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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檢察官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是檢察官辦案主體地位的體現，旨在平衡檢察一體制的負面效果。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檢察官在法庭上均享有言論自由權，有權獨立地發表出庭公訴意見。我國檢察官在法庭上尚無言論自由權，這不利于確立檢察官辦案主體地位;不利于提升檢察官的素質與能力。為此，有必要借鑒其它國家的做法，賦予檢察官法庭上一定的、有限制的言論自由權，以更好地維護司法公正。

〔關鍵詞〕檢察官;法庭審理;言論自由權;檢察一體制

檢察官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系指檢察官在法庭上言論自由，基于自己的良知和理性獨立地、自主地發表出庭公訴意見，并不受上級檢察官指令的拘束。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與檢察官在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權，屬于不同層面的話題。檢察官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與其職務密切相關，既是檢察官辦案主體地位的重要體現，也是對檢察一體制的重要限制。目前，理論界及實務部門對這一問題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隨著司法責任制改革的深入推進，研究并明確檢察官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已經成為無法回避、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檢察官法庭上“言論自由權”考察與評析

大陸法系國家奉行檢察一體制原則，上命下從，上級檢察官對下級檢察官有指揮監督權，下級檢察官需服從上級檢察官的指令。但是，上級檢察官的指令并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諸多的限制。包括:上級檢察官的指令不得違法(合法性原則)、不得基于明顯與事理無關之考慮(恣意禁止原則)、應當采用書面形式(書面原則)等等。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首先是作為對上級檢察官指令的限制措施而提出的。

(一)法國法國1958年頒布的第58－1270號法令明確規定:“庭審時，檢察官有言論自由”。法國《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檢察院有義務遵照在第36條、第37條及第44條規定的條件下向其發出的指令提出書面的意見書;檢察院可以自由地闡述其認為適當的有益于司法的口頭意見”。根據該條規定，當上級檢察官以書面指令要求下級檢察官提起公訴時，下級檢察官應當提起公訴。但在法庭上，檢察官可以自由地進行陳述，包括發表與其上級指令不同的公訴意見。“事實上，檢察官可以向法庭闡述根據其主張起訴不是適當的，其主張給予更寬大的處理。這一情形很好地說明了‘筆受拘束，口卻自由’這樣一句法律諺語”①。我國臺灣地區學者黃東熊引用法國拉薩教授的觀點，認為:法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規定，乃因起草人在起草現行刑事訴訟法當時不深加考慮，而將自古流傳而來之格言，信手將其列入條文之內容而已。并根據法國最高法院對該格言的嚴格解釋，認為所謂“口頭為自由”，其意義僅在于在審判時檢察官得自由發揮其能力，以盡其任務。基于此，黃東熊教授得出結論:法國刑事訴訟法上此一格言之明文規定(即“筆受拘束，但口卻自由”)，在今日已無其重要意義。①筆者認為，拉薩、黃東熊教授的觀點值得商榷。法國刑事訴訟法修訂較為頻繁，但第33條一直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并未作任何修訂，足以表明當時起草人并非草率立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此外，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言論自由也得到了1973年5月13日憲法法院決定的支持。法國檢察機關一直都在極力維護“筆受拘束，口卻自由”這一原則，表明這一原則仍然十分重要。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言論自由與書面上的限制看似矛盾，但也可以從檢察官的雙重角色中得到解釋，即“應將其視為對檢察機關成員雙重身份的展示:在庭審中是司法官，在機構上是行政官員”②。

