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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國演進中的哲學思維光輝

哲學與其他學科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它力求最全面、最根本、最本質地考慮問題，是對歷史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演進的規律性的認識學科，是人們對整個世界的總體的和根本的看法，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在這一學科基礎上內生出的哲學思維，是高度抽象、高度深刻、高度前瞻的。大國興衰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縮影，縱觀歷史上大國與強國崛起與衰弱的歷史，我們有理由認為，歷史是有規律可循的，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而每個國家無論是崛起還是衰落，都是內外因導致的結果，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蘊藏在這種辯證統一矛盾下的大國演進規律是同這一時代所形成的哲學思維范式共生的。人類文明史上的大國興亡的過程中無不閃爍著哲學思維的光輝。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開創的哲學時代和構建的哲學思維方法為現代科學和現代哲學鋪設了道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說過，國王應當是哲學王，古希臘的哲學思維范式影響了古代羅馬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崇尚哲學思維的羅馬統治者成為當時的世界強國。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使哲學思維沖破神權的桎梏，用探索人和自然的新關系來取代原有的人和上帝的關系，突出了人的能動性，人的發現是這一時期哲學思維的特征，著名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證明了對于自然的研究的合法性，“正像陽光照耀金碧輝煌的宮殿，也照亮陰溝一樣，自然也是可以研究的”。

①哲學思維促進了自然科學研究的興起，笛卡爾、哥白尼、伽利略等拉開了大航海時代的世界霸主的更替之幕，無論是西班牙、葡萄牙還是荷蘭，稱霸世界的秘訣來自對于新的海洋發展戰略的制定，而這種對于自然的探索和經驗正是來自大陸唯理論的哲學思維的熏陶。英國之所以能夠在一戰以前統治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因為工業化革命為它提供了征服世界的物資保障，工業化革命為什么能夠開始于英國并幫助英國成為世界強國，原因就在于其工業革命前符合時展需求的哲學思維范式的確立。經過理性主義和文藝啟蒙的洗禮，從康德到黑格爾的近代哲學所表現出的對于人類中心主義的自信和對于古典理性主義的崇拜，促使英國在哲學、經濟學、社會學、自然科學上形成了以哲學思維為基礎的完整體系，涌現出約翰•洛克、牛頓、亞當•斯密等哲學思維大家，他們所創立的學科體系成為支撐現代社會的基礎。英國這個新興的海上國家，吸取了這個成熟系統所帶來的對于自然、社會和人的知識與精神，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飛躍: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也確立了英國的世界強國地位。

“二戰”之后的美國，成為世界強國，除了其在經濟、科技、軍事上的實力之外，最主要的是其政治制度設計的優勢顯現出來，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求，而這種制度設計來自經驗主義的思潮之中，來自對于人類理性的限度的追求，強調人們在改變已經發展起來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時，要非常謹慎小心，盡可能地創新，而非革命。美國著名法學家伯納德•施瓦茨曾經指出:“美國對人類進步所作的真正貢獻，不在于它在技術、經濟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發展了這樣的思想:法律是制約權力的手段。”②這種美國強國根本的制度起源于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來自英國培根的實驗主義和法國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后者深受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影響，哲學思維的傳承可見一斑。中華文明歷經千年發展，形成了以孔子的“仁”和老子的“道”為基礎的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生生不息，是中華民族強大生命力的哲學內核，通過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經過九十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洗禮，形成了蘊含著中國古代智慧、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國特色哲學思維形態，成為新時期治國理政的哲學基礎和中國崛起的精神支柱。

二、大國戰略中的哲學思維內涵

恩格斯說過:“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個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此，關于思維的科學，和其他任何科學一樣，是歷史的科學，關于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而這對于思維的實際應用于經濟領域也是非常重要的。”③人類文明的發展就是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和人與自身之間關系的總和，國家在這三種關系構成的發展脈絡中產生、發展、強盛、衰落。只有對這三種關系有著清晰的認識和科學的判斷，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找到大國崛起的密碼，而這恰恰需要哲學思維作為引路的燈塔。戴高樂曾說，在亞歷山大的行動里，我們能發現亞里士多德;在拿破侖的行動里，我們能發現盧梭和狄德羅，每一種戰略的背后都有一種哲學的支撐。④從實踐中看，大國的興起需要戰略的布局，戰略的布局需要戰略的思維，戰略思維從認識論上由穩固的三角支撐，這包括對于所處時代的清醒認識，對于未來發展趨勢的科學判斷和對于社會發展動力的精準把握，哲學思維涵蓋了哲學質疑思維、哲學辯證思維、哲學創新思維、哲學抽象概括思維和哲學邏輯思維等方面，并以其高度自覺的抽象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征，為把握這個穩固的三角提供了抓手。

