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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假設

1.人力資本與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設人力資本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主要是農民工受教育程度、健康、技能擁有情況決定的。首先，教育是人們獲取基本能力，也是農民工獲取城市謀生能力的主要途徑。教育不僅可以提高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工作的概率以及穩定性，還能夠提升農村勞動力在就業區位從業時間和行業類別方面的選擇能力這幾個方面顯然又可以影響到農民工在其工作服務城市的融入程度[2]。其次，培訓是提高勞動力技術素質從而提高其城市就業能力的重要途徑[3]。培訓既可以為勞動力提供非農就業所需的實用技能，使其更易外出就業，還可以促進其原有人力資本的有效轉化，加快其城市融入進程[4]。最后，健康也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一個重要方面，對勞動參與和城市就業具有顯著影響[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1）：人力資本的擁有量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產生重要影響。人力資本擁有量越高，農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就越高。2.社會資本與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設社會資本一種能夠為個體提供和增強社會支持的有效資源。學界普遍認為，社會資本的社會支持功能，對于社會弱勢群體顯得尤為重要。農民工在陌生的城市環境中，相對處于社會底層，缺乏與主流社會的有效溝通與融合。現有調查顯示，農民工在城市通過正式渠道（政府、工會、司法機構等）獲取社會支持的比例非常低，比較現實而且有效的途徑是通過自己的親戚、工友、同鄉等社會資本，這是基于信賴而構建的社會關系網絡[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2）：社會資本的擁有量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產生重要影響。社會資本越豐富，其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二、實證分析

（一）樣本和數據描述1.樣本基本概況有效調查樣本共208個，其中，男性95人，女性113人；35歲及以下的青年人占67.31%，36—45歲占29.33%，46歲以上的占3.36%。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學及以下的17.79%，初中的12.01%，高中、職技校比例最大，為60.01%，大專及本科以上為10.10%。從行業性質來看，服務業28.37%，建筑業27.88%，運輸業6.25%，其他32.21%。月收入水平不足1500元的占48.55%，1500—3000元的占37.98%，3000元以上的占13.47%。72.6%的農民工沒有專業技能，20.19%擁有1—3項專業技能，7.21%人擁有3門以上的技能。2.數據描述根據研究設計中的分析，我們將農民工城市融入度情況分為3個層次：12—28分值段表示初步融入，29—44分值段表示基本融入，45—60表示完全融入。利用SPSS13.0數據分析軟件，對農民工城市融入度做了一個單變量的集中趨勢測量。測得農民工城市融入度最大值為51，最小為22，均值為36.02，中位數為36，偏數系數為0.285，峰度系數為0.718，顯示了208名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頻數分布。從左到右依次為有效變量數值、頻數、頻數占總數的百分比和累計百分比，樣本中半數農民工城市融入度處于平均值以下，只有5%的農民工處于完全融入階。所調查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主要在29—44分值階段，中位數、眾數均處于基本融入這一階段。因此，從總體上看，西安農民工城市融入度不高，大多數農民工處于基本融入階段。