(二)德國德國繼受法國檢察官制影響后，對于是否應當允許檢察官在法庭上享有言論自由權，曾出現了較大的爭議。鑒于此，德國刑事訴訟法并未明文規定檢察官的言論自由權，但秉持同樣的精神限制庭審程序指令權的適用，從而間接認可了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由于上級檢察官并未親自參與法庭審判，故其指令權受到嚴格的限制。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61條規定，對證據調查的結果，由法庭根據它在法庭審理的全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內心確信而決定。因此，所有的未考慮證據調查并和證據調查相反的指令都是不允許的。在審判程序前對特定的裁判結果預設立場，并相關的指令，也是不合法的。對于如何評價結果或請求何種刑罰，必須通過在審理程序中獲得的直接認識由檢察官自己決定。德國學者博伊爾克(Beulke)認為，上級雖然可以發出指令，但在出現沖突情況時，出庭公訴的檢察官可以不執行指令。③在實踐中，德國檢察官在法庭上根據自己的信念自由地發表公訴意見，基本不受上級指令的拘束，可以發表與起訴書不一致的意見，甚至可以請求法院判決被告人無罪。為平息理論界的爭議，德國法曹協會曾提出法院組織法修正案，建議對檢察官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作出明文規定(該修正案第148條)④。

(三)其他國家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53條規定:“庭審中，檢察官完全自主地行使其職權”。在比利時，司法部長可以要求檢察機關匯報其采取的措施，以及在個案中啟動訴訟程序的命令。然而，“司法部長沒有權力控制檢察官在法庭上的發言———書面約束，言論自由———也沒有權力禁止起訴”。⑤希臘檢察官在法庭上亦遵循“書面限制，言論自由”原則。一般地說，檢察官必須遵循上級檢察官關于采取程序行為的命令。但是，當他們在順從上級命令起訴或者抗訴而參加法庭審理和辯論時，他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可以要求法庭判處被告人無罪或者反對抗訴。⑥在盧森堡，司法部長可以對檢察機關的書面內容加以限制，但是不能限制檢察官在庭審時自由表述意見。“雖然有層級式上命下從原則，但是在檢察機關成員之間卻存在以保障司法正義為目的的言詞權利，這可以保證檢察官在法庭上的獨立性”。⑦檢察官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亦得到國際性文件的認可。歐盟理事會部長級會議《關于檢察官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作用》(［2000］第19號建議)第13條(f)款規定:“檢察官有權在法庭上自由陳述自己選擇的法律觀點，即使檢察官有義務向法庭書面提交所收到的指令”。總的說來，在域外部分國家，不論將檢察官視為行政官抑或司法官，檢察官在法庭上均享有言論自由權，有權獨立地發表出庭公訴意見(甚至與上級指令相違背的出庭公訴意見)。上級檢察官或者司法部長指令的權力則受到“書面約束，言論自由”原則的限制。也就是說，檢察官在審前階段受制于上級下達的指令的約束，但是在法庭上進行口頭陳述和辯論時，則不受此限。賦予檢察官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指令的負面效果，實現檢察官獨立性與檢察一體制之間的平衡。

二、檢察官法庭上“言論自由權”的法理緣由

(一)恪守檢察官客觀義務的需要檢察官客觀義務，“源于現代司法制度和檢察制度的基本制度安排，是現代國家為實現法律秩序和司法公正所做努力的一個重要方面”。①目前，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在立法上對檢察官客觀義務有所規定。檢察官客觀義務體現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既包括在審前程序客觀取證的義務，也包括在審判程序追求公正判決的義務。在審判程序，檢察官不應單純謀求證明被告人有罪，而應致力于維護司法公正。若上級指令與檢察官客觀義務發生沖突時，檢察官應當恪守客觀義務，根據自己的信念發表出庭公訴意見，而不應拘泥于上級指令。否則，檢察官客觀義務就會流于空洞的口號，其結果必然損害司法公正和法制原則。

(二)踐行司法親歷性的需要親歷性是司法的一個突出特點。所謂親歷性，指司法人員必須親身經歷程序，直接接觸和審查證據，直接聽取和感受各方訴訟參與人發表的意見、主張，并在此基礎上作出適宜的處理決定。“司法親歷是審案與判案的統一。如果審、判分離，只審不判或只判不審，就不是真正的親歷”。②對于檢察機關來說，司法親歷性要求盡可能實行辦案與定案相統一，減少辦者不定或定者不辦。隨著訴訟進程的推進，檢察官對案件的認識不斷深化，“有時會因情況緊急或訴訟程序不便于中斷等原因，來不及或不便于報請檢察長決定，而需要一線檢察官臨場自行決策;有時會因事實、證據發生變化而需要立即對檢察長原先作出的決策加以修正”③。由于檢察長并未親自參與訴訟程序，對案件事實及證據的變化情況缺乏全面、透徹的了解，如果仍然由檢察長作出決定，難免出現偏差甚至錯誤。賦予檢察官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有利于解決辦案權與定案權分離的問題，便于檢察官根據庭審中變化的情況自行決定處理方式，從而提高出庭公訴的質量和效率。

