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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權利——人之作為性存在的人權

人權，是每個人基于其自然屬性而應當享有的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等各種具體權利的總和[4]136。近現代人們一提到人權，認為此概念的內涵側重于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護，往往就聯系到民主、憲政、法治等公權領域的概念，而較少考慮屬于個人私權和私領域的其他人權，如隱私權、安寧權等。特別是在一些還未實現普選制或民主化進程還不甚發達的國家里，人們更關注生存權、發展權等一些最基本的人權，其他的人權只能暫且“按下不表”。而至于人們的性權利，恐怕更是一種奢談了。人類的性行為區別于其他行為主要在于性行為一般是在私下與隱藏狀態下進行的。于是，倡導與宣傳性權利要比其他權利更困難。性，一般使人羞于啟齒，性的這種隱私性、個人性、秘密性的特點，使其一直以來就被納入婚姻與家庭的范圍，從屬于私權利，所以在17至18世紀，自然權利思潮盛行的時候，性權利卻很難與言論出版、集會游行等權利結合在一起。性權利從一開始就沒有受到像其他權利一樣的重視。20世紀70年代左右，西方國家發生了一場把性與人權緊密結合起來的“性革命”，這場革命源于1848年《世界人權宣言》的發表與1966年《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通過，這就使得人權觀念逐漸深入人心，也使人權保護制度日益完善。人權的蓬勃發展為性權利創造了必要的權利學意識。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也出現了“性權利”一詞。20世紀末期，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上“包二奶”現象也日益增多，隨著婚姻法的修改，一場對性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范圍內展開，討論的焦點集中于“第三者”、同居權（義務）、婚外戀（情）等。

從此，性權利開始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在司法審判實踐中還出現了由于受到性權利侵犯而得到損害賠償的案例①。所以說，現代人權保護制度的保障重要內容已體現為對性權利的保護，違反性權利宗旨的法律是與當代法治精神相背道而馳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人的性權利的保護程度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國家對公民個人權利的重視程度，是衡量其法制健全程度與法治水平的重要標尺。英文sexualrights的中文譯為“性權利”，它是由“性的”（sexual）與“權利”（rights）兩個邏輯結構組合而成。有學者給性權利定義為“人”的權利與自由，是作為基本的人而擁有的“性存在”所具有的權利與自由，總而言之，性權利就是人作為性而存在的人權。還有性自由（sexualfreedom，sexualliberty），可以直譯為“性的自由”，性權利與性自由容易在字面上產生歧義，好像性權利是“性的權利”，性自由是“性的自由”，其實兩者在實質上意義是相同的，都指向人作為性而存在所擁有的權利或人權。性權利之所以如此重要，首先是基于人存在的本質是作為性而存在的，人與性是相互交融的、“我沒有你，你就沒有我”的關系。人就是因性而產生的，人類因性的存在而不斷繁衍與進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來源于性的客觀存在，甚至可以說沒有性就沒有人類，沒有人類的一切。無論是主張禁欲的歐洲中世紀，還是倡導“存天理，滅人欲”的宋儒理學，再道貌岸然的人都無法否認性在人類文明存續中的決定性作用。進入到現代社會后，權利和人權已經成為時代不可回避的話題，人權話語開始涉及到以前從未觸及或者很少關注的諸多領域，關注的問題也越來越細化。權利意識的普及使得人們以一種新的視覺和角度來重新打量身邊的一切，而結果往往是對那些已經原已習以為常的事物得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結論。同樣，從人權的視角來研究、觀察性問題時，也產生了這種效果。人權話語開始進入性的領域，性的研究也無法忽略人權的視角。從人權的角度來看，性問題的核心就可以歸結為權利和人權問題，也就是說性權利說到底也是一種人權。人權為性權利提供了堅實的道德基礎，因為人的人格、尊嚴與價值是人權的道德基礎。各國（地區）的性習慣、風俗、法律、制度等各不相同，人類應尊重性的多樣性，對性的尊重需建立在符合人權標準和人性的基礎之上。以人權的視角來看，人基于性的存在，每個人的人格重要組成部分為性，性權利應作為人符合性存在的人權，由此可知，性的尊嚴是性權利的道德基礎，如今側重于個人本位的性權利評價代替了以往側重于對性的社會本位的道德評價。既然人權是人之所以為人所應有的權利，其中當然包括性權利，所以性權利就擴展到所有的人權領域。在現代，以權利的視角來研究探討性權利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問題，也是我國法治進程中的必然要求，符合社會尊重性權利的時代潮流。