1．哲學思維有利于對所處時代的清醒認識大國戰略的制定基于對當前時代的發展特性和國家自身發展狀況的清醒認識。馬克思認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⑤黑格爾認為，哲學是“思想中對它自己時代的把握”⑥。真正的哲學能夠正確地反映時代的要求和任務，能夠牢牢把握時代的脈搏，能夠正確地總結和概括時代的實踐經驗和認識成果。哲學以整個世界的總體及其最為普遍的本質和規律作為研究對象，因此只有運用哲學思維才能夠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和環境的客觀屬性、內在本質、因果聯系和作用影響等等方面得出正確的認識。哲學思維能夠幫助我們透過復雜的現象看本質，撥開紛紛擾擾的社會現象，把握社會發展的核心矛盾;哲學思維有助于客觀地評估我們所處的位置和階段，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不至于迷失在假象和主觀的偏見之中。例如“”時期，我們對于中國的基本國情認識上有失誤，沒有認清當時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中國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社會主義實踐受到了巨大的挫折。1978年以后，我們本著實事求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思維，從客觀出發，對當時中國的國情和特殊性做了清醒的認識，得出兩個最為基本的結論，即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和我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并基于此認識產生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外交戰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三個有利于”、“改革開放”等新思想、新路線、新舉措引導中國走出困境、走向輝煌。當前的大國的實力抗衡不再簡簡單單局限在經濟、政治或者軍事等某個方面，科技的進步、經濟的全球化、政治的多元化、文化主導權的爭奪、話語權的確立等等因素構成了新的發展態勢，人類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新變化，許多新問題、新想法、新矛盾，需要我們用更深層次的探索工具來觀察、思考和解決，國家的治理需要全面提高哲學素質，強化哲學思維，才能夠應對瞬息變換的社會發展需要。社會越發展，國家越強盛，對于哲學的依賴就會越深，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

2．哲學思維有利于對未來發展趨勢的科學判斷馬克思把自己的哲學比喻為報曉人類解放的“高盧雄雞”，揭示了哲學作為對事物運動規律的掌握，從而預見、指導、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本質要求。哲學思維是哲學學科的基礎工具，掌握了哲學思維，就能提高對于事物發展趨勢的預見能力。例如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維，訓練我們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找到事物發展的過程性，理解矛盾的斗爭性和同一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個性、絕對和相對、一般和個別)統一于客觀事實，認識事物量變質變規律，揭示事物發展的形式和形態，把握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趨勢和道路，即事物的發展表現為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新事物是不可戰勝的等等。這是對未來發展的過程、時機、態勢和結果的科學判斷，是對新事物所帶來的機遇、問題、時間、空間的多維度的解讀，掌握了這些哲學思維的方法，就能自覺地對內容和形式、現象和本質、原因和結果、可能和現實、偶然和必然進行科學的判斷，就能抓住發展的時機，統籌資源的配置，制定可行的目標，贏得最后的勝利。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過程中，機械論哲學、進化論、主客二分和對象性思維及傳統人道主義釋放了人的主動性，將人從宗教神性中解放出來，肯定了人的能動性，吸收、接納、發揚了這些哲學思維的工業國家造就了工業文明的輝煌，忽視、懷疑、拋棄了這些哲學思維的農業國家成為失落的文明;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過程中，系統論、整體論、演化論形成的生態哲學思維，指出了工業文明范式的瓶頸，預見了生態文明釋放的巨大能量，未來哪個國家能夠最先適應生態思維，哪個國家最先把握住生態文明發展的方向，哪個國家最先完成生態文明的戰略轉型，哪個國家就是未來的力量大國。

