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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世紀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點領域

（一）以質量提升促進高等教育內涵發展澳大利亞大學具有提供高質量學歷的聲譽，保持和完善這一聲譽是至關重要的。為提高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質量，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采取設立國家高等教育教學研究所、增設新的澳大利亞高校教學獎和教學成果基金等政策措施。1．設立國家高等教育教學研究所。2004年，澳大利亞建立了國家高等教育教學研究所，為加強高校教學工作提供了一個國家基地。該研究所接受澳大利亞大學教學委員會（AUTC）監督，由大學教學專家負責管理。該機構的主要任務是：管理國家推進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競爭性撥款項目；與相關教育機構溝通，解釋和管理教學目標；監控教學評價活動，對國家評價方案開展研究；建立國家級和國際級的教學標準和程序；協調修訂“澳大利亞高校教學獎”條款，包括研究報告的獎勵等等。2．設立新的澳大利亞高校教學獎。該獎項旨在促進高校教學地位的提高，對優秀教學成果的獎勵金額有所增加，從2006年起，每年提供270澳元，每年新增獎項包括210個1萬澳元獎、40個2．5萬澳元獎和5萬澳元的聯邦總理“年度教師獎”。公立高校教師均有資格參加以上獎項的評選。3．設立教學成果基金。2006年政府投入5470萬澳元建立教程成果基金（LTPF），用于獎勵教學成果最突出的高校。“2007年投入資金增至8380萬澳元。此項基金的建立表明聯邦政府對教學工作的重視，將激勵高校將工作中心轉向為大學生提供優質教學服務”［2］。

（二）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提升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大學必須擺脫不必要的制約。大學應能夠靈活地面對選民的需要，包括潛在的和現有的學生、職員、雇主及其所在的地方、區域和社區。為和自身的公共責任、社會義務相符合，高校需要得到更多的機會以提高其在迅速變化的教學環境、研究方向以及商業化趨勢中求得發展的創新意識，開展與工業、研究機構和其他教育機構的合作。1．在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推動下，各高校積極參與高等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澳大利亞大學校長委員會通過各種措施和方案支持高校教師參加各種國際交流會議和項目。同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建議各高等教育機構在學分轉移、學生入學、課程設置等方面遵循國際慣例。2．澳大利亞各高校通過各種途徑與國外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各種層次的合作。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每年都設立“奮進獎學金”項目以吸引國外學生前去留學。該獎學金分為三類：碩／博研究生及博士后類、行政管理類、職業教育與培訓類。另外，“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每年增撥100萬澳元，用于資助澳大利亞語言教師去他們所教授語言的有關國家短期學習，以提高他們的技能并了解所在國當代文化。同時，聯邦政府通過海外學習———高等教育貸款計劃資助合格的全日制公立高校本科生赴海外學習1－2個學期的學位課程。該計劃將為每位學生提供每期最高5000澳元的貸款，資助其在海外的學習”［3］。

