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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是農村基層政府的一種新的工作機制，目標是建立服務型政府，最終實現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的目的。它由三部分內容組成：一是查民情，由紀檢部門牽頭，組織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聯席會議成員單位，采取“訪、看、評、查、糾、建”等辦法，對全市行政村貫徹落實國家“三農”政策、執行各項制度、村干部廉潔自律和干群矛盾糾紛等情況進行走訪檢查；二是解民難，就是創新農村基層信訪工作模式，鄉鎮建立信訪大廳，由專人負責信訪工作，主動化解社會矛盾；三是辦實事，即鄉村聯動，公開鄉鎮管理的社會事務，鄉鎮建立政務服務中心，村建立服務站，組建立服務點，全程農民所要申辦的所有事項。

查民情是完善黨內監督，這種監督是一種全覆蓋的監督（全市335個村逐一排查）、全方位的監督（內容涉及農村所有工作）、全天候的監督（這項工作不是階段性工作而是經常性工作）；解民難是健全信訪渠道，是三級信訪網絡的組成部分；辦實事是建立公開辦事制度，這是“三位一體”的主體與核心，是服務型政府的根本標志。三者都是圍繞民情、民事、民利而展開，而且互相補充、互相制約，共同構成完整的工作體系。查民情、解民難是治標，辦實事就是治本，“三位一體”是一種標本兼治的工作機制，是科學發展觀執政理念的實踐。

一、”三位一體”轉變了政府職能

鄉鎮是我國行政管理體系中最基層的政府，是黨的農村政策的直接執行者，肩負著農村發展和穩定的重任。鄉鎮工作特別繁重，人們形容為“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計劃經濟時，鄉鎮不但是行政管理的領導者，而且也是生產活動的經營者。步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鄉鎮生產經營的職能讓給了農民，只剩下行政管理的職能，而且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管理的內容和方式也在發生變化。村民自治改變了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的關系，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不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而是一種指導的關系。取消農業稅以后，改變了鄉鎮政府的工作內容，鄉鎮工作完全從催糧要稅的繁重工作中解脫出來，對社會事務的管理自然就成了鄉鎮工作的主要內容。其實，對社會事務的管理一直應該是鄉鎮工作的主要內容，鄉鎮政府也一直在探索轉變職能，但由于催糧要稅工作壓力特別大，加之鄉鎮不僅要對發展地方經濟負責，還要對自身的財政負責，造成了鄉鎮政府一直處于“越位”、“錯位”、“缺位”狀態。

同時，政府好比機器，要想用老機器生產出新產品，必須改變其結構和工作方式。要想轉變職能，運用老的工作模式是難以實現的，這就是我們一直強調而且致力于轉變鄉鎮政府的職能，但在實踐中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使鄉鎮真正轉變政府職能，在體制不變的條件下，必須轉變工作機制。“三位一體”工作機制就是這種能在現行體制下可以轉變政府職能的運行機制。

第一，“三位一體”能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權力尋租”一直是政府中難以根除的腐敗毒瘤，它不僅影響著政府的工作效率，更影響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只要有“權力尋租”，服務型政府就難以建立。產生“權力尋租”的原因有很多，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權力集中、權力不透明。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確保權力正確使用，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三位一體”工作機制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辦實事工作中，實施“全程制”，鄉鎮建立政務服務大廳，村建立服務站，村民組建立服務點，把所有農民要辦理的事項全部集中在一個大廳中，公開服務項目、辦事程序、申報資料、承諾時限、收費標準，要求做到即辦件直接辦理、承諾件限期辦結、上報件全程、退回件明確答復，變過去的“暗箱操作”為現在的“陽光作業”。這就把原來權力的神秘面紗一下子徹底揭開，使權力赤裸裸地暴露在陽光下。當權力失去了權威性，權力也就變成了責任和義務，當人為責任和義務而工作時，其職能也就自然而然地改變了。

