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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歷和猶太人身份使阿倫特一生都關注和思考罪惡問題，她認為思考可以抵制罪惡。阿倫特將極權主義的罪惡稱為“根本的惡”，將艾希曼的罪惡稱為“平庸的惡”。人們應該始終保持獨立的思考和判斷，有意識地抵制罪惡。阿倫特關于“平庸的惡”的思考為人們思考邪惡現象和在專制制度下個人應該擔負的道德責任提供了新的視角，人類的政治文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雅典城邦時期，人們過著言說和行動相和諧的政治生活。阿倫特認為哲學和政治的對立并非必然，導致了哲學和政治對立的標志性事件是蘇格拉底審判。蘇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圖對政治充滿不信任和敵意，開始懷疑他老師的哲學路徑，柏拉圖用在哲學孤獨思考中獲得的絕對真理來反對人們的意見。自柏拉圖以來的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用真理排斥意見，歪曲和貶低政治。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公共領域逐漸被私人領域侵蝕，傳統和現代之間出現了裂痕，極權主義的形成是西方政治文明衰落的產物。朱士群認為:“公共領域的興衰是牽動阿倫特全部作品的主線，她的任務就是從哲學上闡釋政治現象的公共性本質”，“阿倫特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本質論，政治不是生存的結果，而是生存的條件。”阿倫特強調公共領域的自由和獨立，鼓勵人們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蔡英文對阿倫特的政治實踐和公共領域概念進行了探討，認為阿倫特的政治哲學正視人實踐生命的內涵并給予恰當的解釋。在阿倫特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中充滿了意見，意見的交流使人們對共同世界有較全面的理解，能夠欣賞個人意見的獨特性。研究者需要對阿倫特著作中的政治和隱藏在其背后的文化進行慎重分析，以便充分理解阿倫特的政治哲學思想。

阿倫特的政治本體論(政治的本真含義)被稱為“政治存在論”、“交往政治哲學”、“政治生存論”。應奇認為，阿倫特強調的公共領域的共和主義精神，與新自由主義的積極自由思想有較多相似之處。阿倫特的政治哲學與自由主義一致。涂文娟認為，阿倫特既承襲了古典共和主義理論，主張不受支配、積極行動的政治自由觀，又和現代共和主義理論一樣，強調分權制衡、法律帝國、商談等憲政原則，因此阿倫特的思想體現了古典和現代的某種融合。阿倫特認為雅斯貝爾斯的交往根源于我與你的相遇，而不是政治領域，因此未包含更多的政治經驗。阿倫特認為海德格爾的“世界”和“在世存在”概念暗含了復多性，政治哲學源于對人類事務的驚異，是以政治經驗為基礎進行的思考，阿倫特試圖通過政治地思考來解釋現實政治問題。本哈比伯認為阿倫特對法律思想與道德的貢獻是她提出了“反人類罪”概念。在艾希曼審判中，阿倫特存在著現代性的世界主義情懷和作為猶太人的自覺信仰之間的沖突，阿倫特試圖用康德的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來調和，通過反省思考、判斷和道德之間的關系解決艾希曼審判產生的道德判斷問題。阿倫特認識到艾希曼的惡行與他缺乏思考有關，思考能解放心靈能力中具有的政治性的判斷能力。盡管“平庸的惡”受到爭議，但阿倫特敢如實描述了他在法庭的表現，批判以色列政府將審判政治化，追問猶太領導人在納粹罪行中的責任，體現了阿倫特的勇氣與擔當。“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它的經驗場所是行動。”

阿倫特認為，真正的自由發生在公共領域。自由不是由于人的出生被寄予的，解放是實現自由的前提，行動、公共領域和自由是三位一體的。阿倫特批評柏林和哈耶克等保守主義只是保護個人在私人領域的安全，是脫離了政治的消極自由。阿倫特認為康德是與自由政治和諧相處的哲學家，康德的批判性思考依據理性的運用質疑公認的權威，她主要以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為依據。阿倫特對政治的闡述有益于恢復政治的尊嚴，她認為行動是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的交流。

