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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的著作權侵權救濟制度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存在著諸多問題，雖然我國《著作權法》至今已歷經了兩次的修訂，但在中國加入WTO之后，在西方發達國家完善的著作權保護體系的影響下，著作權與國際接軌的問題顯得日漸突出。在著作權問題中，爭議相對較多的是有關著作權侵權的救濟。涉及當事人直接經濟利益的問題往往是社會較為關注的問題，所以民事司法救濟一直備受關注，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具體實施方式，值得加以討論。

關鍵詞:

著作權;民事司法救濟;賠償

一、選題意義

著作權是一種隨社會的發展而形成的民事權利。著作權人完成某一作品，意味著著作權法律關系得以發生，著作權就會依據這些特定的作品而產生。可見，著作權本身是較為復雜的。關于我國關于著作權的保護制度，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關于糾正任意翻印圖書現象的規定》和《關于改進和發展出版工作的決議》這兩個文件中，曾涉及到對作者的權利加以保護。之后的40多年中，我們國家再沒有頒布過法律來正式承認著作權。直到1990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的第一部《著作權法》，從此，中國對著作權的承認保護才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由于著作權的客體是作品，作品具有無形性，所以侵犯著作權的行為相比其他民事權利侵權行為而言，顯得比較特殊。所謂作品是具有獨創性的智力成果，一經創作便可自動獲取著作權，著作權人經過發表以后，作品就進入公共領域，面對人數眾多且不確定，難以從源頭處進行控制，使得侵權行為難以被發現;即使侵權行為被發現，由于其侵權的證據存在于侵權人可控范圍內，也比較容易被消除。著作權侵權與其他民事權利侵權不同，侵權人侵權成本較低廉，所獲利益巨大，相對來說著作權人的損失甚微。在這種巨大利益的刺激之下，著作權侵權頻頻發生;同時，相比其他客體而言，作品不能通過占有的方式來排除侵害，加上作品具有可復制性，侵犯著作權的行為也變得更難控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著作權人要維權往往要花費非常高昂的成本，例如律師費、訴訟費、調查取證的費用以及其他的的時間利益成本。那么如何通過法律的途徑來防止侵權的發生，這個問題的解決使得著作權民事司法救濟措施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現行《著作權法》第49條的規定，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相關權利的，侵權人應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給予賠償;若實際損失難以計算，可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賠償數額還應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不能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依據該條的規定，著作權侵權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有如下三種，一是依據權利人的實際損失計算，二是依據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來計算，三是法定賠償。然而在越來越完善的法條背后，依然存在著實際運用中的許多爭議。第一，由于《著作權法》中，沒有對損害賠償的歸責原則進行明確規定，導致當事人主觀惡性是否影響賠償存在爭議，在司法實踐中會出現不同的判決。第二，權利人的損失額和侵權人的所得額判斷標準沒有統一，具體的計算方法存在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導致法定賠償被普遍適用，而法定賠償中，法官自由裁量占較大比重，從而會導致相似案件的賠償標準不同;而且由于法律規定計算賠償額的方式存在順位，使得當事人不能夠自由選擇，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其權利的保護。第三，新草案中加入了懲罰性賠償條款，但引入是否適宜，仍需繼續討論。

二、我國著作權法民事司法救濟概述

我國《著作權法》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規定了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三種，其中民事責任的運用最為廣泛。民事司法救濟的方式包括四種: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以及賠償損失，其中，由于侵權損害的民事責任主要涉及到了財產責任，同時賠償損失又是承擔財產責任最主要的方式，故賠償損失的責任方式運用的最為廣泛。大陸法系的救濟方法可分為兩個方面:程序上的救濟方法和實體法上的救濟方法。在英美法中，程序法與實體法緊密相聯，影響較大的主要是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發展，至今仍然保留普通法與衡平法之分，相應而言，救濟方法也分為普通法上的救濟和衡平法上的救濟。著作權侵權屬于一般的民事侵權，而民事賠償的主要途徑是賠償損失，不應當使權利人獲得比沒有侵權時更為優越的地位，否則法律的將誘使人們去為違法行為，這與法律所要求的秩序相違背。

三、存在問題及對策

(一)法定賠償數額范圍從法定賠償的適用現狀出發，盡管法律規定著作權賠償之計算方式有三種，但由于在司法實踐中確定損害賠償額度存在一定的難度，法定賠償的運用還是相對廣泛的，故而法定金額的界限，于著作權人來說尤為重要。《著作權法》對于法定賠償之最高額做出了50萬的規定，由于經濟之發展，《著作權法》(草案)適應社會的需求將法定賠償的最高額上升到100萬的范疇，但是二者均未規定數額之下限。我國可以借鑒臺灣地區的相關立法，為著作權法定賠償設定一個下限。該下限設定具有一定的意義，即若權利人同意以該下限為其賠償所得額，那么法院可以免去其舉證的義務，而直接適用之;倘若侵權人不同意，則要負擔起舉證義務。同時，作為數額的規定，也應當隨著經濟發展變化而變化，數額過少會直接影響權利人損失的彌補，失去了法定賠償的應有之義。

(二)法定賠償具體如何計算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的規定是依據“侵權行為的情節”來計算法定賠償額度之大小。一般認為，侵權行為包括主觀過錯、違法性以及損害結果，依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即判斷即主要以侵權人之主觀惡性、行為手段以及侵害后果來判定，即若侵權行為侵權人主觀惡性強，行為惡劣以及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就判定以高額賠償;若主觀為過錯、手段輕微、后果不嚴重，則減少賠償之數額，若侵權人主觀過錯、手段輕微，甚至在造成的結果也不嚴重的情況下，即使其侵犯多重著作權和多件作品，權利人也無法獲得相應較多的賠償;即使侵權人所侵犯的各個作品屬于不同的權利人，但賠償金只有一份且有最高限額，會直接導致所有權利人的損害都得不到有效的彌補。通過比較法研究，美國版權法給了我們一種新的思路，將這種針對作品而不是行為的計算方式運用于實務中，如果依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定，一個侵權人只承擔一份責任的話，那么最多可在法定范圍內判定賠償;但若依據侵害作品之個數，則每個被侵害的作品都能得到相應的賠償，使得每個著作權人的損失都得到彌補，著作權人的權利可得到實質保護，并且為“多因一果”的案件尋求到了一種最佳的解決方案。

(三)當事人對于法定賠償結果不滿意，是否存在救濟手段?由于法院并非當事雙方，法定賠償的額度往往由法官自由裁量，這樣就容易產生不滿的情緒。若權利人或者侵權人對于法院適用法定賠償的數額表示無法接受的時候，其是否可以以之為理由而提起上訴?有學者提倡將法定賠償的救濟引入到著作權制度之中，認為可以通過上訴和再審的方式對于法定賠償結果進行救濟。但筆者認為，法定賠償不應設定救濟途徑。法定賠償的出現是基于在其他方式都無法找出更好辦法的情況，其賠償額可以作為一種法律擬制的賠償方式，這種賠償的目的是在于平息當事人之間的糾紛，是當事人雙方之間的一種妥協。若對法定賠償數額有所異議，則當事人在法院適用法定賠償之前就應該提出相應的有力的證據，而不是空談反對。法定賠償之出現是由于雙方已經窮盡了所有適用其他計算方式可能，故再對法定賠償進行質疑無疑是浪費司法訴訟資源的體現。故筆者認為，法定賠償不應當存在相關救濟。

［參考文獻］

［1］徐紅紅．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的法律監管研究［D］．山東大學，2010．

［2］吳漢東．知識產權基本問題研究(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作者：崔悅 單位：吉林財經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