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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實踐主導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也開始了其中國化的歷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方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制觀指導局部執政區域的法制建設；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也隨著中國革命實踐的不斷深入而獲得發展和豐富，并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成果，由此開啟了實踐維度的馬克思主義法制觀的中國化路徑。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實踐主導是黨在推進法制領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形成的，就是將馬克思主義關于法律的立場觀點方法與中國特殊國情下的具體法律實踐相結合，強調法律發展的實踐基礎，遵循馬克思主義法制觀在實踐中得以檢驗和發展的道路。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制觀的中國化，主要是在抗日戰爭的革命實踐中確立、推進并發展的。

（一）延安時期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提供了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根本保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新民主主義法制觀初創和奠基階段，為適應革命斗爭和政權建設的需要，當時各根據地制定了許多革命法規，在傳統法律文化背景下法制建設經驗缺乏，法制理論和建設基本上都借鑒甚至直接移植了蘇俄法律，嚴重脫離了本國革命實踐，帶有明顯的蘇俄法律思想的痕跡，體現其比較稚嫩的一面，直接導致這一時期的立法、執法與司法都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左”的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的危害，這與沒有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密不可分。延安時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思想的成熟時期，延安所在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具有立法、執法和司法職能的機關主要是陜甘寧邊區參議院、邊區政府和邊區高等法院，其法律實踐活動的指導思想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實現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第一次創新就是以思想的確立為開端的。延安時期法律思想的基本觀點都建立在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理論和實踐教訓的吸取基礎上。對十年內戰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初步總結，針對當時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盤根交錯的政治局面，比較系統地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法制的基本原則和肅反政策，樹立了相信人民群眾，實事求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充分保障一切抗日民眾合法權益等明確的指導思想，從而初步確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制觀。1937年10月，陜甘寧邊區政府貫徹的指示，認為邊區法制建設特別是立法工作要以“馬列主義為立法指導思想；黨的領導為立法核心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為立法基本內容；從實際出發，依靠群眾，為立法基本路線”[3]。根據這些革命立法原則，邊區參議院、政府和高等法院，先后起草、擬定并頒布了數千件法律、法規以及各種命令、指令。在思想指導下制定的這些革命法律法規，集中體現了工農大眾的根本意志，維護了抗日民主政權中各個階級的基本利益，確立了人權保障的基本法制原則，鞏固了人民取得的勝利成果，確認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關系，建立了革命的新秩序，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更為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第一次創新提供了指導原則。

（二）延安時期抗日民主政權法制建設初具規模，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核心內容。1937年全面抗戰后，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領導人民先后建立起了19個抗日革命根據地和各級抗日民主政權。政權建設是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首要問題和根本問題，這一時期根據地的法制實踐都是在思想的指導下圍繞著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區域的政權建設進行的。陜甘寧邊區作為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實驗區，對各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起到了示范和推動作用。1939年初，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以政治法律思想為指導通過了《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以及邊區政府組織條例、選舉條例、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邊區高等法院組織條例等政權組織條例，先后起草了陜甘寧邊區《刑法總分則草案》、《民法草案》、《刑事訴訟法草案》、《民事訴訟法草案》等基本法律。根據陜甘寧邊區的經驗和“三三制”原則，華北、華中各根據地結合各自實際加強政權建設，相繼召開參議會，制定和頒布了各自的施政綱領以及各種單行法規或條例，抗日根據地法制建設初具規模。這一時期抗日民主政權的法制實踐，基本上克服了新民主主義法制觀初創時期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的錯誤做法，并結合抗日根據地實際和政權建設需要，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實現了新的創造和飛躍，形成了自身特色，為實現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奠定了實踐基礎。

