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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法學雜志》2016年第5期

摘要：

方法在人類社會和司法改革中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方法論能夠促使刑事司法改革日益科學化。我國當前刑事司法改革存在實踐探索和頂層設計的結合問題、重點難點突破與整體推進的協調問題、參與改革和方案完善問題以及政策立法和依法改革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構成了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論轉向需要。而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體系的構建和完善能夠克服這些“貧困化”問題，最終在刑事司法改革中通過方法論體系的基本要求、基本目標、基本手段、基本機制和基本保障措施來達成。

關鍵詞：

司法改革；刑事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科學化；方法論

一、方法意義上的刑事司法改革研究進路

（一）方法的價值和意義

人類所以優勝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記憶力于模仿性常能儲藏其先世所遺產之智識與情感，成為一種“業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礎。而各人在世生活數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襲所遺傳之智識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時之人之智識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拔其智識情感；于是復成為一種新業力以貽諸后來。如是展轉遞增，展轉遞減，而世運乃日進而無極。此中關鍵則在先輩常以其所經驗之事實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導后輩，后輩則將其所受之指導，應用于實際生活，而經驗與推想皆次第擴充而增長，此即方法。〔1〕正如著名學者傅斯年所言，史學的方法即是整理史料的方法，也就是說通過科學的比較方法和手段，去理解和處理歷史中的不同記載。〔2〕通過方法來進行探索和研究并不僅僅是描述定義，而是在認真調查和思考基礎上相關研究的拓展和深化。這種探索的方法并不是脫離實際的簡單觀察和思維。它們可以使用多種多樣的陳述、完善的表格設計等多種途徑來進行嘗試。〔3〕而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則進一步認為，尤其是從社會學方法的研究視角和規則來看，社會科學的這種雙重解釋以及“共有知識”的傳承特性，要求社會科學觀察者必須沉浸于一種“生活形式”中，將意義框架的創造和再生產看作是他試圖分析的人類社會行為的條件，這才意味著由此一個觀察者可以產生這樣的描述。〔4〕例如，繪畫中的構圖方法，它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思考方式，系統地采用三維模型并充分發揮繪畫的全部技能，使得經過深思熟慮的自然或者城市風光，為觀看者提供數條幽徑而漸入佳境。〔5〕而在法學領域尤其是刑事司法改革領域談論方法和方法論，研究者必須對某一制度、實踐、改革問題的深層結構作出模式化的概括，或者對某一問題作出了因果關系意義上的解釋，或者是提出了某一具有解釋力的理論變量，揭示了某種因果律。〔6〕當然，這種因果律在某些方面已經被經驗證實，而在某些方面沒有明確的證據對它進行否定。“科學可以在已發現其為真的地方應用因果律，但是并不必須假定它在其他領域內也是真的。因此，我們不可能覺得因果律必可應用于人的意志這一點具有任何先天的確實性。”〔7〕而從刑事訴訟法的實施現狀、司法改革問題與完善研究進路等方面來看，刑事訴訟乃至刑事司法改革的理論和實踐都存在一種因果意義上的“貧困化”的現象。這種“貧困化”現象集中體現在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中。只有借鑒上述社會科學以及社科法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資源與研究進路，對刑事訴訟和刑事司法改革這一所謂的“富礦”進行挖掘、整理與開創，才能促使我國刑事司法改革方法的完善和方法論體系的構建，進而促使我國法學研究者形成自己的理論標簽與自我標識，〔8〕最終實現中國法學的轉型和升級（見下圖）。