3．哲學思維有利于社會發展動力的精準把握社會的發展是系統工程，支撐這個系統運轉的動力來源是破解力量轉移的密碼。歷史上客觀唯心主義的思維方法用形而上的精神實體或神秘力量解釋社會發展，形成了宗教與神學主導的社會發展動力系統;主觀唯心主義則從人的精神世界中尋求社會發展的根源，將人的理性、情感、意志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形成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發展推動力。在馬克思主義以前，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家也試圖用物質的、經濟的和技術的原因解釋社會發展，將地理環境、經濟因素、科學技術或軍事力量作為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資本和技術被看作是社會發展的主導因素。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來源，形成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基本結論。對社會發展動力的不同解讀造就了不同的發展模式，構筑了不同的力量分布和轉移渠道，形成了不同的大國格局，這種格局有的是曇花一現，有的是“最后的贏家”，這其中的奧秘在于是否真正精準把握了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是一個自適應、自協調、自組織的有機系統，它的發展動力機制不在其外部而在其內部，哲學思維的邏輯性、命題性、概念性、超驗性和思辨性能夠讓我們深刻認識到社會整體建構的各種因素，深刻理解各個子系統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從而真正地把握社會發展的動因。對于這個動因的把握，能夠讓我們看清發展背后的規律，能夠分清“虛假的繁榮”和“真實的發展”，能夠找到生生不息的大國成長通道。

三、中國大國戰略蘊含的哲學思維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越來越重要的國家話語權的中國，迎來了時展的新階段。地緣政治、經濟動蕩、生態危機給崛起的中國提出了新的挑戰，中國以何種大國戰略來應對，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存亡絕續。以習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的治國理政新方針，大國戰略徐徐展開。“四個全面”是在堅定中國自信、發展中國道路、優化中國模式、總結中國經驗，帶領中國人民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提出來的，這既是中國特色哲學思維新形態的理論創新，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新成果，這也正體現了“掌握好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要注重思想的力量，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看家本領，注重生產思想的哲學，要注重思想的力量，用思想的力量治國理政”⑦的要求。

1．中國大國戰略立足于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⑧中國發展的戰略定位要立足于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通過“實事求是”的哲學思維來清晰地認識到我們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即“要清醒認識和正確把握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認識到我們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認識到我們所處的時代，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的態勢，國際國內各種不利因素的長期性、復雜性、曲折性”。建立在這個清醒的現實判斷之上的“四個全面”大國戰略體現了我們黨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直面主要矛盾，“全面深化改革”立足基本國情，“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四個全面”更體現我們黨高度的哲學素養和深刻的哲學思維，這種哲學思維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具有歷史的傳承性和鮮明的時代性，因此“我們黨現階段提出和實施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之所以正確，就是因為它們都是以我國現時代的社會存在為基礎的”，這就保障我們的大國戰略是建立在對科學理論的理性認同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正確認識上，建立在對基本國情的準確把握上。中國大國戰略要立足于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就要“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2．中國大國戰略著眼于文明發展的時代趨勢全新的時代需要全新的思維調整和戰略布局，而“四個全面”是對未來文明發展的趨勢的全面回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謀劃未來世界發展新格局的關鍵布局，“全面依法治國”是確保中國制度優勢的重中之重，“全面從嚴治黨”是應對更加復雜的執政環境的預防措施。中國自覺自發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的哲學思維來設計中國未來的發展態勢。“四個全面”的治國方略下形成的“五位一體”的戰略布局著眼時展的趨勢，深刻剖析出未來經濟的全球化與綠色化協同、政治的多元化與博弈性共存、文化的自立性與包容性交融、社會的自主性與虛擬化互動，生態的和諧性與系統性共進的特性，并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自身的實際情況，形成了面向未來、適應新文明形態的大國戰略。這是我們黨和政府高度的哲學自覺和深刻的哲學思維所做出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康莊大道。

3．大國戰略根植于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偉大的歷史是由偉大的人民創造的，偉大的國家是由偉大的人民組成的。中國的大國戰略要根植于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思維的根本指向。社會生產力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最根本的力量，人民群眾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體現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客觀物質力量，也是國家強盛的力量來源。人民群眾在社會實踐中，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推動物質資料的生產，這個物質資料是社會活動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大國崛起的物質準備，必然將會對國家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人民作為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不管歷史的情況如何變化，他們都是最為穩定的主體和力量。中國大國戰略的動力來自人民群眾對于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活動，來自不斷釋放的社會制度的變革需求。“四個全面”的大國戰略從“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入手，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給人民以期許;“全面深化改革”給人民以動力，“全面依法治國”給人民以保障，“全面從嚴治黨”給人民以承諾，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哲學思維躍然而出。大國戰略是治國哲學的具體體現，治國哲學是大國戰略的理論支撐，治國離不開哲學思維的指導以及對國情世情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大國戰略具體而集中解決治國的實踐問題，形成治國綱領和指導性的原則。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哲學中國化實踐中的哲學思維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四個全面”的治國方略是我們與時俱進的新創造，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

作者：郝棟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