（二）數據分析與檢驗1.各個變量的相關性分析從統計分析來看，構成人力資本的4個指標———文化程度、技能培訓、健康狀況和工作經驗，與西安農民工城市融入度的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386**、0.142**、0.246**、0.289，可見除工作經驗外，其他3個指標都與城市融入度的相關性是高度顯著的；社會資本的4個指標與城市融入度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435**、0.334**、0.402**、0.163*，因此，社會資本的各項指標與城市融入度的相關性也是高度顯著的。2.信度檢驗該分析用克朗巴哈系數來檢驗題項之間的內在一致性。檢驗結果顯示，克朗巴哈系數為0.829，大于0.8，這說明了量表內在信度比較好。可見，總體上西安市農民工城市融入評價體系的內在信度是比較理想的。3.因子分析本次調查統計通過對西安農民城市融入數據的計算，得出KM0值是0.751，在KM0取值范圍0—1以內，這說明該模型抽樣的適當性很好。Bartlett球形檢驗主要是用于檢驗數據的分布，以及各個變量間的獨立情況。Bartlett球形檢驗的卡方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P<0.05時，表明數據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通過計算，農民工城市融入數據的卡方統計值為178.874，相伴概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拒絕各變量獨立性假設[7]。綜上，通過對模型的相關性檢驗，說明模型的因子分析適當性較好。采用方差極大法對因子載荷矩陣實行正交旋轉以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釋性，并繪制旋轉后的因子載荷圖。結果顯示，文化程度、技能培訓、健康狀況和工作經歷在第一個因子上具有較高的載荷，可解釋為人力資本；尋找工作時間、社區政策、交往范圍和社會組織在第二個因子上具有較高的負荷可解釋為社會資本；居住環境、月均收入、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在第三個因子上具有較高的載荷，可解釋為經濟融入；同理，第4、第5個因子可分別解釋為社會融入和心理融入。這與對社會融入所分的3個維度吻合，表明西安市農民工城市融入測量變量的設計基本符合預期目標。4.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的方差分析表，反映了模型檢驗結果。八個自變量對應的系數其t檢驗的Sig.值為0，t值均大于2。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訓和健康狀況與農民工城市融入呈顯著正相關，即農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融入情況越好；技能培訓越多，城市融入越好；健康狀況越好，城市融入越好。這與金崇芳的研究一致，也驗證了假設（1）[8]。回歸結果表明，農民工在城市的尋找工作時間、交往范圍和參加社會組織的情況與農民工城市融入呈顯著正相關，即農民工找工作時間越短，其社會資本就越豐富，城市融入的情況就較好；農民工的交往范圍越廣，其城市融入的情況就越好；參加的社會組織越多，越有利于農民工構建社會網絡，融入城市，這與假設（2）相吻合。

三、統計分析結論

本次調查的重點是構建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西安農民工城市融入影響的分析模型，并得出研究結論，從而對改進農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指導意義。經過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人力資本中的身體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訓經歷對西安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存在顯著影響，而工作經歷影響較小，研究假設1基本得到驗證。農民工的身體健康狀況，決定著在城市中就業機會的把握，同時可以減少醫療開支與成本。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影響著農民工在城市中擇業的范圍與機會，較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著可能選擇到較高收入或較高地位的職業，同時其優勢還體現在對于城市主流文化的理解與融合，對于新的環境與人際關系能夠較快地熟悉、適應與相融。專業技能培訓的經歷主要決定的是對就業機會的贏得，擁有一技之長成為其突出優勢。從農民工的就業領域來看，高技術、高要求的行業不多，大多仍然是在體力勞動為主的建筑業、運輸業、加工制造等領域。由于大多數農民工缺乏專業技能，所以工作的穩定性比較差，更換工作較為頻繁。從現實了解來看，農民工所從事的職業比較雜，由此使得自己所積累的人力資本無法施展運用于新的工作，導致工作經歷在其城市融入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與影響并不突出。第二，社會資本是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條件。農民工尋找工作時間、交往范圍和參加社會組織情況均對城市融入有顯著的影響，研究假設（2）基本得到驗證。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本就意味著有較強的人際關系和較廣的交往范圍，這可以大大縮短農民工尋找工作的時間，可以充分地獲得求職信息。同時，社會組織的參與和積極的社區政策，有利于擴展農民工的社會網絡，促進社會資本的積累，尤其是參加社區活動利于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交往，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對農民工融入城市具有積極的作用。綜上所述，西安農民工城市融入是一個多方面的、逐步融入的過程。這樣的城市融入受到包括教育、就業狀況、居住狀況、制度因素、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綜合因素的影響。大力推動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應從政府、社會、社區和個人等多個層面統籌協調。

作者：趙常興余博單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