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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雜志》2014年第七期

一、社會組織的發展困境

培育和發展大量各行各業的社會組織并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對于形成公民文化、建設公民社會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由于政府與民眾對社會組織存在認識誤區，社會組織的發展明顯落后于經濟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組織的數量少，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二是現有的社會組織無法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導致社會沖突日益頻繁。

第一，政府對新成立的社會組織進行非常嚴格的登記，對已有的社會組織嚴格限制活動范圍，造成合法的社會組織嚴重不足。政府基本上是采取“支部建在連上”的傳統做法，以加強對社會組織的控制與管理。我國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一直采取雙重管理的制度，即社會組織必須找到一個業務主管單位，掛靠后，才能在民政部門登記。據統計，中國至少有300萬個無法登記的社會組織，相比于45萬個合法的社會組織，近九成的民間組織處于非法狀態。社會組織的登記率每年凈增長僅在2%-3%之間，[2]有些政府部門還人為地提高登記條件。許多有資格作為業務主管單位的黨政機關常常以“可不可靠”為標準衡量民間組織，審批權成為某些部門的專利特權，相當一部分社會組織甚至面對三重四重的行政部門的管理。在任何社會，政府和社會都是社會建設的兩個重要承擔者。社會通過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可以實現社會自治；政府通過制定社會政策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同樣可以使社會穩定有序發展。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如果社會能夠自我管理，政府就可以少管一些；如果社會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公共服務，政府就會把原先屬于社會承擔的功能“拿”過來。在當下，政府憑借強大的經濟軟實力，可以通過經濟手段來維持社會穩定，基本上可以彌補社會組織留下的“空白”。然而，經濟的高速增長畢竟不能長久維持，光靠經濟手段是遠遠不夠的，要實現社會的健康發展最終要靠社會自治水平的提高。

第二，我國現有的社會組織行動力明顯不足。社會組織并沒有完全發揮它應有的作用，這主要是由于社會組織在發展過程中遇到多重困難造成的。就自身建設來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除了政府大力支持的社會組織外，其他一般的社會組織自身建設都存在“老大難”問題。諸如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經費保障、人員交流、辦公條件的改善等都存在著一些問題，草根社會組織發展更是舉步維艱。社會組織的正常運轉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作保證，現實的情況是，許多較弱的社會組織基本上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尷尬境地。它們本身愿意主動承擔一部分社會功能，為公眾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但苦于經費的限制，許多事情則是“能不管的就不管，能少管的盡量少管”。這樣不但使社會組織處于“閑置”狀態，而且嚴重挫傷了創建社會組織的成員的積極性。就外部環境來說，社會組織的發揮空間也較狹窄。目前，我國絕大多數的社會服務仍然是由政府單方面提供，留給社會組織發揮的空間并不多，并且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時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再加上一些社會組織缺乏自律機制，社會公信度低，透明度不高，甚至出現貪污、挪用公費等惡性事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

二、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

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一個解決思路，即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全會提出“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3]。黨提出的“治理”理念涉及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雖然“治理”理念強調社會組織要積極參與社會治理，但絕不是說社會組織可以完全脫離政府的管理單獨運作。事實上，這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符合“治理”理念的。解決社會組織發展問題關鍵在于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探索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事實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被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證明了的正確道路。任何理論原則和實踐方法都要結合本國實際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社會組織的發展也不例外。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提高社會自治水平是大勢所趨，中國需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社會組織的道路。在西方國家，社會組織最早是作為獨立力量自主發育成長起來的。但由于國情不同，盲目照搬照抄國外的發展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就合理的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而言，中國社會組織的自治應該是政府指導下的自治，并且社會組織對政府行為實施監督。政府對社會團體和新社會組織的管理和監督應該堅持培育發展與監督管理并舉的方針。一是政府要轉變觀念，還部分公共管理職能于社會團體和新社會組織。二是國家政權機關要完善法律、法規和規章，為社會團體和新社會組織發展提供法律保障。三是政府要因勢利導，科學管理，依法監督社會組織。政府不僅要改善對社會團體和新社會組織的領導，而且還要接受社會團體和新社會組織及其成員合理合法的監督。

在“治理”理念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應是良性互動的，它們互相監督，共同治理好社會。我國現正處于建設公民社會的良好時機，雖然社會上出現了一些矛盾，但是由于經濟改革的成功，政府在民眾中擁有很高的威信，矛盾不至于一下子爆發出來影響社會的穩定。公民的訴求逐漸趨向于非政治化，其目標是具體的、實際的、有限的。但是，如果政府錯過時機，沒有大力發展社會組織，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社會矛盾就會越積越多，最終有可能“總爆發”，影響社會穩定。

作者：高江濤單位：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2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