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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安全是我國人權價值的基本內容之一

目前，我國法理學界通常將法的價值體系從結構上分為三個子系統：法的目的價值系統、法的評價標準系統和法的形式價值系統。只有在以法的目的價值為支點的三者有效的統一，才能真正意義上涵蓋法的價值。至此，我們追問一下本小結的命題是否成立：食品安全是不是法的目的價值之一？首先，價值是什么？在漢英詞典中的解釋為：1/value/merit/worth;2tobeworth.而從哲學意義上講，一般分為關系范疇和意義范疇兩方面的理解。抽取“價值”一詞的意義范疇概念為：“用以表示事物所具有的對主體有意義的，可以滿足主體需要的功能和屬性的概念。”②近一步追問，法所珍視和希求的價值是什么？或者說法的目的價值追求是什么？“其中，人權、秩序、自由、正義和效率，在現代社會，更是備受重視的基本價值。”

③從這句話中，我們便可以推斷出法的價值的多元化與多層次性特征。法的價值的多元化特征是立足于全球法制現代化的大視野下所作的比較法律文化分析得出的結論。法的價值的多層次性特征則是指在法的哪些基本價值最先受到法的保護與重視。那么，我們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食品安全等安全問題是在法的價值追求中屬于哪個位階？現今世界各國都將人權作為首要的價值追求。試問，人權是什么？食品安全屬不屬于人權之列？夏勇教授在其著作《人權概念起源》中，從純粹法哲學的層面去探討人權概念的歷史沿革。認為“人權是人們的權利要求和權利積累逐步增長的結果。”而我國法理學界近年來共同認可人權的三種劃分——應有的人權、法定的人權、實有的人權。并且認為三者比重為“1”的狀況就是理想的人權狀況。有人將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食品安全等等與安全相關的方方面面問題抽象為安全價值，并視其為法的最高價值目標。在此，筆者不敢茍同，認為人權價值涵蓋安全價值，我們所孜孜不倦的追求的人權并沒有實現其最理想完美的狀態，因此才會暴漏出諸如食品安全類似事件的問題。至此，我們追問一下本小結的命題是否成立：食品安全是否是我國人權價值的基本內容之一？我國憲法第三十三條明文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食品安全法總則第一條規定：【立法目的】為保證食品安全，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聯系憲法和法律的相關規定，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導：食品安全——（保障）生命健康權——（保障）人權。當然，這只是我們保障人權的一個基本的途徑。簡而言之，人權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個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集合，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歷史的概念，流動的概念。但毫無疑問，食品安全是人權價值的最核心的價值，也是法的價值追求的一個最基本的立足點。

二、法治為什么選擇德治為其助手？

（一）法的局限性或者說法治的缺陷人類的政治思想史證明，法治是迄今為止世界各國實踐證明的最優的治國模式。首先不得不提起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著名的論斷“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亞氏還對法治做了一個經典的詮釋，即：“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其次，清華大學的高鴻鈞教授認為歷史上治國方略有四種：神治、德志、人治、法治。“鑒于神治失據，德治失靈，人治失信，各國逐漸選擇了法治之路。”④我們簡要回顧一下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法治進程：1980年前后，要求以法治取代儒家的人治；1999年，認真區別法治與法制兩個概念，主張從靜態的法制到動態的法治；2006年以來，提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而我國法理學界關于法治的優點的論著可謂浩如煙海，但是大家在贊揚法治能達到穩定與長治久安的治國效果以外，卻都承認一個普遍的大前提，那就是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這是法治這種治國模式所存在的缺陷。在張文顯教授主編的法理學教科書中對“法的局限性”列舉了四個方面：（1）法只是許多社會調整方法的一種。（2）法的作用范圍不是無限的，也并非在任何問題上都是適當的。（3）法對千姿百態、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的涵蓋性和適應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4）在實施法所需人員條件、精神條件和物質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法不可能充分發揮作用。⑤這四個方面已經很全面的概括了法在發揮社會作用中不可避免的存在著的局限性。但是筆者認為法的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其對法的價值的實現過程中的不足。法的價值內嵌于靜態的法制之中，隱性的體現了立法者的治國意圖，在使用“法治”這個單一的治國手段時，不可能也并不現實地能夠實現法的全部價值，當然這就需要更多的治國方略來輔助“法治”，以求最大化的實現法的價值。