（三）延安時期革命根據地的司法實踐，凸顯了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本質要求。邊區司法上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反對任何人有法外特權；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創立了“馬錫五審判方式”等便民訴訟司法制度。林伯渠1941年4月在《陜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保護各個革命階級的利益，糾正資本主義國家各階級在法律面前虛偽的平等而代之以真正的實質的平等”[4]。對于少數地主豪紳的反攻倒算、破壞邊區法律，觸犯刑律的行為應該怎么樣處罰，是當時司法實踐中的一個現實問題。是按照過去邊區的法律加重處罰，還是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為此，林伯渠在1939年9月13日下達命令，主張按照平等原則審理。邊區司法實踐中通過典型案例，彰顯了人權保障的民主法制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則在延安時期作為法律基本理念得以貫徹。黃克功少年時加入紅軍，參加過井岡山的斗爭和長征，時任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1937年10月，他對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把劉打死。在董必武的領導下，邊區高等法院經過調查審理，決定判處黃死刑。但因黃向寫了申訴信，加上此案影響重大，在主持下，黨中央和軍委經過慎重討論，最后批準了邊區高等法院的判決，親自給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了復信。“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5]黃克功案件的審判，在根據地樹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光輝范例。的這封復信也就成為了我國革命法制史上、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過程中具有重大轉折性質、重要理論意義與歷史影響的法律文獻。

（四）延安時期法制建設服務服從于抗戰中心工作大局，強化了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重要使命。這個時期革命根據地的法制實踐是從屬于抗戰時期革命政權建設并緊密結合黨的干部教育、革命紀律教育進行的。列寧說過，“我們不需要狂熱。我們需要的是無產階級鐵軍的勻整的步伐。”[6]這種革命的紀律性雖然在當時是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密不可分，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法制建設狀況和領導人的法律思想的。這時的法制宣傳教育、革命紀律建設與教育是作為當時運動的一部分開展的，其鮮明的特點就是利用反面教員如結合、黃克功、劉力功等反面典型進行紀律教育。其中，黃克功作為經過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并判處死刑的反面典型，因當時的黨內認識的差異性、黃本人的特殊性以及的直接參與更具有典型性，成為我們認識這一時期法律思想的重要參照。在黃克功案處理過程中，著重強調了審判的教育意義。這在他致雷經天的信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并宣布我這封信”[5]。可見對這件案子的處理，并非就事論事，而是在強化制裁黃克功的教育意義和重大影響，并以此進一步強調法制建設服務中心工作的重要使命和重大價值。

二、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文化揚棄

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文化揚棄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過程中，直面中國傳統文化，將馬克思主義法制觀與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相結合，既吸收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法律思想資源，又拋棄傳統法律文化的糟粕，使馬克思主義法制觀具有堅實的民族之根。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文化揚棄的對象，包括“唯成分論”體現的身份特權、“唯功績論”體現的功績特權、小資產階級絕對平等和狹隘報復思想，這些傳統文化因素與從蘇俄傳承過來的一些“左傾”觀念相結合，在法制實踐中典型體現為忽視人權的保障。為此，延安時期摒棄了歷史遺留的傳統觀念，反對執政黨成員的特權思想，批判特權行為，強調人權保障，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馬克思主義法制原則。這成為法律思想的閃光點，更是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實現文化揚棄的生動實踐。

（一）反對特權，摒棄“唯成份論”和“唯功績論”的思想和行為，變革傳統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身份特權與功績特權觀念。在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專政時期，法律對于階級成分不同的犯罪者規定了同罪異罰，并在實體和程序上照顧對革命有貢獻的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1934年4月8日）規定，“工農分子犯罪而不是領導的或重要的犯罪行為者，得依照本條例各該條文的規定，比較地方資產階級分子有同等犯罪行為者，酌量減輕其處罰”；對于革命有貢獻的人也予以照顧，“凡對蘇維埃有功績的人，其犯罪行為得按照本條例各該條文的規定，減輕處罰”[4]。這就是說，工農分子與地主資產階級分子犯有同等罪行，而其量刑是不平等的；革命有功之臣，犯了罪還要減輕處罰，予以照顧和優待。在抗日救亡的歷史新時期，為了團結地主、資產階級抗日，調動廣大群眾和干部抗日積極性，在的指導下，邊區政府糾正了錯誤，比較妥善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明確提出必須以犯罪行為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為依據，作為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據，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則。一方面，改變“唯成分論”的錯誤做法，實現國內各抗日階層法律平等。林伯渠1939年2月在《在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指出，“遠在蘇維埃時代，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以后，邊區就已根據取消蘇維埃、停止沒收土地的宣言，在經濟上停止了沒收地主的土地。同年五月十二日以后，根據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又在政治上恢復了地主、富農、資本家、僧侶等公民權。”[4]在這些政策的感召下，許多在蘇維埃時期脫離了邊區的地主、富農、有產者，紛紛返回家鄉，恢復了公民權，分得了土地與房屋。地主富農不再因為出身成分之高而受到加重處罰，工人農民不再因為出身成分之低而受到減免的優待。另一方面，通過黃克功案件審理等具體法制實踐，糾正蘇區對“唯功績論”的錯誤規定，變革人們的錯誤觀念。黃克功案發后，黨內有的同志認為黃克功對革命有貢獻，應該按照蘇區法律減刑或免刑；黃克功本人也自恃有功，寫信給和邊區政府，幻想黨和邊區政府會因其功績從輕或減免處罰。當然歷史事實同他們的預料相反。延安時期的司法實踐教育部破除了傳統文化中的特權觀念。

