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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學的政治:從反映論到話語—權力建構論

進入后現代以來，傳統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學說遭到強烈質疑，阿爾都塞、?？?、雷蒙德•威廉斯、斯圖亞特•霍爾、拉克勞、墨菲、斯蒂芬•格林布萊特、喬納森•多利莫爾等人無不以此為突破口，轉而強調文化、意識形態、話語的社會建構功能。弗婁和本尼特以后結構主義理論來變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本體論，與這一思潮是一致的。具體而言，弗婁和本尼特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改造是分兩步完成的:一是用結構主義符號學將“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現實—思想”或“物質—精神”的二元論變革為“話語構成物”的一元論;二是受?？碌挠绊?，將作為“話語構成物”的社會現實與權力建構機制聯系起來加以考察。第一步實現了對本質主義的文學反映論的解構，第二步則在文學與現實、社會、歷史的關聯中深深地嵌入了政治因素，為其文學政治化主張奠定了哲學基礎。首先，弗婁和本尼特認定，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是一種忽略了語言建構維度的本質主義的“給定實在論”，而社會現實其實是一元化的“話語構成物”。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預設了所謂的客觀存在物作為世界的本體，這種客觀存在物在時間上先于我們的意識活動，并且外在于我們所使用的話語或符號系統，由此構成了二元對立的等級制的決定論模式，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現實決定社會意識，這在文學理論方面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學只能成為反映先在現實的“副現象”，文學只能去摹寫所謂的客觀規律，“反映論要求文學形式的優劣應該根據其是否準確地描述或‘反映’歷史發展的基本邏輯和方向來判斷?！?/p>

這一反映論邏輯發展的頂峰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弗婁和本尼特反對這種“給定實在論”的哲學本體論及其決定論模式，他們從結構主義符號學那里找到了駁論依據。按照索緒爾的觀點，是語言自己生產了現實，而不是對外在“現實”的被動的反映，現實其實是由符號建構而成的。索緒爾的這一觀點意義重大，實現了從“給定實在論”到“意義建構論”的本體論轉換，即是說，任何事物都沒有內在的、固定的、事先給定了的意義，事物的意義是由語言或文化的符號系統賦予和建構的。弗婁由此認為，現實是話語建構物，社會結構是物質體系同時也是符號體系的編織物。符號結構與物質結構是一致的。因此，現實不再是物質與精神、存在與再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對立結構，而只是一元化的“話語構成物”。推論之，文學話語不是要去反映外在或先在的實體化的“社會”或“歷史”，文學與社會、歷史之間必然是互相交織和相互建構的關系。其次，受福柯的啟發，弗婁和本尼特將作為“話語構成物”的社會現實與權力建構機制聯系起來，由此實現其文學政治化的目的。他們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對立結構簡化為一元化的話語構成物，直接切斷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客觀現實”、“客觀真理”、“歷史規律”等“權威的最終參照物”，如弗婁所說，話語的所指不是產生于超越話語之外的“客觀現實”，而內在于話語實踐和話語意指過程之中。話語的可理解和可闡釋性只能就話語自身或與其他話語的聯系來理解。判斷真理的標準不再是話語要符合客觀現實，而是話語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梢哉f，這完全是?？掠^點的翻版。排除“真理”和“歷史規律”，將人文科學納入“權力—知識”的循環網絡之中，這正是?？掠迷捳Z—權力理論解構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二元結構的目的所在。福柯指出，“在人文科學里，所有門類的知識的發展都與權力的實施密不可分?！宋目茖W是伴隨著權力的機制—道產生的”，“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知識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由各種勢力交鋒爭執之后形成的話語構成物。于是，?？罗D向對物質性制度和權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話語與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聯系起來，把權力的運作當做主要的研究課題。而這也正是弗婁和本尼特對文學話語作出政治分析的努力方向。