（二）通過方法克服刑事司法改革的貧困化

《刑事訴訟法》是我國的基本法律之一，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國外尤其是英美國家，《刑事訴訟法》被稱為“小憲法”，尤其在涉及人權保障、程序正義、司法價值、糾紛解決和社會治理等方面體現和發揮著其他法律難以比擬的優勢和作用。在我國，雖然《刑事訴訟法》有著上述的重要地位，但是相對于其他部門法學，對于它的研究卻顯得與其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不相適應。刑事訴訟同民事訴訟一樣，面臨著理論與實踐的脫離、刑事程序與實體的背離、研究自主性與創新性的缺失以及研究方法的單一等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張衛平老師所言的“貧困化”問題。〔9〕刑事訴訟研究和刑事司法改革理論的“貧困化”，體現了當下法學研究的幼稚病癥，與日益成熟的經濟學、社會學以及人類學等學科相去甚遠。而作為社會中的法律，刑事司法研究不能脫離我國社會的司法現實背景與人民的法律愿望和需要，否則提出的理論或者從事的研究就只能是一種“人云亦云”的理論浮想而缺乏實踐能力與操作性。那種“象牙塔”內的理論，既不能解決中國問題，又欠缺足夠的解釋力，最終導致實踐“反對”理論，形成所謂的“理論與實踐的兩層皮”現象。更為嚴重的是，理論不能指導實踐，法律理解與適用出現偏差，刑事訴訟程序就有被“規避、擱置和架空”的危險，而最終的后果是替代性的刑事司法“潛規則”的日益盛行。〔10〕因此，針對這種刑事訴訟和刑事司法改革理論研究的貧困化現象，我們有必要從新的視角、理念和方法來進行“反貧困”機制設計，最終使得刑事訴訟和司法改革的研究日益科學、日益完善、日益成熟。其一，研究方法的突破與創新。從刑事訴訟和司法改革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相比于刑法學中的“法解釋學”大討論，其總體上還是處在“注釋法學”的初級階段，相關法律解釋的目的、邏輯與方法十分不健全，難以達到適應靈活多樣和色彩絢麗的司法實踐的要求。因此，借鑒其他部門法學以及學科的研究方法，勢在必行。法律回歸社會科學的“精神家園”，社科法學的真正體現，也許在未來刑事訴訟和司法改革的研究中會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目前，刑事訴訟中實證研究方法的興起、法律與文學運動中對于司法文本的解構與重構等，都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與潮流。其二，研究資源的更新與開創。一般認為，交叉研究是理論創新的重要源泉，刑事司法、刑事訴訟以及刑事證據的研究也不例外。達馬斯卡靈性地借鑒了韋伯的科層式社會體系，創造性地運用于刑事司法的組織體系中，提出了至今仍然被各國學者廣泛引用的兩類、四種司法模型。由此觀之，在刑事訴訟乃至刑事司法中，法律文本的精確理解，需要解釋學以及詮釋學；法律規范的嚴格適用，需要主體角色理論以及心理學基礎；法官公正裁量與司法裁判，需要司法治理技術以及信息經濟學知識；刑事證人的出庭與證據采信，需要認知心理學的判斷與總結，等等。因此，刑事訴訟和刑事司法的研究者，必須重視研究資源的更新與開創，注重多學科知識與理論的綜合使用與技術應用，以充分回應法律的社會性、復雜性與綜合性特征。其三，研究進路的發掘與借鑒。不管是研究進路中的“從經驗到理論”、“從技術到制度”，還是研究范式中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小處入手、大處著眼”，都充分體現了刑事訴訟和司法改革研究的整合性、體系性和創造性。前者是研究進路的軌跡論、構造論，后者是研究進路的問題論、分析論。“也許正在發生”，也許必然發生———中國法學正在逐步轉型，中國刑事訴訟也在發生轉型：從“貧困”到“反貧困”，從實踐反對理論到“理論反對實踐”，〔11〕最終實現從“幼稚”到“成熟”。