第二，“三位一體”能使權力在有效的監督下運行

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要滋生腐敗。要確保權力正確使用，還必須對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必須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重點推進。”傳統的鄉村管理對干部的監督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群眾監督，二是上級領導監督。村民自治后，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加之鄉鎮政府職能沒有轉變，發展經濟任務繁重，相對來說，來自上面的監督有所減弱，監督的重心轉到群眾方面。另外，村務決策往往是村委會和村級黨組織共同做出的，而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又無權對村級黨組織進行監督，因為從體制上講，村民會議是管不到村級黨組織的決定的。這樣，作為村民自治的最高機構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實際上很難履行其監督職責，因而往往也就成了一種虛設。“三位一體”工作機制中“訪民查廉村村行”活動就是解決群眾監督不到位、上級監督弱化的問題。這項活動，由紀檢部門統一組織對全市所有村進行逐一排查，檢查的內容包括農村所有工作內容，采取訪、看、評、查、糾、建等多種方式，要求接觸群眾必須達到一定比例。這不僅強化了上級監督，而且把群眾監督與上級監督有機地結合起來，使這兩種監督既有的放矢，又行之有效。

二、“三位一體”破解了“三農”難題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主要內容是發展和穩定。簡言之，“三農”問題的全部內容就是要解決農民的發展和穩定問題，只有當農民在穩定的環境中求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和諧社會局面也就實現了。

（一）影響農民發展和穩定的主要因素

一是農民主動性難以發揮

市場經濟的主體是經營者，而不是政府。雖然我國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實行市場經濟，但農民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一直沒有確立起來，鄉、村組織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干預著農民的經營，一直在劃槳而不是在掌舵，而鄉、村組織并不善于劃槳。

二是農民自身利益受損

在農民上訪案件中，主要是土地和村干部腐敗問題，這兩個問題都侵害了農民自身的利益。土地問題侵害了農民的生存利益，村干部腐敗侵害了農民的公共利益。

三是農民權力難以保障

信訪是我國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很有效的工作機制，但多年來一直存在著渠道不暢通、處理不及時等問題，使問題越積越多、矛盾越來越大，特別是信息交通都不發達、觀念思想相對落后、經濟狀況較貧窮的農村。農民的問題出現在鄉村，解決的主體也應該在鄉村。之所以出現農民越級訪、進京訪，就是因為農民在鄉村有冤無處伸、有理無處講、有難無人幫。

（二）“三位一體”工作機制從解決新時期“農村第一難”辦事難入手，以服務促發展、求穩定，破解“三農”難題

第一，還“政”于民

在市場經濟中，主體是農民、企業、各種社會組織，分散的農民實力弱小、信息不靈通等弱點會被企業和社會組織所彌補，企業和社會組織具有把分散農民有機地組織起來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作用就是提供服務，把自己不該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讓給社會組織和企業。“三位一體”工作機制正是基于這種思維提出來的。在實施中，鄉村干部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具體讓農民種什么、發展什么的工作上，而是實實在在地把黨的政策落實到千家萬戶，千方百計地為農民提供服務，把應該為農民辦的事辦到、辦好、快辦。這樣，農民的首創精神和創造才能也就能最大限度地得到發揮，社會組織和企業的主導和引領市場的能量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就會出現農民心無旁騖，人人思創業、家家忙致富、村村謀發展的和諧景象。

第二，還“權”于民

對于國家來說，解決和減少信訪的主要渠道在縣（市）區級，因此國家要求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對于縣（市）區來說，解決和減少信訪的主渠道在于鄉鎮街（包括職能部門），要使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常態化必須暢通信訪渠道。農民的信訪問題不應該完全或主要由縣（市）區委書記來解決，而應該主要由鄉鎮街書記（包括職能部門的領導）來解決。“三位一體”工作機制明確規定，各鄉鎮街要創新農村基層信訪工作模式，建立信訪大廳，采取“入戶聽訴、開門接訪、集中辦訪、真情回訪、交心懇談”等方式，使群眾“話有地方說、理有地方講、難有組織幫”，化解社會矛盾，破解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為群眾生產生活排憂解難。這就形成了完整的信訪網絡，有效地保證了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活動的常態化，鄉鎮政府也能真正成為人民的政府。

第三，還“利”于民

目前在農村，農民一方面強烈希望有人來組織他們發展經濟，致富奔小康；另一方面也強烈希望有人對村級權力進行監督和制約，防止和克服腐敗現象。農民反映村干部腐敗，主要反映村干部侵占了他們的利益。從源頭上堵住村干部的腐敗，實際上就是把農民應該享受的利益還給農民。在現行的體制下，采取這種經常性的“訪民查廉村村行”活動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加之信訪渠道的暢通，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只要堅持經常并不斷完善，一定能從源頭上遏制腐敗，農民的利益也一定能夠得到應有的保護。

