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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警察學院學報》2016第5期

摘要: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效果并不顯著，存在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的矛盾。社會資本理論為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視角和研究范式。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暗合和差異關系。其中存在的本土化困境也需要與相應具體問題結合來解決和完善。通過強化未成年人家庭社會資本、科層式社會資本與社區社會資本來間接增強未成年人的整體社會資本，借此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社會資本體系。

關鍵詞:

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社會資本;犯罪控制

一、問題的提出

與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在犯罪動機、犯罪心理等方面具有顯著特征。強化對未成年人犯罪社會矛盾糾紛的化解研究具有特殊價值和重要意義。我國學術界和實務界都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多的研究成果。從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特征到影響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從事前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到事后的處遇控制等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分別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闡述，尤其是不少實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較好地把握了當代語境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現實特征。盡管如此，我們發現，未成年人犯罪現象似乎愈演愈烈，犯罪類型和犯罪方式不斷更新。傳統的財產犯罪仍然居于未成年人犯罪構成比例的首位，但是與以往單純的盜竊、搶劫方式相比，似乎融入了更多的科技含量，利用計算機網絡及現代通訊工具犯罪特征愈來愈明顯，而基于炫富消費的需要，“援交”等現象亦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與現代市場經濟流動性特點相適應，未成年人犯罪也表現出明顯的流竄作案特性。我們發現，一方面是犯罪控制資源源源不斷地投入，另一方面卻是犯罪現象屢禁不止，有人甚至認為控制犯罪“從來沒有象失敗那樣成功過”，由此產生的問題是，犯罪行為，犯罪現象是否可以人為控制，相應地，未成年人犯罪行為是否可以進行預防和控制。筆者認為，從實踐來看，制度的構建，政策的推行，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雖然沒有能從根本上消除犯罪，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對遏制犯罪行為沒有積極作用。我們需要檢視以往未成年人犯罪理論的不足，強化對現有未成年人犯罪現象的深入研究，進而通過對比分析，挖掘現有的研究資源，整合現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和解釋視角。而這，也正是本文寫作的基本思路:對已有未成年人犯罪理論進行歷史考察，在此基礎上，整合已有的研究資源，從社會資本的維度提出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控制的新策略。

二、社會資本理論的界定與解讀

社會資本理論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產生之初，便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盡管毀譽參半，甚至有學者公開呼吁放棄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的魅力似乎絲毫未減，相反，它被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引入和借鑒，以服務于本學科的發展和完善［1］。國內外關于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觀點可以概括如下:在國外，作為該領域的先驅之一的JamesColeman認為，社會資本由包含兩個共同因素的各種不同實體構成，即它們都包含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都為處于該社會結構中行為主體(不論是個人還是公司主體)的特定行為提供便利［2］;RobertPut-nam從社會資本的功能出發，認為社會資本具有社會組織的某些特征，如網絡結構、規范以及信任，以此促進行為主體的行動便利與合作，實現互利共贏［3］;Fukuyama認為，社會資本理論可以被定義為某一群體所共享的非正式價值觀或是行為準則，該群體在此基礎上進行合作［4］;PaulS．Adler和Seok－WooKwon從交換標的、交換標的明確與否等維度分析了市場關系、科層關系以及社會關系之間的異同，在此基礎上歸納了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的觀點，進而提出一個操作定義以及社會資本概念模型，他們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或組織享有的聲譽，它來源于行為主體所處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為行為主體帶來信息資源、影響力以及友好協作關系［5］。國內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如下［6］:其一，指代社會網絡關系;其二將社會資本界定為主體所具備的，通過網絡關系以及社會結構獲取資源的能力;其三，從行為主體的功利動機以及社會資本的工具價值出發，認為社會資本是主體所動員的持有回報預期的社會結構資源，是一種有助于實現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其四，從社會資本屬性出發，認為社會資本本身即是一種資源。盡管關于社會資本理論國內外不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差異化的定義，但是通過對比，我們認為在社會資本理論中以下的基本事實是不言而喻的:從性質上看，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它必然具有資源的效益屬性;從表現形式來看，它是一種網絡關系，存在于社會交互關系之中;從形成的路徑上來看，它具有一定的生產實踐活動性，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從具體內容來看，它至少包括信任、規范、標準、聲望(譽)、價值觀等等。社會資本作為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具有效用的屬性，即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的某種需求或是期望。由此如果我們對社會資本進行良好的運用，必然可以最大限度發揮它所具有的效用，如果利用得不當，亦會產生不良的后果，如未成年人之間的團體性犯罪。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當前我國青少年犯罪的首要特點就是“共同犯罪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式”。所以，筆者認為，如果通過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可能具有的不良“社會資本”進行控制或者是遏制，未嘗不是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種有效的途徑。也就是通過一種倒逼機制來發掘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資源，然后對其可能存在的資源進行有效的梳理或指導，引導他們正確地利用上述資源。事實上，這其中所蘊含的基本原理并不新鮮，它在社會預防理論中具有更為詳細的描述，但是社會資本理論在未成年人犯罪運用中又具有特殊的效益或價值，而這也正是社會預防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在預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不同之處。關于此，筆者將在下文展開論述。