(三)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需要對于第一審程序而言，以審判為中心意味著以庭審為中心，審判結論只能通過法庭審判形成。“法庭審理過程中，由于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實行傳聞證據排除規則，判決的根據只能是在公開的法庭上經過控辯雙方質證和辯論的證據”。④而檢察官所主張的信念，也只能通過舉證、質證和辯論而形成。法庭審判是控辯雙方交鋒最激烈的場域。通過控辯舉證、質證與辯論，以及法官直接實施的法庭調查，檢察官指控的事實或者證據發生變化，起訴書的認定出現錯誤或瑕疵，都是正常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求檢察官仍然按照上級的指令發表公訴意見，意味著在審前程序就已對裁判結果預設了立場(起訴即勝訴)，違背了以審判為中心的要求，也會導致檢察官將錯就錯、孤注一擲，從而影響法庭正確的判斷。賦予檢察官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允許檢察官在法庭上發表與起訴書不一致的意見，使合議庭能夠“兼聽則明”，有利于合議庭做出正確判斷和裁決，真正實現以審判為中心的要求。隨著庭審實質化的推進，控辯雙方對抗性增強，庭審中不確定性因素增多，檢察官指控的風險很高，勝敗往往難以預料。被指控的事實或者證據一旦發生變化，檢察官應當有足夠的、靈活的處置權力，不必拘泥于上級檢察官的指令，甚至可以發表與上級書面指令相違背的口頭公訴意見。如果事事需要向上司請示匯報，仰承上司鼻息，既會造成訴訟拖延，延緩訴訟效率，損害法庭審理的連續性，也不利于貫徹客觀公正義務和責任制原則。

三、檢察官法庭上“言論自由權”的制度建構

長期以來，我國檢察機關實行“三級審批制”，檢察官沒有辦案主體地位，必須執行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的決定。在公訴活動中，“奉派出庭的檢察官，只是檢察院和檢察長意志的人，不能也不敢表達個人的法律判斷和訴訟意愿”。①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完善人民檢察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規定了檢察官“出席法庭”的職責，但并未明確檢察官在庭審中的“言論自由權”。實踐中，有的地方檢察機關建立所謂的“遠程庭審指揮系統”，檢察長不用出庭，即可通過此系統向出庭公訴人傳遞信息、下達指令，實現對出庭公訴人訊問、質證、辯論的同步指導和監督。②這種方式雖然有利于加強對檢察官出庭公訴的指導與監督，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進一步強化了檢察長的指揮監督權;二是進一步弱化檢察官在辦理案件中的個體地位與作用。“遠程庭審指揮系統”無疑會對出庭檢察官的心理產生一定的影響。在法庭上說什么、怎么說，都成為例行公事。筆者認為，“遠程指揮系統”違背了司法責任制改革精神，不利于確立檢察官辦案主體地位，不利于提升檢察官的主動性、能動性和責任感，應當慎用。為確立檢察官辦案主體地位，實現檢察一體制與檢察官獨立性的平衡，有必要借鑒大陸法系其它國家的做法，賦予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

(一)完善檢察官法庭上言論自由權的立法修正后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檢察官法》均未對檢察官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作出明文規定。可以考慮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增加一條，即:“檢察官應當執行檢察長和檢察委員會的決定，但在法庭上，檢察官可以根據自己的良知和形成的信念，自由地發表口頭意見”。亦可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修改《關于完善人民檢察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等規定時，作出類似的規定。