（二）服從法律，強調執政黨成員同樣是法律適用的對象，要求黨組織和黨員成為遵紀守法的模范榜樣。在我國法律文化中，自古就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傳統，封建司法傳統中也有“官當”的規定。根據地法律適用的重點對象就是邊區局部執政的黨員干部，黨組織和黨員應成為服從法律的模范。在黃克功案件中，判處一個資格老、功勞大、職位高的執政黨干部以極刑是相當難的，但認為，“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5]。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不僅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及其特權，而且也不允許自己階級的任何成員謀求特權，這也體現了當時共產黨嚴格自律的作風。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公仆，以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在思想上政治上要比群眾有更高的覺悟，自覺地遵守黨所領導的政府法令，要以身作則，在各方面做群眾的表率，成為遵守黨紀國法的模范。任何個人不能因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目無法紀，破壞紀律，凌駕于法律之上；不能靠官、靠職位、靠資格吃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律就是做法律許可做的事，而不做法律不許可做的事。特別強調的是，共產黨員與革命干部，只能成為遵紀守法的楷模，絕無超出法律之外或居于法律之上的特權；否則就必然給那些蔑視革命法制，居功自傲，為了達到個人目的而胡作非為的人，大開方便之門，使人民合法權益遭受損害，革命法制原則受到踐踏。

（三）大公無私，加強邊區執政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建設，確立了共產黨員犯法應加重治罪的司法原則。提出，對于違反了法令的黨員，除受到法律制裁外，應該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嚴格的紀律。他對黨員干部違法亂紀、貪污受賄，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多次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7]。黃克功案件的審理及其結果就深刻地反映了這一點，致信邊區高等法院，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明共產黨員在法律上不能成為一個特權階層。因此董必武請求中央通過一個決議，警告黨員必須遵守邊區政府的法令，黨員犯法，加重治罪，他說：“這不是表示我們黨的嚴酷，而是表示我們黨的大公無私。黨絕不包庇罪人，黨絕不容許在社會上有特權階級。黨員毫無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這更表明黨所要求于黨員的比起非黨員的要嚴格得多。”[8]1941年5月1日，由中共邊區中央局提出、親自修改和重寫、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就采納了董必武的主張，在第8條規定“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從而使這一司法原則正式確立下來。當然，按照馬克思對于法律的觀點，任何統治階級，為了長久的統治，必然要對其內部嚴重違法犯罪的成員實施制裁，不然就不能保證整個階級的利益。等共產黨人在當時就認識到法律的這一基本原理。

（四）保障人權，凸顯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制觀的精神實質。針對傳統法律文化中輕視甚至踐踏普通民眾基本人權的觀念，以及傳統政治文化中小資產階級絕對平等與狹隘報復的思想，人權問題在抗日根據地得到了普遍地重視。1940年12月，明確提出，關于人民權利“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自由權，政府僅僅干涉在我根據地內組織破壞選舉和舉行暴動的分子，其他則一律加以保護，不加干涉”[5]。1941年5月，在其改寫絕大部分內容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為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準備的文件）中鮮明地就人權保障提出具體要求：“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除司法系統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對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或處罰，而人民則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之權利”，“改進司法制度，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不重口供。對于漢奸分子，除絕對堅決不愿改悔者外，不問其過去行為如何，一律施行寬大政策，爭取感化轉變，給以政治上與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殺害、侮辱、強迫自首或強迫其寫悔過書。對于一切陰謀破壞邊區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處置辦法仿此”[5]。根據和黨中央的指示，根據地除了在施政綱領中寫有人權保障的條款外，還專門頒發了具體的保障人權的法令，如1940年11月山東省臨時參議會通過的《人權保障條例》，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通過的《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這些條例的頒布與實施，與國民黨執政區域人民大眾實際無權形成鮮明對比，這對于提高干部和群眾的人權觀念，保障人民的人權、財權，加強各抗日階層的團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進一步在思想觀念層面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法制觀的精神實質。