（三）通過方法論促使刑事司法改革科學化

通過上述對于方法及其價值的闡述和分析，可以得出方法及其相關研究在刑事司法改革中具有重要作用。通過方法論促使刑事司法的改革和發展，可以克服刑事司法改革和刑事訴訟發展中的“貧困化”現象，并使其日益走向科學化。其一，通過方法促使刑事司法改革科學化，有助于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我國各個時期的刑事司法改革特征和研究狀況。通過方法這一關鍵途徑，可以準確地理解和判斷各個時期的刑事司法改革動向和內容。這是因為，方法牽涉到各個時期刑事司法改革的實施狀況；不同方法的應用，在刑事司法改革中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其二，通過方法的視角，有助于理解各國刑事司法改革的經驗教訓，促使我國刑事司法改革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相關方法的比較、借鑒和吸收。對刑事司法改革方法的比較考察，可以得出方法理解上的失敗教訓和成功經驗；方法接受上的錯誤觀點和積極觀點；方法應用上的教條思想及其反思。〔12〕例如，通過對日本刑事司法改革中精密方法的考察，可以看出這種司法改革對于各類主體的細化要求和態度。對待罪犯是一種“嚴父”懲罰的態度；而對被害人則是“慈母”愛護的精神。〔13〕其三，通過方法的歸納和整理，有利于刑事司法改革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確立司法改革的標準和限度，為下一步的深化和推進提供基礎和前提。例如，在歐洲，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特征典型地體現為國內法與泛歐洲區域的整合路徑。因為歐洲加速整合而象征主權的國界在歐洲區域內敞開后，泛歐洲性的跨國犯罪就此“獲利”，歐洲各國不一的追訴標準使得各自追訴機關疲于奔命又未必見效，于是，歐洲開始逐步朝向一致性的歐洲化刑事程序發展，相關公約或協定不勝枚舉。〔14〕其四，促使刑事司法改革方法上升為方法論，有助于準確把握刑事司法改革的層次結構。刑事司法改革同樣需要方法論來實現科學化的理論。正如有學者認為的，刑事司法改革的科學化，必須是以合理的政治定位為前提，以科學的法律定位為參照系，以完善的功能定位為關鍵，以獨立的財政制度作支撐，立足于社會的科學有效監督，著眼于預防和控制貪腐問題，符合公共目的的多元化、系統化的法律價值體系。〔15〕

二、當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論轉向

司法改革是一個宏觀的系統工程，需要從體制、步驟、方法等方面進行完善。不論是理論上漸進式的“相對合理主義”、激進式的“超前改革觀”、折中式的“條件論”，還是實踐中開拓式的“地方探索法”，說明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司法改革的進程和發展都滿腔熱情。而確定司法改革的目標和任務后，最為重要的就是司法改革的方法問題。方法選取的科學合理，才能正確反映司法改革中的突出問題，才能實現改革的預期目標。〔16〕從我國司法改革的歷史來看，自20世紀80年代法院系統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以來，歷次司法改革體現為一種由點到面、由淺到深以及逐步“自覺”的發展趨勢。從根本意義上來看，司法改革的推進與深入，都是由當時中國的國情和現實法律實踐需要所決定的，表現為司法實踐的技術理性以及法學理論的繁榮。〔17〕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系統的理論指導，更需要科學的方法論指引。有學者在十多年前就明確地指出了缺乏方法論指引的改革問題所在。“現在的司法改革在全國各地是新招迭出，這從正面講是一種繁榮，從反面將是一種無序。現在各地都過分地追求改革的形式和影響，而不考慮其效果和合法性。”〔18〕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它全面部署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而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它具體制定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原則，明確了各項深化體制改革任務的路線圖和時間表；而在第三次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它為一些重點和難點問題指出了推進的依據和政策。〔19〕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黨明確提出我國今后的改革路線是“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的結合。其后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司法體制改革進行了具體部署和框架設定。在我國當前司法改革的過程中，“摸論”和“設計論”的方法被法律人所期待和推崇，形成了司法改革中的地方探索和頂層設計的“二元協調法”。因此，從司法改革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來看，我們不但要注重司法改革的實體內容，而且更要重視司法改革的方法論問題。正如著名史學家王爾敏教授在談論史學方法論的重要性時所言，方法論問題不僅是理論與教學的需要，更是實踐探索是否有效的關鍵所在。“檢討過去，環顧學術現狀，與教學需要，終不能不戒慎警惕，以信撰述方法論之不易著手。其間最大考慮，則在于檢討其是否有較持久之效用，以及是否影響后生之誤入歧途。”〔20〕具體來說，當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論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實踐探索和頂層設計的結合問題；其二，重點、難點突破與整體推進的協調問題；其三，參與改革和方案完善問題；其四，政策立法和依法改革問題。總體上看，不管是我國司法改革曾經適用的地方探索法，還是頂層設計法，以及它們之間的融合協調法，都存在體系上或者整體上的一定局限。它們將改革的思路和進路放在了司法改革中的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忽視了現實國情、參與主體、依法改革等關鍵和核心問題，無法為刑事司法改革規劃一條正確的行進路線。〔21〕伴隨著我國當前司法改革的深入進行，世界各國對于司法改革的模式方法、具體任務和技術進路都呈現出了世界性的轉向趨勢。法制發達國家逐步由整體性改革轉向日益精密的技術性推進，而法制發展中國家則注重法律體系統一構建背景下的整體性改革推進。〔22〕“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刑事司法史，隨著各國刑事司法改革的推進，國家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轉向。”〔23〕而這種司法改革的轉向趨勢和模式，必然會引出司法改革的方法論問題。在非洲地區和亞洲地區的多數國家都處于法治國家的轉型過程中。它們的法律完善和司法改革已經成為當地人民和國家發展的根本訴求之一。而方法論意義上的改革完善與改革立法，成為這些主要國家轉向科學化的典型特征。〔24〕例如，幾內亞頒布實施了《法律和司法能力培養方案》、貝寧制定了《法律和司法改革方案》、菲律賓研究實施了《司法改革方案》、克羅地亞公布實施了《法院和破產管理方案》、哈薩克斯坦公布實施了《法律改革方案》、阿根廷制定了《模范法院發展方案》等。

