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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刑事代替責任僅存在于如下場合：一是雇主對其所雇人員在雇傭范圍之內所做的事負責。如在1898年Coppenvs.Moore一案中，店主Coppen因為他的一個店員出售附帶假冒交易證明書的商品而被判有罪，為此，他提出上訴。他的理由是自己事前曾給他所有的商店發出了一條指令，不允許出售附帶假冒交易證明書的商品。然而，主持上訴的法官認為:盡管他不是事實的交易者，但也是售賣人，上訴被駁回。二是在涉及證照的案件中，被人對人的犯罪行為和罪過承擔責任。如在1929年Allenvs.Whitehead案中，一個咖啡店老板(持證人)，委托一名經理經營在港口的店子，他自己則一兩周光顧一次。有一次，他接到警察警告不要在咖啡店內讓妓女逗留，他將此警告轉達給經理，并貼出一張公告，禁止妓女在午夜后進入該店。但后來經理遇到一大群妓女，并讓她們從晚上八時待到次日凌晨四時，還說了許多臟話。在上訴法院，法院認為被告人(老板)有認識，主張他有罪。

一、刑事代替責任的構成要件以及特點

香港刑法中的代替責任移植于英國刑法中的代替責任，是指行為人對另一個人（通常是他的雇員、仆人）的行為負擔刑事責任。例如，香港交通管理方面的有關條例規定，“在道路上車輛必須符合某些結構上和設備要求的標準，只要車輛不符合標準，不論車主或者駕駛員知情與否，一樣有罪。”在香港刑法中要形成刑事代替責任，必須具備的要件是：第一，身份條件。行為人與被代替人之間具有一種特定的關系，即雇主與雇員、主人與仆人的關系。第二，行為要件。雇員、仆人必須實施了某項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如果沒有該行為，就沒有刑事責任，更沒有代替責任問題。第三，目的要件。雇員或仆人的違法行為，是在執行雇主或主任的業務或交易活動過程中，為了其雇主或主人的利益而實施的。否則，該刑事責任由雇員或仆人自己承擔。第四，雇主、主人或者雇員、仆人在主觀上有無犯罪意圖，無須證明。是基于社會防衛的需要而特別設定的，是方便刑事訴訟的經濟需要。

據此，可以歸納出香港刑法中代替責任的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從形式上講是非行為人對他人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其二，從精神上講都在于用刑罰手段促使業主盡到選人和監督上的義務，實現一種實質正義的追求；其三，從范圍上看差不多都限定于特定的工作場所；其四，從處罰上看一般對非行為人則只處罰金刑，慎用甚至不用短期自由刑，排斥適用長期或無期監禁。

二、刑事代替責任的運行背景

香港刑法中的刑事代替責任制度在“嚴而不厲”的刑法結構背景下運行的，香港刑法的法網嚴密、入罪門檻很低，所以其相應地規定帶有客觀歸罪色彩的刑事替代責任也不足為奇，因為極其重視程序理性、被告人訴訟權利保障的司法慣性能夠中和、抵消刑事替代責任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說，如果沒有英美法系那種法治土壤，刑事替代責任難以在傳統刑法體系中平穩運行。

對大陸來說，刑法的結構還是處于”厲而不嚴“的階段，法治理念未能得到良好的貫徹，刑事司法活動中訴訟當事人的權利也未能得到較好的保障。如果冒然引進刑事代替責任，有可能會對訴訟當事人的權益造成重大損害。因為在大陸，即使一個人被判短期徒刑，其意義也不僅僅是失去幾個月的人身自由，可能更意味著社會角色的消滅，從此背上了”有前科者”的包袱。

三、結語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食品藥品等領域的公共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為了最大限度維護公共領域的安全，大可以嚴格相關行政管理法規，加強懲罰力度，規定雇主等責任人負有更為嚴格的注意義務，當其管理下的雇員出現違法行為時，規定其承擔無過錯的替代責任，責任承擔方式是高額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等。在民事、行政法律嚴格規定的前提下，加大執法力度，在保證執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執法效率，這種民、行相互配合的方式基本上可以應對風險社會帶來的挑戰，自然也就不必突破我國刑法現有的嚴格責任主義的立場。

作者：李盛董志剛單位：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