三、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的差異與暗合

通過對犯罪學界常用的犯罪控制(預防)理論進行概括總結，發掘其與社會資本理論的契合之處，同時找出其中差異點所在，可以為社會資本理論在犯罪學研究中的適用提供理論上的支撐。

(一)主要犯罪控制理論概述

明確將法律與社會控制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始于美國社會法學派創始人龐德，在其名著《法律哲學導論》中，他指出法律以社會控制的方式承認、滿足和保護人們的利益需求，認為法律是一項日益有效的社會工程［7］。在犯罪學研究中也存在著社會控制理論，但與龐德法律社會控制功能角度不同，犯罪學界的社會控制理論只是眾多研究犯罪預防和控制理論中的一種。在犯罪學界常用的社會控制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一，社會預防理論。該理論認為犯罪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預防、控制犯罪也需要對各種影響因素進行干預控制。社會預防理論著眼于構建健康和諧的社會秩序，提倡社會主體廣泛參與犯罪預防，倡導積極預防、控制違法犯罪行為。其二，社會聯系理論。社會聯系理論被認為是“解釋和控制犯罪關系的最主要的理論”。該理論重點關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系，認為該種聯系表現為個人對社會的依附，這種依附關系由依戀、奉獻、卷入和信任等四個因素組成，共同構成了我們不犯罪的理由，因為在赫希看來，“如果一個人與傳統社會的聯系中斷，其必然會進行違法犯罪”。其三，犯罪情景預防理論。情景預防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即已提出，與以往對犯罪預防和控制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將研究視角轉移到了犯罪行為和被害人之上，因而更加具有操作性和可實施性。其基本含義是，通過確認、管理、設計、調整的方式持久有機地改變環境，影響行為人的理性選擇，減少犯罪機會情景因素和犯罪促成情境因素，從而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此外，還有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它認為應當根據不同的年齡階段采取不同的非正式社會控制手段。其基本假設是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是因為主體與社會聯系的弱化乃至破裂。上述四種犯罪學社會控制理論都或直接或間接地與社會資本理論聯系著，所不同的是，它們控制或預防的層面不同，有的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如社會預防理論，強調綜合考慮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來分析犯罪產生的原因及其預防對策;有的從微觀的角度來分析，如犯罪情境預防理論，強調以犯罪行為和被害人為中心來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有的從中觀的層面來分析該問題，如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同時我們還發現，犯罪現象首先作為一種違法行為而存在，主要是犯罪學家重點關注的對象，同時犯罪現象還是一種社會現象，也引起了社會學家的極大興趣，因此我們會發現社會學家也不余遺力地提出自己的社會控制理論。這為交叉學科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也為犯罪預防添加了更多的資源。