二、命名的政治:從文學本質論到文學體制論

反本質主義是后現代文藝理論的核心主張。伊格爾頓和卡勒都指出，文學并沒有先驗的、客觀存在的、非歷史的、永恒不變的本質，而只是后天建構的、受制于特定視角的、歷史化、地方化和語境化的、流動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認為，不存在形而上的藝術概念，藝術與非藝術的區別僅僅取決于某種授予它們身份的社會體制，這種體制就是由藝術家、批評家、館長、贊助人、商、經銷商和收藏家組成的“藝術界”。文藝理論的研究范式也隨之發生轉換，即從文學藝術的內在美學特質研究轉向了外在的社會慣例、社會機制和社會權力關系的研究。正如伊格爾頓所說，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學或文學理論的內部特性，而是建構它們的歷史、社會、文化語境，即話語—權力領域，“它的視野其實就是整體社會之中的那個話語實踐領域，它的特殊興趣則在于將這些實踐作為種種形式的權力和行事加以把握?！憋@然，弗婁和本尼特確立的從文學本質論到文學體制論的反本質主義文學觀是離不開這個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質主義主要包括反對“美學形而上學”和“文本形而上學”兩個內容。眾所周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是“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兩者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但在本尼特看來，兩者卻是矛盾的，“馬克思主義既重視藝術的超驗性，又努力根據其特定的社會歷史狀況來解釋它，這是傳統的主要矛盾”。

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如阿道諾、馬爾庫塞的美學自律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的、歷史的和唯物主義的原則存在著根本的沖突，“把審美當做一種精神與現實之間關系的不變模式來建構，這很難與作為一種旨在對所有的社會和文化現象進行徹底的‘歷史化’的歷史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概念相協調”，這樣只能導致一種“失敗的唯物主義”。他進而指出，馬克思主義分析遠不是要證實在后康德哲學中被歸屬于美學的普遍性，應該集中精力探討在產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學和審美效果的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的各種社會和歷史條件。同樣的道理，像俄國形式主義那樣求索文學文本內部所獨具的“文學性”也是一種妄想。他指出，文學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內部及文本間的互文關系中，最終依賴于文本在主流意識形態母體中所占據的地位。因此，我們要以歷史而具體的方式看待“文學”，拒斥將文學作為超越歷史的抽象概念來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學”?？傊?，本尼特認為，文學更適合看成特定歷史時期、特定體制建構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們應當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種非美學的方式來重新思考批評的政治學，以一種更加具體和特殊的方式來探討文學的政治學。弗婁也指出，“本質主義‘文學’的概念應該被它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學的話語構型概念所取代”，應該建構一門“一般詩學”，研究文學話語與法律、科學、歷史、哲學、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語言等非美學話語之間的深層關聯。

三、文本的政治:從文本分析到話語分析

霍爾指出，“社會和文化科學中的‘話語轉向’，是近年發生在我們社會的知識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轉換之一”。在20世紀前半葉，索緒爾強調語言內部的系統和規則，將外部語言學所關注的文化、政治、社會制度、環境等因素排除不顧，給俄國形式主義、捷克布拉格學派、英美新批評和法國結構主義帶來的是注重內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紀60年代之后，?？碌热擞谩霸捳Z”概念恢復了語言的歷史性、社會性、政治性、實踐性乃至物質性，給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后殖民主義、后馬克思主義帶來了側重于外部研究的“話語分析”法。弗婁和本尼特都反對文本形而上學和文本分析法，只不過弗婁更加自覺地引入了“話語轉向”的理論成果。弗婁明確承認，他的話語理論主要受啟發于巴赫金、韓禮德、米歇爾•佩奇尤克斯和福柯等人。這些話語理論家的一個共同旨趣就是，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轉變為語用學語言模式，重建語言與歷史語境、意識形態、社會實踐、言說主體之間的聯系。巴赫金說:“話語是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的現象”。韓禮德指出，“話語類型”乃是掌控著特定社會語境中的特定意義的生產、傳播和接收的規則系統。佩奇尤克斯采用“話語”一詞來強調語言使用的意識形態性質。在?？履抢铮霸捳Z”是賦予現實世界以秩序和規則的意義系統?！皩Ω？聛碚f，一個‘話語’就是我們可稱之為‘一個為知識確定可能性的系統’或‘一個用來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個知識領域’的東西”，一套話語作為一系列的“規則”而存在，這些規則決定了陳述的類型，決定了真理的標準，決定了談論的范圍和話題。因此，話語不但與外部權力相關，其本身也具有一種意義建構的權力。總之，話語的社會功能、話語與意識形態的關系都應該成為“話語分析”的重點。弗婁直接將文學稱為“文學話語”，就是要解除形式主義文論賦予文學的絕緣性，恢復文學文本的社會建構功能及其意識形態性。文學是一種復雜的、歷史性的、高度體制化的話語，一方面是特定社會歷史語境認可的結果，另一方面，還與道德、法律、宗教、科學等其他話語相互影響，互為話語，因此，文學話語并沒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質。在弗婁看來，文學具有社會構型作用，統治階級往往利用文學藝術去維持其社會和政治霸權，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話語類別一樣，文學話語在階級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樣，弗婁也是從話語的角度去理解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問題的。他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與階級斗爭相關的符號系統或話語的一種狀況”，就是不同話語之間產生的權力關系。所以，文學文本不是固定的給定物，而在話語沖突的過程中不斷被定義，在此期間，文本的意識形態性或得到鞏固，或受到挑戰，文本的歷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過重塑文學話語、意識形態、權力等概念，弗婁希望將文學文本置于更加廣闊的話語范圍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歷史地位和隨著歷史變化的意識形態價值來定義文本，發展出一種新的分析模式，這種話語分析的模式不是將文本囿于“文學特殊性”的范圍之內，而是能夠辨析文學文本各種變化形式之中的權力運動。

