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地震災害二次傷害心理危機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當代法學雜志》2015年第四期

一、“二次傷害”在災后重建規劃中的差異

汶川大地震之后，2008年9月19日出臺的《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總體規劃》(簡稱《汶川重建規劃》)15章規定當中，在第十二章第一節規定了“人文關懷”的內容，其中，專門規定“實施心理康復工程，采取多種心理干預措施，醫治災區群眾心理創傷，提高自我調節能力，促進身心健康”;并在“專欄29精神家園”部分，規劃了“心理康復工程”，即“在中小學校開展心理疏導教育，在醫院設置心理門診，在新聞媒體開辦專欄節目，組織專業人員和志愿者進社區(村莊)，開設心理咨詢熱線，培訓心理疏導專業人員，編寫災區志愿者服務工作手冊和心理輔導手冊”等。

應當說，汶川大地震之后，《汶川重建規劃》對心理救援是進行了具體而明確的規定的。但是，相比之下，2013年7月6日的《蘆山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簡稱《蘆山重建規劃》)9章規定中，對于“人文關懷”或者“心理救援”沒有任何更加詳細的表述，表明蘆山大地震災后重建總體規劃，帶有明顯的缺陷。汶川特大地震的震級達到里氏8.0級，最大烈度達到11度，并帶來滑坡、崩塌、泥石流、堰塞湖等嚴重次生災害。其災害損失情況:人員傷亡慘重，截至2008年8月25日，遇難69，226人，受傷374，643人，失蹤17，923人;城鄉居民住房大量損毀，北川縣城、汶川縣映秀鎮等部分城鎮和大量村莊幾乎被夷為平地;基礎設施嚴重損毀，交通、電力、通信、供水、供氣等系統大面積癱瘓;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嚴重損毀，大量文化自然遺產遭到嚴重破壞;產業發展受到嚴重影響，耕地大面積損毀，主要產業、眾多企業遭受重創;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森林大片損毀，野生動物棲息地喪失與破碎，生態功能退化。〔4〕汶川特大地震波及四川、甘肅、陜西、重慶、云南等10省(區、市)的417個縣(市、區)，總面積約50萬平方公里。《汶川重建規劃》的范圍為四川、甘肅、陜西3省處于極重災區和重災區的51個縣(市、區)，總面積132，596平方公里，鄉鎮1，271個，行政村14，565個，2007年末總人口1，986.7萬人，地區生產總值2，418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3，050元、3，533元。在汶川特大地震中，蘆山縣、寶興縣、漢源縣重災區，而2013年4月20日的蘆山強烈地震，則波及四川雅安、成都、樂山、眉山、甘孜、涼山、德陽等市州的32個縣(市、區)，受災人口約218.4萬人。截至2013年5月23日，遇難196人，失蹤2人，受傷14，785人。大量老舊住房倒塌，未倒塌住房結構受損嚴重，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和供水、排水、供氣等市政設施受到不同程度損壞，主要公路多處塌方、受損，山體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災害嚴重，生態環境受到嚴重威脅，余震多、震級高，持續影響大。蘆山大地震波及區域被劃分為極重災區、重災區、一般災區和影響區。《蘆山重建規劃》范圍為極重災區和重災區，包括雅安市蘆山縣、雨城區、天全縣、名山區、滎經縣、寶興縣等6個縣(區)，以及成都市邛崍市的6個鄉鎮，共102個鄉鎮，面積10，706平方公里，2012年末總人口114.79萬人。

其中，對于蘆山縣、寶興縣的災后重建的困難，《蘆山重建規劃》中的歸納是:兩次地震疊加，重建任務艱巨。蘆山縣、寶興縣是汶川特大地震的重災區，其他地方大部分是汶川特大地震的一般災區，兩次地震間隔短、損失大，舊傷未愈、再遭新創，地方財力薄弱，災區群眾負擔重、困難大。〔6〕卻唯獨沒有提及災區災民心理的“二次傷害”情況，正因為如此，這個《蘆山重建規劃》中，就沒有對“心理救援”進行專門的規劃和安排，而只在第五章公共服務第三節社會管理中規定了“人文關懷”，即“采取多種心理援助措施，有效協調各類相關資源，增強災區群眾心理康復能力。營造關心幫助災區孤老、孤殘、孤兒及留守兒童的社會氛圍。建設婦女兒童和青少年活動中心”。既沒有具體的規劃項目，也沒有詳細的措施。從這個意義上說，《蘆山重建規劃》對“二次傷害”根本就沒有引起高度重視，對張支蓉悲劇，只是歸結成為一個小概率事件，而給予了不應有的忽視。

