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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公正與司法公正的辯證關系

在探討社會公正與司法公正的相互作用關系之前，首先需要對二者的內涵和性質加以界定。

（一）社會公正的意義

有學者認為社會公正是指“社會對制度及法律實施效果的評價和態度”。約翰·羅爾斯認為,社會公正及社會正義遵循平等自由與機會公平兩個原則,二者揭示了社會基本結構的兩大組成部分,一是有關人民的政治權利部分,一是關于社會和經濟利益部分。不同于以財富和權力的均等程度來衡量的平等,也不同于與效率相對的機會平等和結果公平，究其實質，社會公正是一個社會的最高理念和理想狀態,是最高位階級的價值基礎。只有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社會才能為利益訴求迥異的不同個體建立共同遵循的行為準則，從而實現有序運行。因此，社會公是現代國家的共同追求，國家的公民對各種社會現象、制度的認識和評價基于對公正這一價值理念的理解，社會公正源于人們對法律和其他社會規范的信心。羅爾斯認為,社會公正是指正義原則在一種公平的原始狀態中被一致同意著。如果大多數社會群體對某種“規則”（也包括理念、原則、規制等）形成了一致性的評價,這種“規則”就可稱為社會公正。由此可見，社會公正更多體現了社會成員對根本價值準則的共同理解，而價值準則又是與社會經濟基礎和制度環境互動的產物，因此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社會公正的內涵是不盡相同的。

（二）對司法公正的界定

相比社會公正本質上屬于社會成員的共同認知和行動準則，司法公正則帶有強烈的主體性特征，也與相應的司法權力關聯緊密。在英語中，司法權“Jurisdiction”包括了審判權的含義，我國也將司法權解釋為國家司法機關行使的權力。這一解釋明確了國家司法機關行使相應權力的主體地位，也傳遞了“司法公正靠司法機關實現”的潛在信息，再加上程序正義往往是結果正義的一項必要條件，我們或許可以將司法公正界定為：司法機關排除任何來自行政等力量的干擾，嚴格依照司法程序，切實嚴格執行法律條文的過程。

（三）社會公正與司法公正的對立統一

根據上文，社會公正與司法公正的同一性似乎不言而喻。在一個健全的法制社會里，二者無論在價值取向還是行動結果上，都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作為社會成員間共同契約的法律，以實現社會公正為使命追求，維護司法公正，從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維護社會多數成員的行為底線與共同信仰。同時，以社會共識的面貌存在的社會公正，則是司法公正得以成立的邏輯與認知基礎。從學理推演的角度，二者間的統一關系無疑是高度自洽的。然而，社會互動的復雜及法律自身的特性卻往往導致了司法公正與社會公正在現實中的對立。尤其對處在改革和轉型期當今中國，各種社會階層和群體不斷分化、涌現，利益博弈和社會互動日趨復雜，而作為協調社會成員間權力義務關系的基本準則，既有法律在面對很多新型社會關系和新情況時，其滯后的局限越發凸顯。這既與法律穩定有余、前瞻不足的特性密切相關，也突顯了立法的某種程序性桎梏。如上文所界定，社會公正是一種泛道德的價值判斷，嬗變性與時代性是其重要特征，當公眾的價值取向在種種因素作用下超出司法所能解釋的范疇時，司法公正與社會公正的對立乃至沖突，顯然在所難免。例如，在一個封閉落后，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的農村，某婦女因不堪忍受長期的虐待而毒殺親夫。如果在過去，法檢機關切實維護法律條文所界定的“司法公正”，嚴格依照法律條文執行司法程序，依律依典判處犯罪嫌疑人死刑，或許幾乎不會引起爭議，因為這一判決與當時“欠債還錢，殺人償命”的道德判斷。但若放在人權和生命尊嚴意識已極大增強的今天，這樣的判決就很可能招致“沒有體現人道關懷”，“對當事人處境缺乏理解的同情”，“機械冰冷，沒有人情”的激烈指斥。類似事例還可參照曾經引發輿論喧囂的藥加鑫案件，二者所折射出的，顯然是司法公正與公眾所理解的社會公正之間的巨大鴻溝。