二、性權利是人權基本、普世的重要內容之一

人權具有普遍性、相互交織性、平等對待性的特點，所以人權的各個方面內容都應是其他類似權利所不可替代的。從人權各個權利方面具有平等性的內在邏輯關系出發，我們可以知道人權內容不應當區別首要方面與次要方面，但在特定歷史文化條件下，如政府或個人在人權提高與發展方面，可以作出一些戰略性的優先選擇與安排，如生存權、發展權等。因此，當中國正在步入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之際，當人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談論人身權、財產權，討論自由與民主的時候，性權利當然是其中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性權利可以說是最為集中體現人權的權利體系之一：自由權——排除一切形式的性強迫；身體安全權——免于任何暴力與傷殘；平等權——免于性別、宗教、階級等一切形式的歧視人的權利，而這一切恰恰在于是對人之為人的價值的重視。由此可以看出，尊重人，其實是尊重以性的方式存在的人，尊重性權利，其實是尊重人以性方式存在而表現出的人權。性權利本質上并不是關于“性”的權利，而是關系著“人”的權利，我們不僅要“認真地對待人權”，也要“認真地對待性權利”。實際上，性權利可以說是最集中體現人權的權利體系之一，其中同時涵蓋了多種權利，對性權利的侵犯實際上意味著同時侵犯了多項重要的基本人權，包括：人格尊嚴、身體權、健康權、平等權、自由權、名譽權和貞操權。性方面的權利與自由體現著人的權利與自由內容，性的關系實質上是體現著人的社會關系?，F代人權觀念引導人們重新認識自己，更加關注人格尊嚴、人格獨立、人格自由，以及生命、身體、健康、自由、貞操、名譽等權利，正視人之所以為人所應當享有的與人身須臾不可分離的基本權利。如果人們喪失了這些權利，就喪失了作為人的資格和人的基本價值。而性權利作為多種人權的集中體現，確實應該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對性權利的重視與保護，在于維護人的社會價值和自身價值，保護人的自由、尊嚴與安全，使人真正成為人類社會的主宰，使人的自身完善和發展得到保障，從而最終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進程。所以，當今社會應認真重視性權利的存在狀況。

三、性犯罪是對人權的極大侵犯——性犯罪危害性的再認識

公民的人權，主要是由人身權利、民主權利、政治權利、財產權利、勞動權利和婚姻家庭權利等等一系列權利組成，而其中人身權利是最基本、最根本的權利，它是作為社會關系的主體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是最基本的人權。沒有人身權利或者人身權利沒有保障，人就不可能在社會上正常生活，其他權利也將變得毫無意義，不能想象一個人不具有生命、健康、名譽、自由而能夠生存于世間。因此，現代文明國家，無不對公民的人身權利的法律保障給予高度的重視。而性犯罪，以及一些還未列入刑法調整領域的性侵犯，恰恰就是對公民人權特別是人身權的極大侵犯。由于我國法律體系中“性權利”這一名詞還未得到廣泛的使用，為便于理解，我們可以將性權利看成是多種人身權的組合，是公民人身權利的集中體現。任何一種對性權利的侵犯都可以視作是同時侵犯了多項人身權，以強奸（婦女）罪為例，行為人往往要采取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奸淫被害人。首先，這表現為違背受害人的意志，嚴重損害了婦女的人格尊嚴，是對其人格平等和人格自由的極大踐踏，是對受害人人格的極大蔑視——他根本就沒有把受害人看作是與他自己一樣有著自由選擇的平等的“人”來看待。其次，性犯罪都表現為積極的作為，對受害人的身體實施各種各樣的侵犯，這又侵犯了受害人的身體權。如果侵害人傳播了惡疾或者采取暴力等手段造成傷亡后果，則又使得受害人的健康權乃至生命權受損。此外，性犯罪還有一個別的一般犯罪較少涉及的權利，就是受害者的名譽權。性犯罪不僅對受害人的人身造成傷害，而且還傷害了受害人的心靈，傷害了社會大眾的羞恥心。它侵犯了受害人以自己性純潔為內容的精神滿足感和社會對其性純潔的評價，而且由于社會的偏見，性犯罪受害者（尤其是女性）還特別容易受到社會的歧視（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極為病態的心理，但它卻廣泛存在于每一個時代和社會，即使是今天也不例外）。譴責性犯罪的受害者的傾向是其他任何一種犯罪都難以匹及的，這一點許多犯罪學和心理學的著述都有了詳盡的論述。