二、災民災后心理重建列入整體規劃的困難性

對災民心理重建不重視，應當說在全世界是一個屢見不鮮的現象。比如，在菲律賓“海燕”臺風1周年之際，因為災區重建不能有效跟進，發生了災區婦女或者女性從事性服務換取生存資料的嚴重局面。對于汶川大地震而言，因為災民心理救援或者心理重建的不重視，從汶川大地震之后半年時間里，竟然發生多起災區官員和災民自殺事件。這些沒有在汶川大地震中傷亡的災民，卻因為嚴重的災害心理損傷而死亡，應當說，是向我國《心理救援條例》發出的最強有力的呼喚。至于本文中提到的生活在蘆山縣、寶興縣的“張支蓉們”，汶川大地震的時候，他們大都是重災區、極重災區的災民，汶川大地震快到5年的時候，他們又遭遇了蘆山大地震。這兩次大地震的前后發生，已經給他們帶來了嚴重的地震“二次傷害”，而且，這種“二次傷害”也以張支蓉的自殺作為典型個案，昭示世人:這種因為大地震引發的“先失房”和“后失子”帶來的“人物皆非”型心理損傷，是極其嚴重的，是可能會超出張支蓉們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加上媒體采訪時的方法有一定的瑕疵，以及親鄰環境的不佳和心理干預義務與責任的不清晰，多因素組合在一起，成為張支蓉自殺的因素競合現象。這種在自然災害的“二次傷害”尚不能引起社會高度重視的情況下，要想讓立法者或者災區政府對PTSD的多因素競合引起高度重視，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應當說，《蘆山重建規劃》可以對災區的特點描述得非常到位，但是，對于災民的心理重建，卻極其吝嗇其注意力。這是災民心理救援最大的障礙即觀念障礙問題。除了觀念障礙外，我國社會當中尚沒有充滿人文關懷的救援義務文化氛圍，應當是“災民心理救援不能入規劃”的根本原因。在我國，任何一次自然災害發生后，“救人救人再救人”是非常重要的搶險救災的宗旨，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這種對于救助人命的重視，并不必然等于全社會對于災民人命的另一個層面———精神層面或者災民心里痛苦的高度關切。一個人的生存，除了其作為有生命的個體而生存之外，關鍵是其作為一個精神個體即心理體驗者存在。事實上，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存和發展都必須依賴社會，社會是人的根本，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生存和發展。其結果是社會只能為人人所想要、所共有，社會已經成為大家的共有領域，〔7〕可見，在災后重建過程中，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問題，就不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對于這樣一個社會共建的問題，必須通過《心理救援條例》的頒行，表明社會尤其是中央政府對于災民心理創傷即“一次傷害”、“二次傷害”的態度，要實現行政給付制度的“三個轉變”即給付主體要實現從行政主體到多元社會主體的轉變、給付方式要實現從行政行為方式到公私結合方式的轉變，給付程序要實現從行政主導到公眾參與的轉變。〔8〕應當說，這種轉變，表現在立法層面，不能再僅僅以國家主導的模式，來確定我國《心理救援條例》中政府義務的行政包攬性承擔，而是以政府購買服務或者把政府義務變成第三機構可以出售的服務，從而為災民災后重建過程中的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最為完善的社會化保障服務。有學者認為，在我國處于轉型社會階段，國家被期待能夠積極作為，保障社會公眾的生活利益，實現社會的安全與公平正義。〔9〕在我國，建設法治政府，就要不斷提高政府自身的能力建設包括災后重建過程中，政府對于災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救援能力建設，這是我國政府法制建設的中心點。〔10〕對于災區政府而言，行政自制是一種行政機關自發地約束其所實施行政活動，使其職權在合法合理范圍內運行的一種自主行為。其自制的動力，是其行政功能性客觀存在與發展的必然結果。〔11〕存在這種自主行為，在災后重建規劃制定時，就是要把災民的“一次傷害”、“二次傷害”等無形的心理損害或者精神創傷性痛苦的安撫與消除，作為行政自我拘束的重要力量。應當說，對于災民發生“一次傷害”、“二次傷害”之后的心理損傷或者精神損害的評價，涉及到政府的行政功能的效用確定。也就是說，在我國，“各級政府都屬于人民政府的定性”〔12〕和服務型政府的功能賦予，因此，一方面，行政機關自愿采取的自我限制行為，可以減少行政人員恣意行事或者因權力導致腐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過自我拘束措施，行政機關將政策得以成文化。〔13〕于是，制定《心理救援條例》就從災民生命健康、安全角度，災區恢復重建角度和政府職能效用的最大化等三個角度，就具有了必要性。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一個預警系統，具有反映社會問題的信號功能，也就是，使問題成為討論議題，造成一定的聲勢，并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14〕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利益分化已經漸成事實，急需公平性的利益交換規則。顯然，這種利益交換規則的內核在于讓社會各利益主體擁有相對公平的“話語權”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訟求。〔15〕為此筆者曾著文強調:在汶川大地震中，我國的高層次醫療資源整合的限制因素，是依然存在的，傷員院內死亡人數快速攀升到3515人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便是證明。〔16〕這也說明，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反映社會問題的信號功能，并沒有在蘆山地震災后重建規劃中，得到應有的重視。對于蘆山地震災區而言，災后重建規范作為一種社會法意義上的規范體系的表現，災民其實是作為弱者受到關照和幫助的，那就是，作為“一次傷害”、“二次傷害”的受害者，在災后重建過程中，應該處于社會弱者的地位，于是，社會法以其關注社會弱勢群體權益、追求社會實質公正、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為價值取向。〔17〕不過，災民的被關照與被照顧，體現的并不充分，那些受過“一次傷害”和“二次傷害”的災民，并沒有全部得到應有的精神安撫與心理救援支持。在我國，中國人精神性的結構，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假設:“親情”是中國人精神性的基礎情感成分，“共情”則是中國人精神性的高級認知成分。儒家之“仁”與基督之“愛”是中西方精神性各自的核心所在。〔18〕那么，對于災區政府和社會對于災民之“仁”，就不能僅僅限于簡單地災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關注，而是要付諸實際的行動。對應情感和認知，我們從中國古文化思想中，找到了我國特有的“孝”和“仁”，轉化為現代概念就是“親情”和“共情”。國人精神自我中含有親情成分，國人精神性與共情能力成正相關，共情能力與精神性中的生活目的維度相關性最大。〔19〕那么，借助“親情”和“共情”的文化力量，讓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利益，與災后重建的醫療服務和心理救援的社會服務相結合，形成由專業機構提供服務，而政府支付購買費用，則《心理救援條例》的出臺就有了內在的文化動力。

