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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自蘇聯的“壓力”是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客觀外部因素

上世紀40年代，國際形勢變幻莫測，直到“二戰”結束后才初步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立的兩級國際格局。蘇聯為了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抗衡，極力促使東歐、東南歐及亞洲的一些剛剛脫離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盡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加入到社會主義陣營中。中國便是蘇聯爭取的一個重要目標。同時，兩極對立的政治格局和中國面臨的來自西方封鎖包圍的嚴峻形勢，使中國倒向社會主義陣營成為當時的必然選擇。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帶有過渡性質的社會形態，它的性質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這顯然與蘇聯方面提出的過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要求不符，當然會引起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的若干偏見。對此，做過說明，在解放戰爭時期，蘇聯方面不支持我們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在解放戰爭取得勝利后，“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直言蘇聯在“一九四九、一九五O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由此可見，蘇聯方面為保證社會主義陣營的高度統一，已經明顯地向中國共產黨人施壓了?！皯岩晌覀兪氰F托式的勝利”，這是字字千鈞的一句結語。這說明，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在不斷地向中國共產黨人敲響警鐘，在重大提法上不能與蘇聯經驗保持一致，不按照蘇聯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模式加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效仿蘇聯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并據此制定和實施國民經濟計劃，勢必會影響到中蘇兩國和兩黨之間的關系，其下場必然與南斯拉夫一樣。在這重要的歷史關頭，中共中央和為打消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人的疑慮，一方面想方設法通過各個渠道就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主張和實際做法向蘇聯方面進行耐心的解釋，并抱著虔誠的態度盡可能接受蘇聯方面的建議和意見，以便得到蘇聯的理解和支持，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舉措就是派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蘇聯。另一方面，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國即將實行的對內對外的大政方針政策，并斬釘截鐵地宣布：“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梢哉f，來自蘇聯的壓力，使逐步改變了經歷一個時間較長相對穩定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的最初的設想，而是在時間的估算上與東歐各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間大體相吻合。同時，也把“右傾民主主義偏向”的主要特征看作是“向富農投降”，這與東歐國家的認識有著驚人的相似。他批評鄧子恢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所犯錯誤“屬于右傾”。在蘇共反復批判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和東歐各國紛紛照搬蘇聯模式的大背景下，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的懷疑最終促使以為首的中央領導人放棄經過一段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后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最初設想，而是選擇了“直接過渡”，認為過渡時期就是資本主義因素逐步減少社會主義因素逐步增加的時期。1953年，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標志著正式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轉而完全倒向了蘇聯過渡時期的理論和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二、國內的新情況是促使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客觀內部因素

建國后前3年，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實踐是成功的，其中在政治、經濟方面尤為顯著。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實踐過程中也遇到了許多始料未及的問題。例如隨著完成，農村兩極分化苗頭的出現；在保護私營工商業合法經營和適當發展過程中，不法資本家“五毒”行為的出現等。這些因素的發展及其相互作用最終促使改變了原有的過渡思路轉而加快了社會主義改造步伐。

（一）新解放區后“兩極分化”現象的出現，促使下定決心盡早引導農民走集體化的道路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新解放區的擴展到全國范圍。作為中國民主革命主要內容的具有雙重性質。通過實行，不僅要聯合農民群眾推翻三座大山，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人民民主政權，而且要解放農村生產力，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實現國家工業化做好準備。但在全國完成、農民得到土地、生活得到改善、農村生產力明顯恢復和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后農村出現的貧富分化現象。這一“兩極分化”的苗頭引起中央領導人尤其是的擔憂。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中國一直處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后，小農經濟的狀態仍未被打破，農民獲得土地后仍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推翻地主階級后，農村供應城市的糧食數量縮減，農村供應與城市需求的矛盾驟然尖銳。同時，雖然每戶農民都獲得土地且數量相差無幾，但是由于其勞動能力、技術水平及經營水平的差異，造成收入出現差距，農村出現少量的貧富分化現象。由此，一些地區出現農民自發組織的互助合作組，想借此縮小收入差距，緩解農村與城市糧食供需矛盾。這些現象最先在東北和華北老解放區表現出來。1949年12月，東北局書記高崗在座談會上提出，可以借助并進一步提高農民自發組織的互助合作組，向社會主義過渡。1951年5月，山西省委建議，可以通過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辦法，以動搖和削弱農村的私有制。對此，劉少奇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這些想法和建議是“一種危險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為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仍是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社會，我們不能將其與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現階段我們還處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的階段，因此不應限制富農的發展。在這一關系到農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反對劉少奇的觀點。他認為“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占領……如果不搞社會主義，那資本主義勢必要泛濫起來。”因此他鼓勵在農村推行互助合作社，試圖通過變革生產關系，提高農村生產力，最終動搖農村的個體經濟，動搖私有經濟的基礎。在革命時期，堅決反對農村工作中的絕對平均主義做法。但建國后，隨著工作的全面展開，千百萬農民因為分到土地而積極投身到農業生產中，農村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卻開始擔憂在農村中逐步出現的“兩極分化”苗頭會危及工農聯盟，危及新生的國家政權。正是因為后個別領導對農村出現的少量兩極分化苗頭的過分擔憂，造成以為核心的黨領導人決定提前在農村進行所有制改造。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過早放棄。