三、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論體系

一般認為，方法是一種發現問題并予以解決的過程、方式和手段。方法的理論升華和科學化即構成了方法體系或者方法論。方法論意義上的體系主要包括：其一，方法具有規則、順序以及手段的意義；其二，方法是一種解決問題的過程，包括要求、動機、目標等；其三，方法具有價值判斷，是一種有助于人們行為的積極力量；其四，方法具有靈活性，可以根據不同的對象而進行變化；其五，方法論是上述內容的一種體系化表現。而且，從方法論的適用范圍和普遍性與否來看，可以將方法論分為個別層次、特殊層次和一般層次。一般層次的方法論，可以適用于一切哲學社會科學，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方法；特殊層次的方法論，可以適用于多種學科，尤其是跨學科和相關事務的研究領域中；而個別層次的方法論，只能適用于具體的學科和事務當中。具體到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論，最高人民法院課題組認為：“司法改革方法論就是在一定世界觀指導下從事司法改革實踐活動的所有方法、手段和途徑的總稱。”〔25〕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可以規范司法改革的推進路徑和技術方法，實現刑事司法改革的實然探索和應然設計，有助于刑事司法改革科學化的推進、深化和完成。具體來說，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體系和層次結構是由司法改革過程中的基本要求（一般層次）、基本目標（個別層次）、基本手段（特殊層次）、基本機制（特殊層次）和基本保障措施（特殊層次）來構建和完善的（見下表）。

第一，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的基本要求是以我國的現實國情為基礎，是一種一般層次意義上的方法要求。世界上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刑事程序，區域文化與社會氣氛往往是一個國家司法環境的背景基礎，故不能忽略外國法制體系而徑自“翻譯”外國“法條文字”作為繼受方法，也不能閉門造車、自昧于外，不顧國際發展。〔26〕正如在2014年1月7日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司法制度，歸根到底是由這個國家的國情決定的。評價一個國家的司法制度，關鍵看是否符合國情、能否解決本國實際問題。”而假使應該由法的特質出發來確定法學、法學方法及其思考方式的特征的話，就必須對法學的研究客體有更詳盡的認識，顯然，每種法學方法論事實上都取決于本國的現實國情和對法的理解。〔27〕

第二，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的基本目標是“摸論”和“設計論”的平衡。當前的司法改革是一個漸進發展的具體過程，是個別層次意義上方法論的體現。頂層設計強調改革的系統性和全局性，而地方性的試點注重探索性和實踐性。試點法院要把握司法改革的目標和方向，積極穩妥地推向深入；要把中央頂層設計和地方探索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基礎上，大膽先行先試。而作為一種司法改革的探索方法，地方試點的主要目標是通過一些制度的創設來檢驗司法改革總體設計的成效和價值。但是，這樣的試點改革也許存在明顯的合法性問題和激烈的理論爭議。而對司法改革的頂層設計而言，由于方案沒有經過社會性的開放討論，當前的司法改革存在適用范圍和空間限度的界定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該司法改革方案根本性和方向性的問題，由于缺乏實證調研資料和理論研究，難以達成共識，實施的難易程度也不得而知。例如，《改革框架意見》和《上海改革方案》初步體現了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相結合的要求，但是具體實施和技術細節推進將是實踐中的難題。因此，當前刑事司法改革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是怎樣實現實踐探索和頂層設計的結合。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在下述的基本手段、基本機制和基本保障中達到“摸論”和“設計論”之間的平衡。