王寅麗認為，阿倫特晚年的哲學轉向試圖解決哲學與政治對立、思想與行動對立的問題，阿倫特從康德的反思判斷的詮釋中，找到了這種以特殊來思考特殊、考慮他人意見從而獲得可普遍化立場的精神性能力，這就是———判斷，把它作為連接哲學和政治、思想和行動的橋梁。在寫《精神生活》時，阿倫特闡明了人在思考時也處于現實世界中，與人們一起商討事情，精神生活和行動并非是截然對立的。阿倫特晚年思考的重點由政治問題轉向了哲學問題，關注積極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間的關系問題。伊麗莎白•揚———布魯厄論述了阿倫特分析“思考”、“意志”和“判斷力”的精神活動及其內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為了弄清阿倫特在不同時期著作中的不同主題是如何編織在一起的，伯恩斯坦回顧了在阿倫特的著作中思考思想問題的重要部分，伯恩斯坦發現在阿倫特的思想中存在無法解決的內在張力問題。阿倫特的判斷力思想受康德政治哲學思想的影響很大，她想將康德關于審美判斷的理論運用到政治哲學中。貝納試圖對阿倫特的“判斷力”思想的內在結構進行推斷，貝納主張從積極生活和沉思生活的張力中把握阿倫特的“判斷力”思想。

徐賁認為阿倫特的公民觀是建立在積極參與公民共和傳統的基礎上，阿倫特很重視積極自由，她把公共領域看成是人獲得自由的場所。胡素梅認為阿倫特的“理性—積極參與”模式公民文化觀，對政治現實具有借鑒意義。現代自由國家公共生活的萎縮、公民觀的薄弱動搖著民主制度生存的價值觀念，阿倫特的公民文化觀對中國政治建設具有啟示作用。阿倫特認為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終結于馬克思，但馬克思是在傳統的框架和等級范疇中論述的，因此并未真正超越這一傳統。在《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阿倫特主要闡述了她對馬克思的“勞動創造了人”、“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婆”、“支配他者的人不能獲得自由”三個命題的理解。阿倫特對馬克思的思想既有肯定又有批判，阿倫特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她對馬克思思想的解讀建立在她的政治哲學基礎上。馬克思期待通過政治解放實現人的解放，馬克思向往的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柏拉圖政治理想的現實化。如果說阿倫特的政治哲學具有烏托邦色彩，那也不是對彼岸世界的神秘向往，而是關于此岸世界的此時此地的烏托邦。阿倫特認為，人的政治性在于通過行動體現人的復多性和世界的多樣性，這是政治的基礎和目標，阿倫特借此揭露和批判了現代西方社會只有勞動而無行動，只有行政而無政治的現實。阿倫特對馬克思的解讀存在牽強的地方，但是阿倫特從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角度對馬克思思想進行的分析對我們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很具有啟示意義。

阿倫特對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理解獨樹一幟，她認為政治是人的存在方式。阿倫特的政治哲學中有許多理論架構與概念系統: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和社會領域，勞動、工作和行動，思考、意志和判斷等，阿倫特將它們作為解釋政治現象的出發點。在《人的條件》中，阿倫特區分了勞動、制作和行動這三種活動，并將行動看成是真正的政治活動。在《精神生活》中，阿倫特區分了思考、意志和判斷，思考指向過去，意志指向未來，判斷指向現在，阿倫特的政治哲學指向介于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現在，也指向她對人類精神生活的論述。在阿倫特看來，判斷力是政治行動者必備的一種能力。阿倫特的政治哲學透射出了深刻的人文關懷，她堅信政治公共生活和個體道德生活之間的聯系，相信政治使善成為可能。阿倫特將公共領域與行動、自由聯系了起來，展示了古希臘城邦政治生活的圖景。阿倫特的思想難以歸為某個具體的哲學流派，她無意構建體系化的思想，她認為那樣會禁錮人們思想的自由。哲學是一項孤獨的事業，政治是具有復多性的人們的行動，這是長期困擾著西方政治哲學的問題。研究者一直在探尋阿倫特政治哲學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學界都是從不同的問題和視角出發來闡釋阿倫特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現了阿倫特政治思想發展的歷程。阿倫特既關心政治也與政治保持著適當的距離，阿倫特是后人思考現實政治問題的榜樣。阿倫特主張在行動的立場上理解政治，她認為政治哲學只在其開端和終結才是純粹的和未經變調的。阿倫特的政治哲學思想涉及面廣，阿倫特留給人們更多的是思想的啟迪而非確定的答案。

作者：王大朋單位：黑龍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