（二）資本家不法行為的出現，使中國共產黨尤其是逐漸改變了對資本主義的原有看法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是推翻三座大山。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相比，民族資本主義是進步的生產關系。因此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中間階級被中國共產黨吸入到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動力之一。但是在民主革命過程中，中共中央領導人對資本主義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認識逐步發生變化。在黨的七大上，主張廣大地發展資本主義，他指出：“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边@一“資本主義太少”的狀況直到1949年都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在強調利用資本主義的同時，提出了對資本主義的限制和改造的問題。即使如此，建國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新生的國家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即由各階級共同組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其中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同時《共同綱領》還提出要保護“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正是在黨和國家按照《共同綱領》保護私營工商業的合法經營和適當發展的過程中，一些不法資本家為牟取暴利在經濟上唯利是圖、破壞國營經濟，在政治上對黨員干部拉攏收買，這些行為對當時的黨員干部產生很大的腐蝕和影響，污染了大批黨員干部的純潔性，導致政府機關中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現象嚴重滋長。這使等中共領導人對資本主義的看法產生了重大變化，決定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三反”運動的同時，針對私營工商業者開展以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為主要內容的“五反”運動。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消極影響的過高估計，使他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發生改變，提出“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的論斷。自此，黨中央領導人將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由限制發展對象轉變為革命對象，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運動。1953年10月15日，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9］106。這進一步反映出對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高度警惕，也更加堅定了他加快社會主義改造步伐的決心。這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被放棄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選擇，促使下定決心走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優先發展重工業，加快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戰略選擇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早結束的直接動因。中國近代史表明，落后就要挨打，要實現民族獨立，就必須迅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主要標志，實現國家工業化是中華民族百年來的歷史任務，更是和中國共產黨人夢寐以求的奮斗目標。在設想新民主主義社會之初，他就強調“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中國作為小農經濟長期發展的農業國，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完成從農業基礎向工業基礎的轉變。強調，這“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正式提出把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戰略任務。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外形勢以及個人的深切感觸，更加堅定了實現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選擇。斯大林指明：“處于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自己國內不能出產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如果停留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即不得不使國民經濟受制于那些出產并輸出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階段，就不可能保持經濟的獨立?！币虼?，蘇聯采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1949年12月，第一次訪問蘇聯，蘇聯工業化所取得的成就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強烈意識到，與蘇聯相比，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很低；但是從蘇聯的發展歷史看，中國具備在短時間內迅速達到蘇聯工業化水平的可能性；要在最短時間實現工業化，中國應該借鑒蘇聯模式。經過艱苦談判，中蘇最終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條約的簽訂，不僅對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還直接影響了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看法，開始直接參照蘇聯模式，這為他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借鑒蘇聯過渡時期理論奠定基礎。1951年2月，黨中央開始起草“一五”計劃和遠景設想，并于同年8月由、陳云帶隊到蘇聯征求意見。到1952年，一方面，國民經濟快速恢復，社會主義因素不斷發展壯大，為國家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奠定基礎。另一方面，朝鮮戰爭爆發，國際形勢嚴峻，雖然我國在抗美援朝中取得空前的勝利，但是伴隨著勝利果實的獲得我們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讓更加堅定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快速實現國家工業化。因此，在1952年9月，聽取報告訪蘇情況后，在中央討論“一五”計劃的會上提出加快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伐，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并于1953年6月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因此，國家工業化的戰略選擇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被放棄的直接動因。

作者：董軍明張麗麗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成都理工大學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