把做艱苦的群眾工作作為我黨的中心工作。1928—1934年間，在《井岡山的斗爭》、《反對本本主義》、《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對黨群關系、如何做好群眾工作作了總結。1929年9月，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籌款工作“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干”［16］。這些文件中首次明確使用“群眾路線”的概念，表明我黨已經在實際工作中運用群眾路線的方法。經過建黨以來20多年的艱苦奮斗，特別是總結正反兩個方面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全面地論述了群眾路線，正式確立了群眾路線在我黨工作中的指導地位。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把密切聯系群眾作為黨三大優良作風之一和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提出為人民服務和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是黨的出發點。七大新修訂的黨章充分體現了群眾路線思想，并將群眾路線的要求體現在黨員的義務和支部的任務中。劉少奇在七大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系統地闡述了群眾路線。因此，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基于辛亥革命教訓和黨成立以來領導革命斗爭經驗的總結，這充分體現了我黨善于總結歷史經驗，具有高度的歷史自覺和理論自覺。

四、文化土壤: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

政黨是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產生的，其必然反映著這個國家和地區文化生態的特點。當今世界各國政黨，無不受本國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文化的傳承會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產生持續的影響，政黨的成員也不例外。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而建立起來的，其所處的環境是在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中華傳統文化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17］。作為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代表，中國共產黨不僅繼承了中華傳統優秀文化，而且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民族化和大眾化，形成了具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可上溯至先秦時期。周公旦提出從民情中知天命和“敬天保民”的思想;《尚書•五子之歌》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后來，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并將其上升為“政在得民”的施政理念，為后世所稱贊。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法家代表人物管子認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思想，這一思想為中國共產黨人所汲取，作為科學發展的核心。西漢時期，對民本思想更是推崇。漢初賈誼明確提出“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夫民，萬古之本也”的民本思想;董仲舒提出“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辯證地闡述了君與民的關系，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民本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礎。近代社會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中國的傳統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本身有很多的局限性，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這與群眾路線有質的區別。但是，民本思想有很多可取之處，如重視民眾的歷史地位和力量、重視民族的生存權和物質利益、重視民眾的監督作用［18］。中國共產黨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精華，將其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有機結合起來，提出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也正因為群眾路線有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文化土壤”，使得群眾路線在理論與實踐上體現了中國風格，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能夠得到全黨的認同并在實際工作中長期堅持。從另一個角度看，正因為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堅持了群眾路線的傳統和作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具有堅實的群眾基礎。

作者：方濤單位：中共中央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