第三，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的基本手段是重點突破和整體推進。這是一種特殊層次意義上的方法論要求。當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頂層設計，確定了體制改革中重要的、關鍵性的和基礎性的四項改革任務———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完善司法責任制、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和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這四項改革任務因事關司法改革的成敗需要重點突破，而上述的地方性試點需要在頂層設計的背景下整體推進。因此，在當前司法改革的過程中應當貫徹“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這體現了多元協調、統籌兼顧的司法改革思路。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除了關注制度與制度之間的相互協調，更需關注影響、支持或制約一個制度的多項因素，形成司法體制改革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推進，點與面的協調推進以及近期改革與遠期改革的協調推進。”〔28〕

第四，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的基本機制是改革參與和方案完善，體現為特殊層次的方法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改革進一步深化和推進，試點的框架和方案相繼出臺，地方性試點的工作已經陸續啟動。但是，從目前能夠得到的信息來說，基本上都是主流媒體所報道的局部和部分信息。改革中的社會參與、信息共享以及方案完善等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改革中的廣泛參與、改革信息的共享是司法改革方案和試點工作的基礎和前提，沒有廣泛參與的司法改革和信息共享機制、試點評估機制以及糾錯機制的構建，刑事司法改革方案將沒有辦法進行與時俱進的修改和完善，最終會影響司法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公眾的理解性和實施的有效性。例如，日本在《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的意見書》中明確規定，司法機構的實施、相關政治部門的協調以及國民對于司法的參與機制，公共構成司法制度改革“公共性的空間”的頂梁柱，并由此確立了司法的國民基礎。國民的司法改革參與，既是司法公平和正義的要求，也是司法民主和司法為民的體現。〔29〕而為了得到社會公眾的支持和理解，日本的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對于相關改革任務與舉措的討論較為充分，在兩年的時間里共舉行了63次討論會、38次專題報告和4次大型“公聽會”，實證調研、參與討論和效果評估的機制和保障措施較為完善，進一步防止了改革中的“異化風險”。

第五，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的基本保障是特殊層次意義上的政策立法和依法改革。在刑事司法改革的過程中，面臨的另一突出問題是誰來主導司法改革的試點任務和推進工作。如果由法院之外的法院遴選委員會來推進試點任務的實施，那么如何保證遴選委員會的公平性和公開性將是一個關鍵的制度設置，否則它將成為另一個“擺設”。進而，在實施司法改革的政策決策時，為了避免科學性和可行性的不足，防止改革中的政策主義和激情主義，有必要適時進行關于司法改革內容和步驟的立法工作。而刑事司法政策的政治本質和解釋框架，也許已經遠遠超出了制裁刑事犯罪的本意。刑事政策制定者獲得了比切實懲罰犯罪更多的政治利益。〔30〕在刑事司法中，法院司法作用的功能發揮，比它在政策過程中的地位和角色要大得多，而政治組織也希望通過法院的這種作用，將其決定范圍衍生至刑事司法領域，它們希望影響法院的裁決方式和過程。〔31〕例如，日本在戰后的司法改革過程中，通過日本國憲法和相關立法，將最高裁判所的機關設置、裁判官的獨立性職權等改革成果進行法律保障和制度維護。〔32〕因此，將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案、任務和具體措施，通過法律的方式確定下來，有利于鞏固司法改革的既有成果，保證司法改革的嚴肅性和實效性，從而保障當前司法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和深化。同時，國家權力機構應當依法設立國家一級的司法改革委員會，尤其對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改革互動進行決策、統籌和總結，并要適時促進相關社會組織的智庫支持和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

四、結語

只有借鑒社科法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進路，對刑事司法改革進行實踐挖掘與理論創新，才能形成我國法學研究者自己的理論標簽，進而才能實現中國法學的轉型和升級。刑事訴訟同民事訴訟一樣，都存在研究的“貧困化”問題，表現為當前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論問題和轉型要求。而刑事司法改革的反貧困機制設計和科學化，需要方法論的指導，更需要方法論體系的完善和結構層次的分明。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的一般層次要求，是以我國的現實國情為基礎；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的個別層次意義上的目標，體現為“摸論”和“設計論”的平衡。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論的特殊層次需要包括：重點突破和整體推進的基本手段；改革參與和方案完善的基本機制；政策立法和依法改革的基本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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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研究年代學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比較的；一種是絕對的。先用直覺的、絕對的，定個標準時期，然后依照這個時期的東西，去推定其他地方所發現的古物，是在這個時期以后，或在以前，因此年代的前后，也就弄清楚了。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頁。