(二)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的異同

通過將以往犯罪控制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對比研究，我們很容易發現二者既有相似的地方，同時又有差異之處。二者的暗合之處主要表現在:它們都為犯罪控制預防提供了一種研究的視角，提供了一種研究的范式，盡管上述的理論中同樣存在著交叉關系，甚至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但是不能不說每個理論都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它們共同貢獻于犯罪現象的研究、犯罪規律的把握和犯罪措施的供給。從更為具體的角度而言，我們發現，與社會預防理論相適應，社會資本理論同樣強調控制犯罪的多主體性和多樣性，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預防上。從未成年個體社會資本的角度來講，它強調未成年人自我，家庭，成長的社區等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促進未成年人成長環境的改善;與網絡理論相適應，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就是一種社會關系網絡;而社會聯系理論似乎構成了社會資本理論內容的部分構成要素，同樣強調信任依賴等等。二者的差異之處則更多地表現在社會資本理論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上:首先在于社會資本理論“是一個有概括力和解釋力的概念”，這主要體現在社會資本理論強大的包容性上，它的內涵極其豐富，包括關系網絡、非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但是又不限于這些因素。同時，社會資本包含一定的“社會關系”，是一種社會網絡關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社會資本的組成部分，該種社會關系中必須包含一定的信任、合作或者一定的共同遵循的價值觀念，即使不具備，也應當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共同遵守的規則、規范或者是標準等等。事實上我們通過對以往犯罪控制理論分析也可以發現，社會資本理論與它們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看成是前者的集合。即社會資本理論為諸多種存在著的犯罪控制理論提供了一種共同對話的平臺，具有根本上的整合功能。正如McCarthy所言，社會資本理論為更好地理解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它可以被用來整合其他的犯罪理論［8］。其次社會資本理論是一個伸縮性很強的理論體系，一方面它作為理論的整合，具有宏觀的視角和向度;另一方面，在與某一犯罪主體如未成年人犯罪結合研究時，它又具有了非常強的實際功能和效用，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更加強調對個體的社會資本的關注，因而也突出了人文情懷。最后，社會資本理論的提出和適用，為尋找更為合理的犯罪控制理論提供了支撐。與傳統的社會控制理論相比較而言，社會資本理論為犯罪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支持，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它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為尋求更加有效的社會控制方法提供新的契機。

四、社會資本理論

在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控制中的可行性社會資本理論對我國而言屬于舶來品，其在引進和適用的過程中，勢必會產生本土化的問題，有必要對此進行分析。

(一)適用的理論和實踐可行性分析

社會資本在我國犯罪控制中具有理論和實踐上的可行性。理論上而言，我國的犯罪學研究整體上起步較晚，盡管目前已經構建了犯罪學研究體系，但是其中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疇都是移植和引進而來，尤其是涉及關鍵性的理論運用更是如此。我們大量借鑒西方已有的犯罪學成果，結合部分的國內原創，然后以我國的犯罪實踐土壤，使之本土化，在實際的運用中進行不斷的修正和調試，使之完善，這是我國眾多的犯罪學研究成果的構建和實施的基本模式。與眾多的其他犯罪學理論本土化模式相似，社會資本理論同樣具有適用的可能性和空間。所不同的是社會資本理論是一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因而在適用過程中更加需要解構和發散，更加需要尋求合適的土壤供其生長。此外，上文我們已經分析了社會資本理論與其他犯罪控制理論的關系，作為一個更為宏觀的概念，邏輯上應該更加具有適用的可能性。實踐上而言，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適用的社會文化土壤。學者們在論及我國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的特點時使用最頻繁的解釋視角就是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觀念，它認為中國社會基本結構如石子入水所激起的波紋一般，水波逐漸推出、推遠、推薄［9］。所以，從社會關系的角度而言，筆者認為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適用具有天然的實踐性土壤，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適用空間上具有極大的廣闊性，正因為如此，不論是企業管理，水資源的治理，高等學校教育資源管理還是政府治理中都或多或少地對社會資本理論給予了關注，所以，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相當的實踐土壤。

(二)適用的本土化困境及其解決

盡管我們認為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天然的適用土壤，但是仍然不能忽略其適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本土化困境。一般認為，本土化具有三種不同的情形［10］:一是簡單移植，直接照搬適用;二是對外來理論修補使之本土特色化;三是，本土理論原創化。將社會資本理論引入我國犯罪學界，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到它是作為社會學而不是犯罪學的理論而存在，因而在適用前，應該對其進行學科交叉的過渡，使之更加具有犯罪學的表征和內涵;其次，社會資本理論最初產生于西方社會，是西方學者在對西方文化和社會特質進行觀察和思考的結果，因而可以用來指導西方的犯罪控制實際，但其是否與我國的社會文化特質相適應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研究。同時結合我國的城鄉分立的二元化實踐，我們要從不同的分析框架中對社會資本理論在城鄉的適用進行分析。而結合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流動人口的增加的實際情況，也要注意到流動人口的社會資本理論問題。前文已經分析，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具有理論和實踐適用上的可行性，因而盡管存在著文化和特質上的差異，該理論依然具有適用可能性。而從未成年人犯罪的角度來看待上述存在的諸多問題，筆者認為它們都構成我們研究社會資本理論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應該重點關注的課題方向。例如在未成年人流動中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問題，城鄉不同的環境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因素，對未成年人犯罪類型的影響等等，所以，筆者的思路是如果我們將上述的諸多問題細化到每個具體的領域，則可以實際地研究其是否具有本土化適用上的困境以及困境的解決方式。