三、災民生命價值在立法中的判斷提升

災民在自然災害發生時，經歷過心理或者精神的“一次傷害”之后，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會經歷各種形式的第二次心理或者精神的“二次傷害”。那么，對于這種“二次傷害”的關注，是災害法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從理論淵源上看，關注災民心理或者精神的“二次傷害”問題，是以災害經濟學中的生命價值評估有密切關系的。也就是說，災害經濟學的思想，借助災害損失評估方法、災害經濟影響模型、生命價值評估和災害保險與災害風險證券化等理論，必然使得人們越來越關注災民的災后健康、安全，以及生態系統恢復重建等問題了。〔20〕在各種自然災害的災前期、臨災期和災后期中，人們必然要采取各種備災、減災和重建措施，來減少災民的人身傷亡和健康損失。于是，在涉及人身安全與健康的公共政策制定時，在對政策的投入與收益進行量化評估時，必然會對生命價值進行相應的評估。事實上，早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美國學術界的研究文獻就已經開始對人的生命統計價值進行評估，并且出現了一批成果。不過，美國聯邦政府的政策制定者長期以來，一直把這些評估生命價值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看成是不道德的。〔21〕后來，生命統計價值法(即支付意愿法)成為美國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局采用的一種生命價值計算方法。〔22〕應當說，美國學者對于生命統計價值計算法的運用，為我們分析災后重建狀態下，災民災后健康、安全問題，提供了一種思路與科學方向。汶川大地震后，災區的抑郁癥和PTSD發病率偏高，由于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大規模PTSD癥候群的棘手問題，災區政府難以及時有效的進行積極干預，引發了若干起自殺事件發生的等不良后果。〔23〕學者方舟子認為，人的生命是肉體生命、精神生命和社會生命的統一體。〔24〕那么，臨災期應急時的“救人救人再救人”是對肉體生命價值的高度認可情形下，災區政府以及救援者采取的對策。而臨災期和災后期的心理救援，則是對于災民的精神生命、社會生命重視的一種體現。基于此，在對災民的生命層次以及生命價值的不同認識、看法和態度，就形成了不同的生命價值觀。〔25〕即是否應當在災后重建規劃當中，專項列舉心理救援的措施，表現了對于災民精神生命和社會生命的重視程度。有學者認為，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兩周時，大學生的生命價值維度中的存在價值取向，發生了較大變化。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5個月后，這種存在價值維度的得分，卻發生了顯著下降的情形，與汶川大地震前1年的生存價值觀維度得分，已經沒有明顯差異了。于是，這些學者評價說:汶川大地震后5個月的時候，災區大學生的生命價值觀已恢復到了原有狀態。〔26〕這說明:當社會在制定災后重建規劃時，一般都是2－3個月以后的時間段，災區歷災的大學生們尚且可以在5個月的時候，其生命價值觀的維度可以恢復到災前水平，那么，作為沒有歷災的災后重建規劃的制定者們，其個體意義上的災民生命價值觀維度，顯而易見是不會因為災民的歷災而更加關心其災后重建時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這種推論，雖然不免過于武斷，但是，《汶川重建規劃》尚且非常重視災民心理重建工程，而到《蘆山重建規劃》當中，只用“采取多種心理援助措施，有效協調各類相關資源，增強災區群眾心理康復能力”一句話來表述，足以說明對于蘆山縣、寶興縣那些經歷了心理和精神“二次傷害”的災民而言，他們的心理救援是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的。有學者認為，生命質量是賦予一定個體或一種人的生命特征以一定的價值，對生命應采取什么行動，只有用生命質量的高低作為判定標準，在臨床上才可以操作，在倫理上才可被論證。