四、閱讀的政治:“閱讀型構”理論

艾布拉姆斯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作為文學研究強調文化與政治這一普遍傾向的一部分，讀者反映批評學家越來越多地嘗試將對文本的特定閱讀‘置于’其歷史背景之中，試圖說明讀者的意識形態及固有的種族、階級或性別偏見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構成文學解釋及文學評價的反應”。后結構主義以來的閱讀理論認為，“讀者被歷史地或社會地建構，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質，這必然促使人們從事閱讀的政治學和歷史學研究”。弗婁和本尼特都是閱讀政治學的倡導者，主張解構“文本”和“讀者”的本質設定，將其置入與社會、政治、歷史和文化的永久互動之中。弗婁明確地指出，我們可以達到“元闡釋”的水平，“我們不再關注特定閱讀的正確或錯誤，而應該注意闡釋的形式的、社會的條件及其前期狀況，即關注閱讀的政治學和閱讀的歷史學(共時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的闡釋的異質性)”。根據他的分析，閱讀理論的這種轉向是積極有效的，這是因為:第一，它激發了差異閱讀，認識到不同閱讀的政治的和歷史的相對有效性;第二，它打開了一條通道，可以將我們自身的政治的、方法論的、歷史的情狀印刻在閱讀對象之上，進而成為其組成部分。本尼特也認為，馬克思主義批評的目的不是制造一個審美對象，不是揭示已經先驗地構成的文學，而是介入閱讀和創作的社會過程。站在文本面前，闡述它的真理，這已經遠遠不夠了。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必須開始從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樣的批評實踐形式才能將閱讀過程政治化。這可能意味著對不同的讀者群應該有不同的批評形式和創作形式。為此，本尼特創建了閱讀型構理論，所謂“閱讀型構”，是指一整套為文本生產出讀者、也為讀者生產出文本的話語和制度條件。

在筆者看來，閱讀型構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它打破了本質主義的“文本”和“讀者”概念，將閱讀研究的重點轉向了決定著閱讀過程的社會條件、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斗爭。他說:“閱讀過程不是讀者與文本作為抽象而相遇的過程，而是文本網絡構成的讀者與文本網絡構成的文本相遇的過程。這種交往從來不是兩個未受浸染的實體之間的一種純交往，而總是一種被文化碎片攪混的過程，這種文化碎片將文本與讀者糾纏在構成二者相遇領域的相關文本區域?！笨梢姡情喿x型構具體地、歷史地構建了文本與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樣的相互作用應該被看成文化激活的文本與文化激活的讀者之間的存在，這樣的相互作用被物質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制度的聯系構建而成，文本與讀者都不可逃脫地銘記于此種聯系之中。弗婁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文學話語生產的知識形式是文本與讀者之間關系的一種功能，但是，文本和讀者都不是獨立體。他們的地位和功能由他們在文學系統中所處的位置決定的。……我們在文本中關注的東西是由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場域中的位置所引導和限制的”?？傊鐣?、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不但建構了不同的讀者，通過他們建構出不同的文本，還建構了文本———讀者之間的復雜關聯，這些具有構型作用的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才應該成為閱讀研究的落腳點。

