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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學教育的起步

政治學教育的起步可以京師大學堂法政科大學開辦招生為標志。1910年3月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正式開學，學生四百多人，分布在7科13門，其中法政科所設的政治法律兩門均有招生。這批學生1913年底畢業，這是北京大學培養的第一批本科畢業生，其中就包含了中國第一批政治學本科畢業生。此次法科畢業25人，其中政治門12人，占當時全校畢業生230余人的5％。法政分科大學的教學等情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第一、法政分科大學政治門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情況根據規定，政治學門的課程共開設19門，其中主課15門，補助課程4門。很多課程都是跨學年授課，四個學年的課時量均勻分配，每周24節課。每門課程結課時要求學生要交出自己的畢業課藝和自著論說。政治學門課程表如表1所示，這也是中國第一份政治學本科專業課程表。除了表1中列出的各個科目，學生如旁聽其他學科或其他分科的課程，均作為隨意科目。關于教材和教學要求。分科大學限于當時的學術條件，只有《大清會典要義》的教材是自己編纂，其余教材只能采用國外教科書的翻譯本。而這其中又主要是翻譯日本的教材，有的教材直接采用日本原版，甚至《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都仿照日本《中國法制史》的義例編纂，課程講授方法完全參照日本的模式，法政分科大學對于各門課程的教材和講習方法都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如《大清會典要義》，用坊間通行之《大清會典》節本及《吾學錄》，摘編為成書講授。“其余西學各名目，外國均有成書，宜擇譯外國善本講授”，其中主要是暫行斟酌采用日本教材。第二、法政科大學師資和生源京師大學堂創辦初期對師資問題非常重視。

1903年籌劃分科大學建設時對師資提出了很嚴格的標準：分科大學教員分為正副兩種，正教員以將來通儒院研究畢業，及游學外洋大學院畢業者充選。……副教員以將來大學堂分科畢業考列優等，及游學外洋得有大學堂畢業優等中等文憑者充選。也就是說，正教員應當具有碩士以上學歷，副教員則至少是國內外的優等本科畢業生，這在當時應該是很高的要求了。1909年分科大學開辦時，攝政王載灃與主管大臣張之洞對于分科大學之組織異常注重，命令駐各國使臣注意尋訪甄選優秀的留學生，讓他們回大學堂任教：慎選留學員生之學業精深、堪任某科教習之責者，毋論官費自費及有無職官，咨保來京，學部考驗奏獎后充該堂教習。根據《奏定大學堂章程》的規定，每一專門學科均要設正副教員。法政科大學聘請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的林棨為首任監督，師資聘請的工作從翌年正月開始進行，王家駒、芬來森、李方、王基磐、陳箓、沈覲扆、岡田朝太郎、白業棣等八人在開學前被聘為法政科大學教員。三月份開學后又陸續聘請了一些教員，如四月聘博德斯、七月聘震鋆、十月聘科拔、十二月聘王寶田，1911年又聘徐思允、嵇鏡、巴和三人。教師隊伍可以說是保持了完整和連續，當時法政科學生人數很少，第一屆畢業生才25人，所以師資力量還算充實，師生比至少達到了1：4。法政科大學學生由于預科學生不夠，主要來自師范館及譯館。時關于法政科大學生源的規定是：法政科以師范第一類學生及譯館畢業學生預科法文班學生升入，這批學生1913年畢業。1913年畢業的法科學生25人，其中政治門12人，分別是：陳恩普、彭望鄴、黃文浚、張振海、劉秉鑒、王廷勷、錢天任、裘毓麟、張承樞、謝宗陶、倫綽、張輝曾。1913年12月4日舉行了學位授予儀式，這12個人成為中國政治學史上首批政治學本科畢業生。隨后幾年，政治門畢業生數量也不多，例如到1918年政治門畢業生僅為6人，而法律門為61人。根據1910年法政科大學校舍建筑規劃，建設講堂12間，其中容160———200人的10間，容250人的2間，容500人的大講堂1間。另外還建圖書室，設藏書處、教員閱覽處、學生閱覽處、閱報處等，還設有講義堂，印刷、講義處各1間。建學生宿舍300間，每間4人，自修室300間，每間4人。另設浴室、會客廳等。從這些規劃可以看出，法政科大學建設的起點很高，規劃規模很大，但是由于時代的原因，這些規劃大都沒能從紙上走向現實。