（二）“徒法不足以自行”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曾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主張的治國思想為應將德政與法令結合起來，才能使人民安居樂業，國家長治久安。現代，我國的第三代國家領導人同志大力倡導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第四代領導人同志倡導的“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亦是延續并加強了以法治為前提的德治的作用。古往今來，治國方略有很多種，在確定法治為治國主旋律的同時，為什么單獨只選擇德治為其輔助手段？筆者下面通過一個簡要的圖表來加以論證。以上圖表只是擇要予以詮釋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合理性。縱觀世界歷史，西方經歷了幾千年的神治時代，上帝是萬能的神，主宰著西方世界的諸善與諸惡，至今上帝這一意識形態仍存在于廣大天主教徒心中，成為永恒的化身。而與此同時，中國古代五千多年的人治的傳統，使我國的歷史輕易的滑向了專制的氛圍。由于濃厚的文化意識形態的代代相傳，如今的人民內心仍然根深蒂固地打著官本位思想的烙印。但是奇怪的事實是我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卻開始出現“斷層”了，我國政府在全世界多個國家建立了許多“孔子學院”，希冀把我國古代傳統的“儒家文化”發揚光大，但是眾多國民認為這是“墻里開花墻外香”。政府當前迫切需要做的是怎樣將儒家傳統文化的有益營養成分灌輸到十七億中國人民的內心深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正在深切呼吁法治與德治的有力結合。如今我國的“法治”與“德治”相比較的現實狀況是：法治嚴重的營養過剩，德治卻極度營養不良；法治已人到中年，德治還是呱呱墜地的嬰兒。怎樣加快道德體系的建設腳步，使德治大踏步迎頭趕上法治，二者“相敬如賓，舉案齊眉”，這是值得我們深切憂慮的問題并且迫在眉睫。四、法的價值追求與道德價值追求的相合性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法理學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永恒的話題。二者的關系的界定問題常常被界定為自然法學派與分析實證法學派的關鍵分水嶺。其中以富勒與哈特的學術論戰最具有代表性。“1957年4月，哈特在哈佛大學講學時作了一個題為《實證主義和法律與道德之分》的學術報告，為法律實證主義進行辯護，并反駁了富勒等人對它的攻擊，從而揭開了這場論戰的序幕。富勒立即對這一報告進行了反擊，發表了《實證主義和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的長文。⑥

簡而言之，新自然法學派代表富勒認為法律與道德有必然的聯系，主張“惡法非法”。而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代表哈特則認為法律與道德有一定聯系，但不是必然的。主張“惡法亦法”。兩大學派的爭論的議題是有一定的交集和重合，那就是法律和道德是有聯系的，我們撇開“法律與道德的聯系是否必然”這一如同“雞生蛋、蛋生雞”這樣方法論不同答案就永不一致的話題，來討論一下法與道德聯系的紐帶是什么？下面引用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拉茲的圖解來做依據：拉茲在列出上述圖表⑦時，也承認分析法的社會作用是很冒險的。法律在用實然法奢望去實現應然法的社會效果，不免要為所經歷的各個時代的思想家所恥笑。在上述圖表中法律的間接社會作用所指向的空間正是道德大展拳腳的區域。筆者將法律的間接社會作用抽象為法律文化觀念，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強大的法律文化觀念是實現法的價值的最鋒芒的武器之一，那么，我不得不說其另一銳利武器道德價值。什么是道德?“道德是社會調整體系中的一種調整方式，它是人們關于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的感覺、觀點、規范和原則的總和。”⑧那么，道德內容是多層次的，以價值為道德中最高的層次。什么是道德價值？“個人行為對于他人和社會所具有的道德上的意義。無產階級的道德價值觀集中體現在符合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原則的行為之中，尤其體現在為維護社會利益而作出的犧牲精神上”。⑨古今中外，誠信被認為是道德的核心價值支柱。面對現如今社會各個領域出現的誠信缺失事件，道德滑坡現象；面對如今威脅我們的生命健康權的食品安全事故，我們不能過于迷信法律的社會功能。盡快使加強法律文化觀念與加快道德體系建設二者手拉手一起為實現法的價值保駕護航才是問題的根源。

作者：宋珍珍單位：鄭州大學法學院2011級法學理論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