性侵犯會給受害人的心理造成毀滅性的后果，這已經為人們所熟知。除殺人外，性侵犯是最極端的人身侵害行為，它所侵害的是人最深、最隱秘的空間。遭到侵犯的，不僅是人的肉體，而是人的整個自我。大量的案例揭示了這樣一種現象，即許多受害人（特別是女性）受害后都會出現不良受害心理，甚至會發生嚴重的心理障礙，會長期被情感上造成的惡果所折磨，許多受害人羞憤自殺事件的發生就證明了這一點。此外，性犯罪還會帶來一種特別的后果，這是其他任何一種犯罪所不具有的或程度要輕得多的現象，即受害人的“異化”。性侵犯的受害人向施害者轉化，而且犯罪手段會更殘忍、更冷酷。許多學者特別是國外一些犯罪心理學家的研究都表明，有些性受害者在被害后會產生一種非常特殊的“惡逆變”，其中尤以青少年在未成年時受到性侵犯后的異化為顯。英國著名心理學家羅納德•布萊克本曾經指出：“回溯性臨床研究表明，強奸犯與攻擊性少年犯罪人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他們都曾經常被父親或母親殘酷地虐待過?！绷硪粚W者范內斯研究發現，在法庭調查的結果中，有41%的青少年強奸犯有家庭性暴力或疏忽的歷史，而非性犯罪人只有15%的人有這樣的歷史。還有一位犯罪學家卡特的研究報告也顯示，童年時期的性虐待在犯罪人格的形成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在被監禁的兒童騷擾者中，57%的人有過被性虐待的歷史，而強奸犯中的比例也達到了23%。

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西蒙也指出，強奸犯本人在童年時期也經常遭受令人發指的虐待，結果成為病態家庭的受害者。這種虐待導致了他們的情感麻痹。1992年對加拿大馬尼托巴省35名全部為14歲，正在參加一項18個月治療方案的少年性罪犯的研究發現，幾乎90%的男孩曾經是性虐待的受害人。并且在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成員曾有代際之間的身體和性虐待史。中國這一方面的統計還沒有，但劉白駒在《精神障礙與犯罪》一書中，所列舉的一些性虐待狂或性變態犯罪案例中的行為人往往也有被性侵犯的經歷，這一點應該是相通的。一些性受害者在遭到性侵犯后，往往會發生人格重組，會采取更為殘忍的手段來對待別的受害人。許多學者在研究犯罪學和心理學的著作中所引用的一些性虐待犯罪、色情殺人狂、性變態犯罪等所列舉的一些令人發指、駭人聽聞的犯罪形式，都證明性侵犯似乎存在一種惡性循環的規律，一些受害者在遭受侵犯后，人格發生異變，心理發生極為奇特的重組：作為受害者，本來應該無比憎惡這種犯罪，但卻在失常的心理支配下產生了與被害逆向的變化，對犯罪產生認同感，誘發、催化犯罪惡性度上升，繼而自己對犯罪認同和模仿，對其他無辜者實施犯罪。而且令人感到恐怖的是，這些曾經的受害者在對別人施害時，手段會更加瘋狂，心腸會更殘忍，有的甚至達到喪失人性的地步，成為性虐待狂或變態色情殺人狂。性侵犯受害人的性別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后果。對于成年男性，遭受侵犯的機會較少，所以男性一般是在兒童和青少年時期，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受害機率下降。但男童和男性青少年成年后成為性侵害者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各種研究報告揭他們往往采取針對個人進行侵犯，大多數的性變態者、性虐待狂也都是男性。而女性受害者則不同，不管是幼年遭受的傷害，還是成年后遇到不幸，女性心理異化后往往針對整個社會進行報復。她們大多采取、故意傳播性病、性亂交、故意破壞別人的家庭、利用性作為誘發其他犯罪等形式。這可能與她們更多的是在受到不熟識者的加害或者自己沒有能力向加害者實施報復等原因有關，所以與男性不同，女性更多的是采取報復社會的性犯罪，這已經是屬于廣義的性犯罪了。專家已經指出，由于性犯罪的特點，性犯罪受害人的異化傾向比其他類型的被害人都要明顯得多。這可以說是性犯罪危害后果的一個特殊之處，其他任何一項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都難以比擬。至于為什么會發生這種奇怪的現象，心理學家和犯罪學家們還未能給出一個很精確的解釋。社會心理學家研究表明，個體的心理素質一般是由個體的早期社會經歷因素綜合決定的，比如家庭環境、學校教育、所處社會文化渲染及游戲伙伴和同學朋友等，這些因素的交織就形成了每個人不同的心理素質，也導致了每個人心理素質的千差萬別。