五、問題與反思

通過上文的梳理，可以發現，弗婁和本尼特用后結構主義方法解構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在“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社會結構中構建的文學反映論、文學本質論、文學意識形態論和文學閱讀理論，建構了一套后馬克思主義的文論體系，即話語—權力建構論、文學體制論、文學話語論和閱讀型構理論;也顛覆了以“新批評”為代表的20世紀上半葉“文學性”研究的總體走勢，打破了“美學形而上學”和“文本形而上學”的幻象，促使文學理論“向外轉”和“政治化”，即從文學的內在美學特質研究轉向外在的社會機制和社會權力關系的研究。

后馬克思主義文論確實提供了一些的新的思路，譬如，他們引入結構主義符號學和后結構主義的話語理論，將一種機械的唯物主義改造為比較精致的“文化唯物主義”或“話語唯物主義”，從而凸顯出文化、話語和意識形態的社會建構功能，這警醒我們擺脫庸俗唯物論和經濟決定論的思維定勢，注意到在“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社會構架中還有很多微觀層面的東西值得研究，比如話語的實踐性和物質性，文化與權力的關系，文化的意識形態運作機制，文學與文化、社會、歷史、政治之間的互文關系，它們又是如何建構出作者和讀者的“主體位置”的等等方面的問題。當然，后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和歷史唯物主義僅僅歸結為第二國際中部分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機械唯物主義是有失公平的。馬克思早就指出機械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在于:“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恩格斯也在《致約•布洛赫》信中提到，“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可見，在經典馬克思主義那里，并不存在與人的實踐活動無涉的先在的、實體化的“客觀存在物”，他們也沒有否認文化和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因素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只是缺少了結構主義符號學和后結構主義的話語理論的深層介入。相反，后馬克思主義將歷史唯物主義簡化為一元論的“文化唯物主義”或“話語唯物主義”，其實有掏空唯物主義根基的弊病，正如伊格爾頓所說:“話語的范疇被夸大到統治全世界的地步，它消解了思想與物質現實之間的距離。其結果是挖空了意識形態批評的底層———因為如果思想觀念和物質現實被渾融為一體，則將無法追問社會觀念的真正的由來”，從而墮入一種新型的“話語唯心主義”。

后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后殖民主義一道，實現了文學理論的“向外轉”和“政治化”，這種“知識社會學”的思路其實也存在很多問題。首先，它回避了文學的內部研究，具有反美學傾向。韋勒克早就指出，知識社會學受歷史主義之害而走向懷疑論，忽視了文學的內部問題，“文學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語言上和文學上的傳統……一般來說，文學與具體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狀況之間的聯系是遠為間接的”。哈羅德•布魯姆也指出，文學有著自身的美學傳統和內在的發展邏輯，審美價值更多地產生于藝術家之間的交流而非社會沖突，它是相對于文學傳統的陌生性和原創性。由此可知，后馬克思主義文論實際上具有鮮明的反美學傾向，他們將文學研究簡化為文學的社會學研究，簡化為對影響文學的社會機制和社會權力關系的研究，這種做法存在著一個根本的缺陷，即“社會理論不能從社會事實推出藝術品的價值，社會理論本身不能產生藝術品的審美判斷”，其結果只能是將審美價值問題等同于政治價值問題，而無法嚴肅地對待文學藝術內在的審美特質研究。與比較重視審美自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相比，這是一種倒退。

其次，它是反人文主義的。后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學理依據是結構主義符號學和后結構主義的話語理論，而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共同點之一便是對人類主體的批判，即反人文主義。例如，索緒爾創立的建構主義表征模式用“符號系統”替換了“作者”而成為意義之源;?？碌脑捳Z與社會機制達成同謀，不但摒棄了主體性的人，還將其當做權力網絡中的“位置”加以規訓，因此，文學的一些核心要素———人文性、情感性、體驗性和超越性———被遮蔽了。在這一方面，后馬克思主義文論遠遠遜色于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因為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不但保持了對文學的人文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藝術性的關注，更重要的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還將“人的解放”，即人的感覺和人的生命的解放作為審美理想的價值論指向，體現出對于人類的本體論的終極關懷，這樣的理論境界是后馬克思主義文論所無法比擬的。

作者：范永康單位：曲靖師范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