五、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下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措施探究

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措施的前提是分析未成年人這一特定群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尤其是在其成長道路上對其影響至關重要的社會資本。結合上文的理論分析以及以往學者的實證研究，筆者認為，強化對未成年人成長過程中社會資本的干預實屬必要，一方面需要增加利于其成長的社會資本存量，提高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控制、切斷、減少不利其健康成長的“社會資本”，優化未成年人成長環境。具體而言，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是家庭社會資本。家庭是社會結構的最小單元，也是未成年人成長的第一場所，家庭關系和睦與否、融洽程度如何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響重大。實證研究表明，父母對孩童投入充足的時間與精力有利于降低他們實施違法行為的可能性。家庭社會資本亦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實施違法犯罪行為［11］。考察父母參與(作為社會資本因素)孩童學習成績、逃學、輟學關聯程度的另一項研究也發現，父母參與程度是衡量孩童學習成績、逃學等行為結果的一項“相當重要的因素”，在逃學等諸多不良行為的案例中都發現父母參與程度較低的現象［12］。因而，良好的家庭關系，充分的父母參與是未成年人學習、成長的首要社會資本，是未成年人順利社會化的必要前提，應當給予家庭社會資本密切關注，增強未成年人家庭歸屬感，培養其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質。其次是科層式社會資本。科層制結構是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維度，它通過塑造社會關系的結構來間接影響主體的社會資本，例如影響機會供給、培育激勵因素以及強化能力培養等。科層式社會資本是基于組織結構形態而劃分的一種資本形式，宏觀上的科層社會資本主要由政府通過制定各種政策來調整社會資本的供給，進而影響行為主體的社會資本存量和獲取社會資本的機會。具體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社會資本政策供給主要包括:

一、良好的教育政策。教育對于一個人的成長進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個人接受教育的最佳時機就是未成年時期。實施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主體中相當一部分沒有接受或者沒有完整接受義務教育。據調查，流動青少年不能適齡入學問題嚴重(失學率高達9．3%)。隨著年齡的增大，流動兒童中失學者的比例逐漸提高，以8歲、14歲、18歲為分界點，其比例分別為0．8%、15．4%、30．2%［13］。這其中固然有未成年人自身的素質方面的原因，但是筆者認為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等等都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而，國家應該通過科學地制定教育政策，合理地組織教育制度，規范地擬定教育計劃來促進教育目的達成，改善未成年人整體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狀況。

二、適當的未成年人犯罪處遇政策，即所謂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西方學者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如非刑罰化政策、非刑事化政策、恢復性司法政策等。我國的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此進行了引進，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和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在未成年人犯罪的處遇上更是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但是在原則、抽象法律規范之下缺乏具體明確的實施細則，以至于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實踐中存在著諸多混亂，不利于相關政策和制度精神的發揮。故應進一步細化未成年人犯罪的處遇政策。最后是社區社會資本。除家庭之外，社區是未成年人生活成長的最重要環境因素。社區環境、社區治安狀況、社區友好程度甚至是社區的政治參與等都潛在地影響著未成年人成長步伐與發展軌跡。關于社區環境對未成年人成長的研究并不少見，如Ross的研究發現，人們對于一個犯罪率高、資源供給率低的社區更易產生不信任感，而且在應對恐懼威脅時更容易產生無力感，而這也反過來強化了社區的失序和不信任［14］。社會信任被認為是公民參與的核心因素［15］，高度的社會參與水平有利于將未成年人整合為一體，阻止違法犯罪行為的產生和發展［16］。所以，作為未成年人成長環境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的社區，社區整體信任程度、公民社區事務參與水平以及社區資源供給狀況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未成年人社會關系的認知狀況以及在此狀態下的行為選擇。毫無疑問，打造良好的社區氛圍，睦鄰友好合作，將社區整體信任狀況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強化社區居民的參與意識是豐富社區社會資本的有力途徑，亦是預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需之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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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7．

［10］彭文華．犯罪構成本原論及其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83．

［13］姜小川，汪志飛，馮婕．青少年犯罪的宏觀環境因素分析［J］．法學雜志，2010(12):61－64．

作者:劉杰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