（三）重視高等教育供給的公平性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對歷史原因造成的弱勢人群，特別是澳大利亞原住民在受教育方面的制度性障礙非常重視。澳聯邦政府采取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和新的學生資助辦法，鼓勵這些弱勢群體入學并完成高等教育。為保證澳大利亞所有群體都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聯邦政府采取了財政資助、文化政策調整、明確公平原則和實行以績效為基礎的獎勵等針對性政策。1．增加對原住民接受教育的資金資助。政府通過原住民資助基金（ISF）支持和改進原住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現狀。具體措施包括：要求原住民參與高校決策過程，高校要有原住民聘用規劃、要執行提高原住民學生入學率并完成學業的戰略規劃、要報告ISF基金支出情況、要說明所提供的資金用于原住民資助中心的情況。2003－2007年，ISF資金增加了1040萬澳元，保證了高校能為原住民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2．成立原住民高等教育咨詢委員會。原住民高等教育咨詢委員會除了為部長和教育、科學與培訓部提供咨詢意見以外，還參與制定原住民在高校就業人數的發展戰略，組織召開一年一度的原住民高等教育會議討論研究發展和政策方向等問題。3．設立原住民教師獎學金。這一獎學金的設立使原住民教師可以脫離高校一年時間，在自己選定的某個領域進行全日制學習。從2004年起，聯邦政府每年為此設立5個國家獎學金，每個獎學金將提供大約10400澳元用于支付學費和20900澳元的免稅津貼。這些獎學金由部長在聽取新成立的原住民高等教育咨詢委員會意見的基礎上，根據申請者的成績予以確認。3．加強高等教育公平項目（HEEP）。除原住民外，另外還有非英語背景人群、殘疾人、農村偏遠地區的人群、非傳統學習領域的婦女以及社會經濟地位低下者等5個群體被公認為是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的弱勢群體。為保證這些群體能得到高等教育公平項目的支持，聯邦政府不斷加強高等教育公平項目的執行力度。該項目主要確保弱勢群體身份得到確認，并對其受教育的情況進行評估，為高等教育公平項目制定新的資金分配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提升高等教育的科研與創新能力2001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出臺了“增強澳大利亞能力計劃”（BAA）。該計劃在五年時間內提供30億澳元，從政策﹑項目﹑資金等方面給予大學和科研機構支持，以構建新的研發體系。另外，從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ARC）撥出5．85億澳元作為研究基礎設施投入資金，7．4億澳元作為競爭性研究撥款。2003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加大了重組科研機構和大學的力度，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增強其科研和創新能力。1．制定國家研究基礎設施發展戰略。為給研究人員提供高質量的研究設施及大量數據資料，聯邦政府采取了統一協調措施：為國家重點研究領域提供高標準研究設施，為使用國外重要研究設備的團體或個人提供必須的經費，提供國際水準的專業計算機設備和綜合研究通信網絡等。2．加強高等教育機構與公共研究機構的合作。重視分析、探索高校和大型公共研究機構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和范圍，探索大學和國辦科研機構進一步合作的新模式，挖掘合作研究的最大潛力。3．對知識創新項目進行評估。評估活動促使政府對研究的進展情況積極進行監督，并根據實際需要做出必要的調整，以保證政府將來對研究政策的修改能建立在評估分析的基礎之上。評估結果與對高校的研究基礎設施建設和研究培訓的撥款項目直接相關。

（五）引入市場機制，實現高等教育投資的多元化由于沉重的財政壓力，20世紀80年代初，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不得不決定采用市場機制推動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并將其作為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公共部門改革計劃的一部分。當前，公立高等教育的私有化和引入市場機制已經成為近年來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特征。2003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開始實施新的聯邦撥款計劃（CommonwealthGrantScheme），將財政撥款與高校是否遵守政府制定的政策結合起來，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干預高校內部管理。為加強對學生的資助，引入一套新的貸款計劃———“高等教育貸款計劃”（HELP），與之前的“高等教育供款計劃”（HECS）共同運作，形成了“聯邦高等教育供款計劃———高等教育貸款計劃（HECS－HELP）。通過這種機制，聯邦資助的學生由聯邦貸款支付學費。貸款將隨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而保持實際價值，但利息免付［4］。同時，實施兩項新的貸款計劃“全額自費———高等教育貸款計劃”（FEE－HELP）和“海外學習———高等教育貸款計劃”（OS－HELP），旨在扶助公立和部分私立高等院校的全額付費學生，以及部分國外留學生。2003年12月，澳大利亞議會又通過了《2003年高等教育支持法案》（HigherEducationSupportAct2003）以促進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發展，并兼顧了教育的公平性與開放性。

二、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效與不足

在澳大利亞各項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的推動下，目前“澳大利亞不僅是高等教育大國，也是高等教育強國。2011年澳大利亞在校大學生總數達到114萬人，國外留學生約25萬人”［5］。國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已占總人口的34％，僅次于美國的36％。與此同時，也暴露出弱勢群體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偏少、高等教育產出效率偏低、高等教育系統內資源整合度不高等問題。