二、近代政治學教育的社會推動

1．制度變革———近代政治學教育興起的“市場需求之手”近代政治學教育興起于清末，這種新的教育模式主要以日本法政教育為藍本，以培養新式法政人才為目標，而其興起則主要是隨著社會需求的變化和教育制度的變革。制度變革的需要才使得興辦政治學專門教育和培養專門人才成為可能并付諸實踐。首先，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對新式人才有迫切要求。在社會政治危機日益深化的形勢面前，清政府決定實行新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都實行了一些新的政策。而政治方面諸多政策的實行無不需要新式的人才與之配合。如建立新的法制，1905年，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就指出當時培養新式法政人才的必要性：避免當時頻繁發生的教案，需要諳熟外國法律之官員；收回司法主權，修訂和推行新法律需要大量的通律人才。而這些新的人才的培養，必須通過大量的專門法律學堂。所以他們認為：法律在今日為內政外交之樞紐，將欲強國利民，非專設學堂、多出人材不可。清末最重要的制度變革就是立憲。1905年日俄戰爭的勝負，使中國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這是兩種制度的較量，是立憲打敗了專制。正如后來李劍農所言：日本施行欽定憲法沒有多年，便以區區三島打敗一個龐大專制的中國，再過十年，又打敗一個龐大專任的俄國，于是大家相信立憲兩字是確有強國的效力了；仿佛一紙憲法，便可抵百萬雄兵。在救國圖強的時代背景中，立憲法治的路徑選擇成為大家的共識。《憲法大綱》等法令的制定和推行，咨議局、資政院等新式機構的構成和運作，還有改革官制等等措施，舊式教育體制培養的人顯然無法滿足需求。因此，推行新式教育，培養法政人才成為一個非常迫切的現實問題。所以，梁啟超在《變法通議》指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而建立新式學校，改革科舉制度，培養新時代的人才，必須將重點放在開展法政教育，所以他說“夫政法者，立國之本也”。其次，教育制度的變革為政治學教育提供了條件。

清末教育制度變革最主要的就是廢除科舉制度和建立新式學堂。1895年天津中西學堂和其后南洋公學的創辦，使新式學堂逐漸興起。百日維新期間，政府對教育制度進行了一些重要改革，例如改革考試內容廢除八股考試，將書院改為學堂，設立專門學堂和實業學堂等。但是當時科舉制的存在對新式學堂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阻礙，很多讀書人仍然認為科舉方是人生之正道，堅決不入新式學堂。隨著形勢日益嚴峻，張之洞、袁世凱等人也感到興學圖強時不我待，而科舉制度的存在使得新式教育舉步不前。所以1905年，袁世凱等會銜奏請立停科舉，以廣學校，“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終于促使政府下定決心決定廢除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的廢除，為新式教育的發展掃清了最大的制度障礙，也在教育制度上為法學和政治學清除了最大的羈絆。

2．國家主導———政治學教育發展中的“宏觀調控之手”近代政治學教育的興起和發展，國家發揮了主導作用，國家力量在政治學教育的每一個環節上幾乎都有所體現。

京師大學堂的設立首先就是國家救亡圖存、與西方競智競力的需要。“洋務運動時期的軍事建設，無異是競力的表現，甲午之役以后的教育改革則是競智的表現。智既可以勝力，欲救亡圖存，必須改造國民，改造國民首重教育，這就是甲午之役以后，清廷鑒于軍事改革的失敗，轉而嘗試從教育改革入手以圖富強的主要原因”。而其課程設置則又涉及到了“中學”與“西學”的賦值問題、清廷頑固派與維新派的博弈，還有帝國主義的染指等等。政治和社會因素互相摻雜共同決定了京師大學堂及其法政科大學的興起。在法政教育的開辦動機上，政治上的考慮占據了重要地位。政府強調開辦法政教育，使官員、民眾知曉西方政治法律知識的積極意義。同時更注意力圖引導法政教育在可控的程度之內，因此同樣要限制法政教育的“擴大化”，所以規定“近來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談民權自由種種悖繆者……其病由不講西國科學而好談西國政治法律起。政法易涉空談……私設學堂，概不準講習政治法律專科，以防空談妄論之流弊”。