〔4〕［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田佑中、劉江濤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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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楊繼文：《青年法學者應有自己的學術標識》，《檢察日報》2015年3月24日，第3版。

〔9〕張衛平教授認為，導致民事訴訟法學貧困化的主要因素歸結為：理論脫離實踐、程序與實體的背離、研究自主性失位、研究方法的缺失與失范四個重要方面。具體參見張衛平：《對民事訴訟法學貧困化的反思》，《清華法學》2014年第2期。

〔10〕例如，萬毅教授認為，“地下刑事訴訟法”并不是完全貶義，由于我國刑事訴訟立法理念和技術的落后，一些重要的制度和程序在刑事訴訟立法上明顯缺位，“地下刑事訴訟法”的產生和存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立法的疏漏，實際上帶有一定的“補漏”和“糾偏”性質。但是，另一方面，這些“地下刑事訴訟法”的隱性存在，反過來又可能“架空”了刑事訴訟立法，對程序法治化以及刑事訴訟法的公正運行構成威脅。具體參見萬毅：《實踐中的刑事訴訟法———隱形刑事訴訟法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11〕龍宗智教授認為，出現這種“實踐背離理論，理論反對實踐”的現象，根本原因在于：刑事司法存在一種內在矛盾———它既要保持一種公正的形象及維系公民的權益，又要在運作條件十分有限、工作任務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去發現和追究社會越軌者。由于前者，它必須進行正當性話語言說，而且由于學者的天性是批判性而不是肯定性的，是求異而非求同的，這使理論與實踐的背離更為明顯；由于后者，它就需要用一種比較靈活、比較有效的方式去處置案件，而不會過分地顧及理論上的說法。具體參見龍宗智：《理論反對實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12〕李承貴：《20世紀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方法問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13〕［日］佐々木知子：《日本の司法文化》，日本文藝春秋2000年版，第181頁。

〔14〕王士帆：《全新刑事訴訟法典———瑞士刑訴改革與整合》，《政大法學評論》2010年第118期。

〔15〕冀祥德、鄧超：《司法改革“上海方案”價值評析》，《政法論叢》2014年第6期。

〔16〕有學者認為，司法改革根據實施的具體情況，可以采取的正確而行之有效的方法主要包括：試點的方法、自上而下的方法、自下而上的方法、全面鋪開的方法以及增加透明度的方法。具體參見譚世貴主編：《中國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0—61頁。

〔17〕具體參見吳衛軍：《司法改革原理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4—75頁。

〔18〕景漢朝：《中國司法改革策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頁。

〔19〕具體請參見楊維漢：《6省市先試點，為全面推進司法改革積經驗———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就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答記者問》，《新華每日電訊》2014年6月16日，第4版。

〔20〕王爾敏：《史學方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頁。

〔21〕湯火箭、楊繼文：《司法改革方法：比較、問題與應對》，《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22〕總體來看，國外司法改革主要有“技術性推進”和“整體性推進”兩種方式。前者以美國、日本的“法律局部修正式”司法改革為代表；后者以大多數發展國家，如拉丁美洲各國、俄羅斯、伊朗等國的“法律體系完善式”司法改革為代表。在不同的推進路徑下，各國的司法改革方法呈現出科學方法與系統方法的區分。技術性推進路徑一般為法治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所遵循，多采用科學性、技術性的局部修改和完善的方法，以實現司法改革的精密化；而法治后發展國家一般遵循整體性推進路徑，為實現法律秩序的統一而多側重采用系統方法，以實現司法改革與社會力量的協同化。具體參見同上文。

〔23〕龍宗智：《檢察官客觀義務的基本矛盾及其應對》，《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24〕具體參見韓波：《法院體制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336頁。

〔25〕最高人民法院課題組：《司法改革方法論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頁。

〔26〕前引〔14〕，王士帆文。

〔27〕［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0—21頁。

〔28〕熊秋紅：《司法改革中的方法論問題》，《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年第6期。

〔29〕［日］上治清：《國民の司法參加》，載［日］東京弁護士會編：《司法改革の展望》，日本有斐閣1982年版，第103頁。

〔32〕［日］潮見俊隆：《司法の法社會學》，日本勁草書房1982年版，第174頁。

作者:楊繼文 單位: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