（一）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效1．高等教育已成為提升澳大利亞綜合國力的重要一極。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澳大利亞必須擁有足夠多的高層次人才以適應世界高速變革帶來的不確定性，而高等教育則是高層次人才開發的主要貢獻者。澳利亞高等教育聯合會主席托馬斯•杰斐遜明確提出，“教育是國家的第一國防”，從目前國際競爭的格局和澳大利亞國力的實際現狀出發，“澳大利亞必須通過高等教育培養有技能的國民”［6］。據統計，2000－2005年，國際教育（含培訓）對澳大利亞GDP的貢獻從43億澳元躍升為100億澳元。其中高等教育的貢獻比例最大，超過50％。教育出口已經上升為澳大利亞第三大服務出口產業。2．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的標準性與大學特色的有機融合。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質量標準是基礎性的，構建了一個標準的框架體系。在標準的實施過程中，它并不否定大學的特色，反而鼓勵大學形成、發展自身的特色，這與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背景是一致的。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評估既有區域性評估也有全國性評估，既有高校內部評估也有政府和社會的外部評估。不管哪一類評估，都是以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為前提，對高校的意見表現出極大的尊重。內部質量監控與外部質量評估相結合確保了大學的自治，保證了高等教育各個學科的質量和專業標準，在高校學術活動中建立起了鼓勵高質量、懲戒低質量的機制。3．高等教育資助制度改革促進了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發展。通過建立以重要領域為載體的基礎性撥款和以多樣化發展為目的的績效撥款模式，促進了不同類型高等教育機構根據自身優勢追求獨特的發展目標和使命。一方面，使具有一定歷史傳統的研究型大學著重發展了科學研究能力、培養了學生的科研意識，朝著一流大學的方向前進；另一方面，使社區和地方性高校發揮了豐富多彩的社會服務功能。同時，學生在各方面所承擔的費用并沒有明顯削減，還為高校招收全額自費生提供了更大的空間。正如蘭登•內爾森所指出的那樣：“高等教育不是要變成一個沒有規則的自由市場，同樣也不是要回到全部接受資助、政府完全控制的狀態，而是要達到一種政策的平衡，一方面指向澳大利亞現在和未來需要的實用主義，另一方面也要滿足可持續性、質量、平等和多元化等改革重點的需要。”［7］4．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留學生人數連續攀升。澳大利亞是近年來高等教育國際化推進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已成為世界第三大高等教育出輸出國。澳大利亞非常重視吸引他國人員前去留學，留學生教育在本科階段和研究生階段都發展得比較快，本科階段的優勢尤其突出。2006年，“澳大利亞國際學生注冊人數已達38萬人。2007年，去澳大利亞的外國留學生共有45萬人，增長率為11％”［8］。目前幾乎所有的澳大利亞大學都參與了國際教育活動，每所大學的平均留學生數均在5000人以上。另外，澳大利亞許多大學還在國外建立了分校。

（二）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改革的不足之處1．弱勢群體高等教育參與度偏低。布拉德利報告指出：“澳大利亞有超過1／4的學生沒有完成其高等教育學習計劃。在過去20年里弱勢群體的學生進入大學接受教育的比例一直維持在15％左右，而該群體占同齡人的比例卻為25％。”［9］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研究中心（CHSE）在2008年也指出，農村低社會經濟地位人口占全國的10．6％，但此類家庭背景的學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總數中僅占5．9％；首都以外地區的高等教育供給也面臨著困難，無法支撐高等教育的發展。這些問題會隨著許多地區15－24歲人口的減少而惡化。現有政策沒有在急需高等教育參與度擴大地區啟動教育項目以提供明確激勵，也沒有與其他高等教育機會提供者合作以解決問題。2．高等教育產出效率偏低。《澳大利亞高等教育評估報告》指出：“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產出效率落后于其他國家：25－34歲年齡組人口擁有學歷的比例在OECD的30個國家中排名第9（十年前排名第七），即25－34歲年齡組人口中29％的人擁有學歷證書，而OECD一些國家這一比例高達50％。”另外，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改革的市場化傾向存在著一定的隱患，會導致各大學著眼于高等教育的經濟利益，忽視或放棄對日常教學活動的嚴格要求，違背了其為社會培養人才的重要使命。3．高等教育系統內資源整合度不高。澳大利亞第三級教育資格證書長期以來一直由兩個部門提供（大學和社區學院），這兩個部門的作用不同，教育的方法也不同，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受學歷驅動的就業環境的改變已經使兩個部門的界限日益模糊。如果澳大利亞要實現保持國際競爭力的目標，當前迫切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第三級教育體系，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核心是解決好三個問題：為了誰發展？誰來主導發展？怎么樣實現發展”。

作者：李作章 劉曉筱 單位：遼寧教育研究院 東北師范大學 大連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