甚至連聘請日本教習到中國的學堂任教也有防止革命思潮滲透的用意。在留學生的學習管理方面，既然派遣留學生的目的是希望挽救和維持政權，政府當然不希望他們滋生反清意識和革命傾向，所以規定，留學生除了編輯教科書及翻譯科學講義外，無論何等著作都不得有“妄為矯激之說，紊綱紀、害治安之字句”，同時也要限制留學生學習政治學、法學的規模。針對游學歐洲之官費學生，規定“已入大學習醫、農、工、格致四科之專門學者為限，習法、政、文、商各科者，雖入大學，不得給官費”。針對日本留學生也作了類似的規定，“除農工商各項實業學堂及文科、理科、醫科各專門不限人數外，其政治、法律、武備三門，宜分別限定名額，每年只準保送若干名”。科舉制度廢除以后，政府又舉辦針對留學生的考試，視考試結果授予進士等一些在中國人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功名，借此來引導這些新式的知識分子同政府合作。可見，在政治學教育興起的背后，還是有一只看不見的手，進行著求才、防范和安撫三位一體的控制。

三、近代政治學教育與社會的互動

近代政治學教育開始之后，就不斷回應社會政治重大問題，培養各種人才，積極參與當時的社會變革。

1．政治學人才儲備和培養人才培養是一個學科發展的基本要素，這一點可以從美國政治學的產生過程得到映證。在美國政治學產生的諸多因素之中，1880年大不列顛文官制度改革、1883年美國總統被暗殺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希望通過建立新的政治學影響領導人、提供新的政治觀念、培養文官。美國政治學的教學目的“或許首先是為培養（私人和公民的）道德品質，其次是為參與公共生活進行訓練，即擔任部長、地方行政官或諸如此類”。例如哥倫比亞政治學院成立初期的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和培訓，其第一目標即是政治諸學科的全部分野的發展，第二目標是為了青年得以從事全部政治部門的公職加以準備。密歇根政治學教學也有類似的考慮，即希望“增進面向政府分野的公務員職務的畢業生的作用”。從近代政治學教育發展的這段歷程來看，此時的政治學教育類似于職業教育和培訓進修，主要是針對成人和政府的新任官吏。高等學堂、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和各地法政學堂等早期的政治學教育形式都是成人教育和預科教育，是非常粗淺的職業培訓。特別是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和各省的課吏館（仕學館），實際上相當于在當時構建了一個初步的面向已仕年輕官員的培訓系統，主要培養當時迫切需要的具備初級政法知識的官吏，通過向他們進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法律教育來推行新政。而京師大學堂法政科大學的開辦，則是政治學人才培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從生源來看，學生都是由“師范第一類學生及譯館畢業學生預科法文班學生升入”，可以說都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從教師來看，大多也是法政科班出身，而三分之一左右的國外教員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教師的質量和教學水準。從教學要求來看，課程的設置和安排比較正規，對學生的要求也較嚴格，培養的學生也有所成就。例如張耀曾在黎元洪任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的北洋政府時期任過司法總長。

2．關注現實政治重大問題近代政治學教育的開展也普及了現代政治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對當時社會迫切需要的政治變革所涉及的制度和理論向民眾進行了富有成效的一些宣傳。學習法政的學生運用主權、國家、民主、自由等理論武器進行政治分析和批判，通過辦報辦刊、開辦地方自治研究所、法政講習所等方式揭露專制弊端，宣傳議會政治的優越性，啟蒙民權思想，在近代社會變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蘇州法政畢業學員創設宣講所，宣講政治法律常識，開啟民智，可以說這是早期的公民教育的形式之一。云南設立自治宣講所，以培育選民為宗旨，聘請習法政之人士宣講自治常識，聽講人數達2萬之眾。在制度設計和政治變遷方面，政治學教育的發展進程處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之中，政治理論、學說、學科被中國人認知、接受、仿效無不以匡世救民為終極之價值，對現實的考量占據了很重要的位置。近代政治發展中的諸多變革都有政治學專業人員的參與，如立憲法，開國會，各省咨議局的設立，地方自治的推行等等。在當時新成立的重要機構中，都有接受法政教育的人士主持和參與。各地成立的地方自治機關和地方咨議局也紛紛選擇具有法政知識背景的人士參與地方自治事務。

四、結論

從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學科發展和學術進步需要社會的支持，近代政治學教育的發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提供了反面充分的例證。例如京師大學堂的發展就由于社會動蕩而屢屢受挫，1911年辛亥革命后竟然無形停辦，直到1912年5月重新開學。而從1912年至1916年這五年間，法科學長一職就由于時局變換等原因五易其人，反映了在政局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中政治學教育發展之艱難。所以，正是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進程決定了政治學教育的時間、方式乃至內在的結構。與此同時，這個過程也是在與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對話中發生和發展的，對社會的反作用則是其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總之，中國近代政治學教育與社會發展需求是分不開的，而政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奉獻新的理念和新的人才為社會進步和政治發展做出了貢獻。

作者：劉杰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