三、“三位一體”密切了干群關系

干群關系是黨群關系的具體體現，具體表現為黨與群眾之間聯系和連接的方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群關系所面臨的客觀環境、任務等和過去相比有很大不同。從執政黨的視角看，中國共產黨處在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如何提高執政能力，用手中的權力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如何防止腐敗對黨的侵蝕，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從人民群眾的視角看，人民群眾自身的利益要求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市場經濟下，群眾的獨立性、民主性大大增強，而且群眾的利益出現了多元化；從干群關系的視角看，執政條件下的干群關系有了新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群眾對黨群關系的認識，不是根據其理論，而是根據黨員特別是黨員干部的表現加以判斷。

以往在密切黨群關系方面，在如何繼承傳、統發揚優良作風上做了很多工作，這無疑是必要的。表面上看，黨群關系指的是黨和群眾之間的關系，但它實際上反映的是黨同公共權力之間的關系。因此，所謂密切黨群關系，也就是要正確處理好黨同公共權力之間的關系。即在強調作風建設的基礎上，要圍繞著權力的運行和對權力運行的制約監督，構筑一個能夠互動起來的黨群關系模式。

“三位一體”工作機制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促進農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所有的權力都要在陽光下運行，廣泛而有效的監督又會使這陽光下的權力能夠始終保證權為民所用。在這種運行機制下，原來“干部動嘴群眾跑腿”變成了“群眾動嘴干部跑腿”，原來“民對官”變為“官對官”，原來“多次辦理”變為“一次辦理”，實現了“大事小事不出村”，農民省時、省錢、省心，干部與群眾主仆關系實現了歸位。只要群眾真正做了主人，干群關系自然也就和諧、融洽。

應該說，“三位一體”工作機制在權力運行和權力運行的制約、監督之間，構筑了互動的黨群、干群關系工作模式。

四、“三位一體”深化了農村改革

年農村改革，先后實施了“五次放活”。第一次是放活土地，推行“大包干”，建立統分結合的家庭承包經營制；第二次是放活經營，廢除統購統銷制度，給農民以生產農副產品的自由；第三次是放活領域，準許農民“離土不離鄉”，大辦鄉鎮企業；第四次是放活空間，打破城鄉戶籍藩籬，準許農民“離土又離鄉”進城務工經商；第五次是放活組織，給農民以組織權，讓農民依法有序自主地參與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而眼下，政府可以放權的地方越來越少。

就總體而言，無論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也好，構建和諧社會也好，建設新農村也好，推進民主政治建設也好，最終都需要落實到基層政府的服務上來。怎樣搞好服務，讓農民無障礙享受惠農政策，不再覺得這些政策是奢侈品，這是深化改革面臨的嶄新課題和嚴峻挑戰。

就農村而言，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服務是最現實的問題；發展是農民的主題，服務是政府的主題。過去的農村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焦點是農民怎么干；現在的農村改革，目標是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全方位提供服務，焦點是政府怎么干。這是貫穿于近幾年幾個中央一號文件的一條紅線。深化農村綜合改革應把提高基層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致力于打造服務型政府作為基本目標取向。

改革年來，我們已經建立起一個消費型社會。社會成員的消費需求表現為三類產品：物質產品、精神產品、政治產品。目前，物質產品、精神產品的消費都很容易獲取，而政治產品的消費卻十分艱難。一項調查表明，當農民不容易，農民要辦的各種審批手續、證照和需要服務的項目加起來高達206項，這些項目都是農民需要消費的政治產品。如何讓農民與這206項政治產品實現零距離對接，也就是讓農民找政府不犯難，關鍵就在于政府如何做好服務。

在這個問題上，“三位一體”工作機制不諦是一次很好的大膽的成功的嘗試，可謂牽為民服務一發，動創新農村工作機制全身。雖然我們還處于試驗階段，但從取得的成果以及外地先行者的實踐來看，都無以爭辯地顯示，“三位一體”工作機制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正確思路，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催化劑。

中國城鄉改革靠“兩村”起家，即安徽的小崗村和北京的“中關村”。年農村改革已經走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兩大步，一是家庭承包責任制，一是農村稅費改革。今天正邁出以農村綜合改革為標志的第三步。第三步涉及面廣，內涵豐富，但以搞好服務為核心應是綜合改革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