三、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時代價值

黨在延安時期抗日民主根據地法治建設的實踐以及對傳統法律文化的揚棄，為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理論準備和寶貴經驗，成為對馬克思主義法制觀的偉大貢獻，初步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路徑選擇問題。實踐主導與文化揚棄的路徑選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新階段仍然具有其積極意義與時代價值。當前，法治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實踐主導已基本實現，但傳統文化的思想障礙仍然是一種深層次的力量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言，“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慣性力，但是它是消極的，所以一定要摧毀”[9]。這就需要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過程中，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實踐主導下，進一步實現文化揚棄，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繼續反對特權思想和行為，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彰顯公平正義，實現馬克思主義法制觀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一）公平正義是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價值追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法律觀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治國理念的有機組成部分。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石，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只有全黨全社會共同信仰、樹立并踐行公平正義的法治理念，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才能得到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才能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正義才能得到切實實現和維護[10]。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是公平正義的首要內涵，這就要在法治實踐中實現平等對待，反對特權，禁止歧視。現時代尤其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自覺遵守廉政準則，決不允許搞特權。反對特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然要求，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受到追究，都不得使任何公民承擔法律以外的義務和受到法律以外的處罰。平等是特權的天敵，是克服特權的唯一手段。因此，我國憲法明確地把這些因素置于平等對待原則之下。即使某些人在社會關系中處于優勢地位，但在法律面前必須回到與其他人同一“起跑線”上來，與其他人享受相同的對待。

（二）理念創新是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基礎工程。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增強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識”。提高全民法治意識、努力建設法治社會，是全民推進依法治國的堅實基礎。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是現時代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重大成果之一，理念創新基礎上的文化揚棄成為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現實路徑。法制是社會的產物，法制的發展與進步總是與一定的經濟發展，與一定的社會道德水準相適應的；同時，先進的法制觀念和法治理念，也要通過法制教育的形式向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灌輸”。社會在進步，我國的法制建設也必然向前發展，法制教育也要進一步明確教育地位，更新教育形式，強化教育目標，優化教育途徑，注重教育方法。當前，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特別強調“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11]。

（三）觀念變革是確立公民現代法治意識的重要保障。盡管我國既缺少西方社會雄厚的法治文化基礎，也沒有宗教信仰所支撐的法律信仰的歷史淵源，但正如亨廷頓所總結的，“對一個傳統社會的穩定來說，構成主要威脅的，并非來自外國軍隊的侵略，而是來自外國觀念的侵入”，所以，“君主被迫推行現代化并試圖變革社會，因為他擔心自己不這樣做，別人就會取而代之”[12]。從各國法治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離開了民主法治的社會思潮的鼓動和宣傳，就沒有現代公民法律意識的形成和發展”[13]。意識具有外生性、反射性與接受性等特點，社會主義法治意識通過教育、觀念變革等方式實現培養與完善成為可能。因此，通過法制教育，大力進行法律觀念的變革，弘揚現代法律精神，使尊奉法治的觀念成為不可逆轉的現代潮流，將有助于掃清社會主義法治發展道路上的思想障礙，幫助人們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確立社會主義法律信仰。

（四）教育培養是提高公民現代法治意識的必經途徑。法治建設的價值目標是為了建立一種可預期的社會秩序來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在健全的制度文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法治社會是政治文明進步的前提。法治的建立可以有多種方式，它可以由國家政權的強制推行來完成，但這并不意味其就是最經濟有效的途徑。中國的實踐證明，這條最有效的道路就是進行法制教育（包括全民普法教育、法學教育以及學校教育等形式），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是馬克思主義法制觀中國化的基本路徑之一。孟德斯鳩曾經論證，“要接受最好的法律，人民的思想準備是如何的必要”[14]。顯然，孟德斯鳩清醒地意識到人民的思想意識與法治之間的必然聯系。我們知道，只有人民在思想觀念和意識上崇尚法律和信仰法律，才能激發人們對法律知識的追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才會形成。目前，通過法制宣傳教育，培養和增強全民的法治意識，是法治建設能否得以實現的突破口，也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

作者：儲著斌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