同理，當災后重建規劃作為法律文件，而災民生命健康和安全問題被輕描淡寫的時候，說明災民的生命質量不是被高看，而是被低就了。現代生命科技發展中，人的生命樣態正在從自然進化走向人工安排，因此，重新強調“敬畏生命”的理性精神，重塑生命的神圣性，實現人的生命價值觀的理性回歸，〔28〕便是災后重建規劃制定時，應當克服的價值觀取向層面的核心障礙問題。事實上，人的生命價值評估來自于兩大理論，即人力資本理論與風險交易理論。在這些理論中，人的生命價值的二維視角表現為價值創造和價值保障，而人的生命價值評估的三個層次為家庭、企業和國家。〔30〕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災民的生命，就其價值創造和價值保障而言，意味著國家和災區政府對災民生命承擔的保護義務，必然轉化成災后重建規劃中的中間政策，成為災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具體保障措施。在我國，嚴峻的就業形勢，以及傳統生命倫理文化當中，對于生命價值雖然很看重，但是卻在沒有具體的價值計算工具和強烈的生命價值不能市場化的謬誤中，使得生產一線的產業工人的生命價值，被嚴重低估甚至于被輕蔑。特別是在我國礦難多發、突發和重發的20世紀90年代，煤礦上的從業者多以農民工為主，于是，長期的工農業剪刀差以及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的不合理現象，折射到了工傷礦難和交通、醫療事故，以及侵權賠償中，出現了所謂的“同命不同價”、“同案不同判”的城鄉人命賠償差異極大的情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一些礦難事故中，遇難礦工能夠獲得的物質賠償，往往只有幾萬元甚至于更少。應當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過程中，人的生命價值的過度扭曲，造成各種事故、事件尤其是交通事故等人身傷害的賠償數額過低過少，加重了企業安全生產投入與產出關系的進一步扭曲。〔31〕這種扭曲進一步延伸，便是災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在災后重建規劃中受到不應有的輕視和漠然對待。資料顯示，我國每年有28.7萬人死于自殺，占全球自殺者總數1/5。尤其是青少年自殺成為這個年齡段人群死亡原因的第一“殺手”，確實令人怵目驚心!那么，我國各種自然災害之后，災民因為“一次傷害”、“二次傷害”之后，究竟有多少人屬于這個自殺隊伍中的一員?筆者沒有調查到權威的統計數據，不能妄加判斷。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災民在重建階段自殺，肯定不是少數個案。其理由大抵是:災民在災后如果陷入“人是物非”、“物是人非”或者“人物皆非”的狀態，那么，生活的窘迫狀態如果不能在災民的心理和精神層面，樹立起戰勝困難的勇氣，那么，災民身上對于自然災害的PTSD，必然會轉化成對于其生命健康、安全的巨大隱患。學者陶清認為，人具有以本能和欲望的形式存在的自然生理需要，也具有以與人交往的形式存在的社會交往需要，還具有以理想追求的方式存在的精神追求需要。這三種需要構成人的三重屬性，生命的價值即源于此。人的三種需要、三重屬性決定人必須過著三種生活，即自然生活、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人的生活意義也便由此生成。生命文化研究的原始價值目的設定，就是尊重生命、關愛生命、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但是，生命文化意識并沒有進入災后重建規劃，或者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時，其學術價值與功能，并不能當然轉化成對于災民生命健康、安全的直接護佑效用。

四、結語

盡管尊重生命、關愛生命、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是災后重建當中必須的，但生命神圣的根基，不僅在于人具有“屬人的”知識、情感、意志，而且在于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以及在于人因此而具有的潛在的和現實的價值，還在于作為道德主體的人所具有的特定意義的人格和尊嚴，〔35〕是天經地義地應該得到災區政府和社會的高度認同的。問題是，要排除輕視災民的生命，對于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災后重建的政策措施安排上的舉措不當，為制定我國《心理救援條例》掃除障礙，就必須先認真開展全社會的生命價值觀、生命逆境認識、生命安全和生存能力教育，培養全社會的生命關懷意識、心理健康教育等。〔36〕唯有這樣，災民生命價值的立法判斷才會具有其生命文化的基礎。

作者：王建平 馮林玉 單位：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 重慶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