對于被害人的消極心理形成，其根源于相對低劣的心理素質與條件。當被害人在被害的情形下時，由于不良信息源的傳遞，往往致使被害人產生心理上的痛楚，由此在心理上產生一定的壓力，在被害人心理調整能力偏低，不能有效抵抗外來刺激時就在心理產生不良作用，容易使被害人在人格上出現扭曲，呈現人格解組現象，最終產生心理損傷。在心理學上的人格解組期以及隨之而來的人格改組期，影響著被害人的正常社會生活，如果被異化的被害人不能從被害的陰影中解脫出來，就很容易從此一蹶不振，更嚴重的是萬一被害人產生自暴自棄的心態，對犯罪由憎惡到認同和模仿，則極易由被害人轉變成犯罪人。但是，這些解釋只能對一些較為常見的被害人向犯罪人轉化的現象作出說明，如自行車被盜后不向警方報案，而是采取相同的手段去偷取別人的自行車。被強奸的婦女得不到社會的理解而破罐子破摔走向、性亂交的道路。但這些都沒有超出“人性”的范圍，還在人作為“人”的正常限度之內。而對于一些極端的“惡逆變”則難以解釋令人信服，如一些性虐待狂，采取的手段之瘋狂、殘忍，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也超出了其以前可能遭受到的性侵犯。一些令人發指的色情殺人狂為什么一定要將受害人殺死、肢解才能滿足性欲？一些戀尸狂為什么對人的尸體情有獨鐘？而這些都是正常人極其厭惡的。所有這些比較極端但實際上并不鮮見的事件，人們至今還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任克勤曾指出：“由于性犯罪的特點所決定，性犯罪被害人的異化傾向比其他被害類型都要更為明顯。”

但為什么性犯罪受害人會更容易受害，而且后果會更嚴重，他并沒有作出解釋。布萊克本在其《犯罪行為心理學：理論、研究和實踐》的第十一章“性變態與性犯罪”論述性虐待狂與對兒童的性犯罪兩篇文章中，列舉了數十位犯罪學家的學說，但都是說明性犯罪的受害人一旦向犯罪人轉化，手段會更殘忍、更沒有人性，至于原因何在，他同樣語焉不詳。為什么一旦涉及到“性”，人會比任何時候都容易喪失人性，為什么“變態”、“虐待狂”、“殺人狂”等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往往與“性”聯系在一起？這些我們暫時無法得到滿意的答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性”與人的心理的的確確存在著比其他任何一種事物都要緊密、都要奇妙乃至是奇怪甚至是令人匪夷所思的關系，一旦人的“性”受到傷害，那么造成的嚴重后果恐怕會超出任何一個人的想象。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性犯罪或者性侵犯不僅僅是傷害了一個人，實際上還極有可能“培養”了一個潛在的性犯罪者，而后者一旦發生異變，那么產生的危害性恐怕會比以前傷害過他（她）的人造成的后果更嚴重、更可怕！這是任何一種其他類型的犯罪都無法比擬的，因此，性犯罪或性侵犯的危害后果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用刑法武器來打擊性犯罪和性侵害來達到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目的就顯得尤為重要。

四、結語

馬丁•路德•金在《愛的力量》中的告誡：“我們無法為道德立法，卻可以為行為定下規矩。法律原則可能改變不了一個人的良心，卻可以約束那些沒有良心的人。”完善我國的性犯罪立法，并不意味著法律從此就可以應對一切犯罪，更不意味著以后不再需要適時修正、調整。也許我們自認為比較滿意的努力實際上仍存在著很大的漏洞，甚至有可能會出現與我們的出發點、愿望相背離的結果。但是完善我們的立法，填補當下極為明顯的漏洞，最起碼可以表明我們的態度——法律不僅是犯罪人的大憲章，同時也是所有善良公民的大憲章，它是每一個公民自由與安全的承諾書，是每一個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神。我們不指望將現實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問題在立法上畢其功于一役地作出規定，更不指望窮盡所有具體的事實情境并給予十分確定的法律后果，但最起碼我們可以向整個社會發出一個信號——這個世界是講求公理的，是追求正義的。特別是對那些曾經或想要以身試法的人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他們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為非作歹卻可以逍遙法外，再也不要指望恣意妄為還能夠逃脫正義的懲罰。

作者：王學峰賀洪超單位：泉州師范學院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