二、司法改革——社會公正與司法公正相契合的實現路徑

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社會公正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共同理解的心理指向，而司法公正是秉承程序正義的權力運行過程，其以社會公正為價值取向，在復雜環境中的運行結果卻可能有違初衷。在社會高度分化，利益訴求高度多元的當今中國，各種社會力量對立法、司法的制約與影響，可謂無處不在、無孔不如，“官本位”的人治傳統，信奉社會關系的倫理取向，司法獨立的缺失及各種思潮的爭鳴、激蕩等，都是導致司法公正在很多情況下與社會公正相背離的重要原因。因此，有效的司法改革，無疑是促進司法公正與社會公正相契合的實現路徑，筆者針對當前司法實踐中的一些現狀，提出以下幾條改革措施：

（一）提高司法運行中的人權意識

法律至上的神圣信仰是法治社會的思想前提，社會公正又以實現個人利益為價值皈依。司法和教育機構應努力提升從業人員的人權意識，在執行法律文本的過程中秉承人文關懷，更多考慮社會影響而非單純地機械執行，從而在維護法律的權威、程序正義和滿足人民公正期待之間探尋平衡點，實現社會公正對司法的規制與統合。另一方面，各級權力機構也要通過教育、宣傳等多種途徑，幫助社會成員樹立法律至上的信仰，形成充分尊重法律形式和程序的意識，使其充分認識到遵守法律與維護個人利益間的同一性。歷史上，蘇格拉底寧愿受死，也不愿改變他對法律的堅貞信仰，正是這種對法律的虔誠敬畏啟迪了西方公眾信奉法律、崇尚法律的良好意識，這也是西方法治社會得以確立的信仰和思想基礎，值得我國各級法律工作者借鑒。

（二）注重司法的程序正義

馬克思·韋伯提出了“司法形式主義（也稱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大多數國家認為，程序正義是一項基本原則，不僅在司法程序中要遵守，在一些非司法程序中也必須遵守。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西方人曾認為法律權威主義導致了社會正義的缺損，并通過擴大法官自由裁量權等途徑加以修正。但這種權能的擴張應當有所限定。“形式正義優于實質正義，應當改變個人化正義的法律文化傳統。”對過于信奉“實用主義”，不乏違反規則謀利的當今社會，反而應當強調程序正義，以此來牢固樹立司法的權威。中國的“公道”反映了民眾試圖通過喚起“青天（即權力核心）”注意來謀求公平的心理訴求，但淡化“人治”的個性化影響，正是現代法治的努力方向，通過特定的程序和機制來追求社會公正，形成有機的社會秩序范式和通則，這也是在法治變革過程中對公正和秩序的理性期待。司法的形式合理性蘊涵著特定的價值準則，它意味著通過公正合理的司法機制，能夠通過平衡利益關系來確立有機的社會秩序，進而實現社會公正。因而樹立程序正義的儀式，對司法實踐的持續推進尤為重要。

（三）賦予司法機構以更多的法律解釋權

在美國，法官在某些情形下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權，以靈活處置法律條文所沒有涵蓋的情況。例如，法官大多被授予在判處未成年者監禁時酌情考慮的權力和判決離婚時根據雙方境遇分配財產的權力。美國法律中的陪審團制度也是這一自由裁量思想主導下的產物，其初衷在于用法律之外的力量彌補法律的剛性有余、柔性不足的缺陷，使最終判決兼顧法律權威與公眾的情感指向。

三、結語

在中國，大陸法系立法程序的凝重遲滯以及法律條文剛性刻板等，都使得法官難以變通地應用法律條款做出合乎社會公正的判決。為此，因適度借鑒西方經驗，并結合我國國情賦予最高司法機關更大的法律解釋權限，包括通過有步驟地實行判例制度來補充成文法的彈性等，以此和程序正義形成有機互補。以同為大陸法系的法國為例，該國在行政審判領域先行實施判例制度，有效地克服了令出多門，無法制訂固定法典和司法權無法制約日益膨脹的行政權的局限。這一擴大司法機構解釋權限，無疑有助于克服法律的滯后性、僵化性和涵蓋有限的局限，能實現司法公正與社會公正的協調契合。我國司法工作者，理應對此有所關注，在必要時加以引進并進行“本土化”實施。

作者：成泳璋單位：武漢理工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