(二)檢察官法庭上言論自由權的適用方式龍宗智教授認為，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言論自由包括兩類。一是積極的言論自由。檢察官有權發表不同于起訴書的意見，供法庭評議時參考。二是消極的言論自由。如果檢察官根本上不同意檢察長作出的公訴決定，在請求檢察長職務收回或移轉無效的情況下，可以采取某種消極的方式出庭支持公訴。筆者認為，所謂“消極的言論自由”并不可取。檢察官根據自己的良知和理性，若認為檢察長做出的公訴決定明顯沒有犯罪事實基礎，或者犯罪證據明顯不充分，應當拒絕起訴。在法庭上，檢察官可以發表與起訴書不一致的意見，但不應沉默寡言、消極應付。檢察官對認為不應起訴的案件消極公訴，既違反了檢察官的良知、理性(違心地宣讀起訴書和發表公訴意見)，也違反了檢察官的公訴職責(指控犯罪和法庭教育等職責)，給外界敷衍塞責、不負責任的印象，不利于樹立檢察官的良好形象。當然，檢察官無論在法庭上發表支持起訴的意見，還是發表與起訴書不一致的意見，都只供法庭評議時參考。法庭應當根據法庭調查、辯論所形成的“內心確信”，自主地形成判決，并不受檢察官意見的左右。

(三)檢察官法庭上言論自由權的必要限制檢察官雖然在法庭上有言論自由，但并不意味著“想說什么就說什么”，而是存在必要的限制。一是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自由言論，應當在控辯雙方舉證、質證、辯論結束，并已經形成了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罪重或罪輕的信念后發表。在控辯雙方尚未進行舉證、質證、辯論的情況下，檢察官應忠實履行指控職責，不應提出與起訴書不一致的意見。否則，檢察官就成了“辯護人”，提起公訴的功能就會異化。二是檢察官在法庭上無論發表支持起訴書的意見，還是發表與起訴書不一致的意見，都不得違背事實和法律，更不能信口開河。檢察官應當對法庭上的言論負責。

(四)完善相關的配套措施為了確保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言論自由權得到充分的運用，應當完善以下配套措施。一是嚴格限制撤回起訴的適用。撤回起訴是我國檢察機關履行客觀義務的重要體現，但在實踐中，撤回起訴已演變成無罪判決的替代品，不僅使程序倒流，而且侵犯了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憲法權利，悖離了客觀義務的初衷。“以改變、撤回起訴等方式處置本應作出無罪判決的案件，使被告命運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而且可能增加被告訟累，提高司法成本”。①為此，建議對撤回起訴作進一步的規范。可以考慮在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前，符合法定條件的可以撤回起訴;對于已經進入審判程序的公訴案件，則不得撤回起訴，只能由法院依法作出裁判。②在庭審過程中，事實證據發生變化，被指控的犯罪事實難以成立時，檢察官可以發表與起訴書不一致的意見，甚至主張無罪判決。這是檢察官對客觀義務的堅守與踐行，是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檢察官應有的作為。二是淡化法院無罪判決對檢察官業績考核的影響。

目前，法院判決仍是檢察官、檢察機關業績考評重要的、基本的指標。提起公訴的案件一旦被判決無罪，承辦檢察官得“吃不了兜著走”，不僅自己的業績、職務晉升會受到影響，所在檢察機關業績考核也會受到影響。檢察官對無罪判決的恐懼，可謂到了無以復加、“談虎(無罪)色變”的地步。正因如此，提起公訴后，檢察官往往不遺余力地追求勝訴，很難想像檢察官會在庭審中發表與起訴書相沖突的公訴意見。實踐中，造成無罪判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一些案件的確是因檢察官自身素質不高、審查把關不嚴、不負責任或外部壓力不該起訴而訴造成的，其他一些案件主要是因客觀原因———原始指控證據的變化、出現難以預料的新證據、法律或司法解釋修改以及檢、法認識不一致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對無罪判決應當理性、客觀地對待，不能用無罪判決來倒推檢察官的起訴就是錯誤的、不適當的。應當淡化無罪判決對檢察官業績考核的影響，這有利于解除檢察官的后顧之憂，使其能夠在法庭上根據事實證據的變化，理性、客觀地發表公訴意見，包括發表與起訴書不一致的公訴意見，甚至是有利于被告人無罪判決的意見。

作者：段明學 單位：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