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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據與方法

1.調查方法與樣本特征。本文數據來源于2013年4月在遼寧省大連市內針對進城務工人員的一項調查，研究對象為16～60歲、居住于城鎮、從事有償勞動的進城務工人員。調查一是通過判斷抽樣選取4個進城務工人員聚居的社區，二是通過隨機抽樣選取大連市內4個區20個進城務工人員散居的社區，在社區居委會的協助下，采用街頭訪問的形式完成全部調查。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880份，回收有效問卷834份，有效回收率為94.77%。834名被訪者的平均年齡為32.77歲，平均流動時長為4.26年，其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2.變量界定與基本模型。本研究的因變量為月收入。為避免被訪者在填寫問卷時的隨意性，調查中關于收入的問題并沒有讓被訪者直接填寫具體數值，而是通過設置多個收入區間讓被訪者根據真實情況進行選擇。自變量為性別、教育程度、培訓狀況、工作經驗及其一系列交互作用。考慮到務工人員進城之前的農業工作經驗對進城后非農工作收入并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本研究采用的是流動之后積累的工作經驗，借鑒王子等（2009）以及謝桂華等（2012）的做法，通過進城務工人員離開戶籍地的時間來測量（即“流動時長”）。控制變量包括婚姻狀況和行業。本研究在對被訪者職業進行行業合并時采取簡化處理的方式，將行業歸并為建筑業、制造業、服務業1（批發、零售和商業服務業等）和服務業2（交通運輸、郵政、金融和房地產業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年齡和流動時長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因此本研究并未將年齡作為控制變量。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其中，INCOMEi為勞動者i的月收入水平，SEX代表性別，EDU代表教育程度，TRA代表培訓狀況，EXP代表工作經驗及其平方，INT代表人力資本因素之間的一系列交互作用，Z為控制變量。

二、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3個模型考察人力資本存量及人力資本積累對進城務工人員收入的影響（見表3）。模型1是在控制婚姻狀況和行業后，考察性別、教育程度、培訓狀況和工作經驗等人力資本因素對收入的影響。模型2考察先賦性人力資本因素（性別）與工作經驗之間的交互作用，以檢驗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不同性別的進城務工人員獲得各類收入的可能性是否產生差異。模型3則考察自致性人力資本因素（教育程度和培訓狀況）與工作經驗之間的交互作用，以檢驗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不同教育程度或不同培訓狀況的進城務工人員獲得各類收入的可能性是否產生差異。模型1是一個簡略模型，在不考慮交互作用的情況下，考察了人力資本因素對收入的影響。統計結果顯示，除培訓狀況之外，性別、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對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都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在流動初期，男性進城務工人員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顯著高于女性，教育程度越高的進城務工人員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越高，而工作經驗與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則呈現出倒“U”型關系。模型2引入了性別與工作經驗的交互項。統計結果發現，在一定時期內，男性與女性進城務工人員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會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而不斷縮小。但是“，U”型的交互效應表明，長期而言，相比于女性進城務工人員，男性群體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呈現出擴大趨勢。模型3引入了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培訓與工作經驗之間的交互項。可以看到，隨著工作經驗的增加，不同教育程度的進城務工人員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初中和高中教育程度的進城務工人員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會在一定時期內顯著高于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人員，但是這種增長態勢呈現出倒“U”型趨勢；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進城務工人員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會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而得到持續提升。但是培訓與工作經驗之間的交互作用沒有呈現出顯著性影響。從上述3個模型可以看出，在流動初期，人力資本因素對于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有顯著影響。當考慮到進城務工人員人力資本的動態積累過程時，性別依然是影響收入的主要因素，而教育程度對收入的水平影響則減弱，更多的體現為收入隨工作經驗增長中的動力作用。為了更清楚地反映人力資本積累對進城務工人員收入的影響，筆者計算了模型3中有顯著影響的各變量的邊際貢獻，如表4所示。在流動初期，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水平存在性別方面的顯著差異。在相同的人力資本水平下，女性群體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明顯低于男性。這與李實等（2010）、張瓊（2013）等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揭示出這種收入差異呈現出動態變化的特點。收入水平之間的性別差異將在流動最初的幾年內逐漸降低。經過測算，大致在流動6年左右，男性和女性進城務工人員獲得各類收入的可能性之間的差距最小。然而，女性群體在勞動力市場的弱勢地位并不會隨工作經驗的增長得到根本性轉變。“U”型的交互效應表明工作經驗對女性進城務工人員收入增長的作用是有限的，隨著工作經驗的進一步增長，收入水平之間的性別差異將越來越大。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家庭內部分工所導致，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是形成女性進城務工人員收入劣勢的一個主要原因。教育程度對收入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與工作經驗的交互效應上。相比于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外來務工人員，工作經驗對高教育程度者獲得高收入可能性的作用更為明顯。具體而言，工作經驗有助于高等教育程度的進城務工人員持續提升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而對于高中和初中教育程度的進城務工人員則呈現出倒“U”型關系。這種曲線關系在進城務工人員流動7～9年左右將達到倒“U”型的頂峰。表5測算了在流動8年時，不同教育程度的進城務工人員相比于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進城務工人員獲得各個層級收入的可能性差距。不同類型的交互效應可能與進城務工人員的工作性質對經驗和技能的要求有關。大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受自身教育程度所限，難以勝任對技能要求較高的工作。他們需要通過工作經驗的積累來彌補流動初期人力資本轉換不足的問題。然而，這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大多從事簡單體力勞動，崗位對其技能的要求是有限的。當技能要求完全被滿足時，工作經驗的積累將不再有助于其收入的增加。而且過了一定年齡階段后，體力下降對收入產生負面影響的作用會超過經驗積累的作用。相反，具有教育優勢的進城務工人員，能夠更快學習與適應新工作的要求，而且隨著人力資本的積累，他們越來越能夠勝任高技能要求的工作，因此其收入增長的可能性也越高。

三、主要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834名進城務工人員的實證研究，檢驗了人力資本積累的動態過程對收入的影響。研究發現：（1）男性與女性進城務工人員之間的收入差異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呈現出先縮小后擴大的趨勢，長期而言，女性進城務工人員人力資本積累的質量不如男性群體；（2）人力資本積累所引起的收入上升效應隨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區別，高等教育者工作經驗增長帶來的收入效應最為明顯，中等教育者工作經驗的收入效應相比于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群體呈現出倒“U”型關系；（3）培訓并未對收入產生水平作用或增長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對進城務工人員，提供更好的正規教育比提供更多的職業培訓更為重要。針對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有如下建議：第一，消除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各級政府應在全社會宣傳男女平等、反對性別歧視的觀念，出臺相關政策保障男女同工同酬，加強對女性群體特殊時期的勞動權利保障，建立規范、平等的勞動力市場，逐步縮小男性和女性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差距。與此同時，完善勞動保障監察體系，在招聘中性別歧視以及在女職工孕期、產期內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受到經濟和法律上的懲罰。第二，加強對農民的正規教育投資。教育程度在人力資本積累的收入回報中具有重要作用。進城務工人員在進入流入地之前的人力資本如果存在優勢，進城后將能夠通過工作經驗的積累獲得更為明顯的收入優勢。在我國，農村教育的基礎設施和教育質量都與城市教育存在顯著差異[11]。這也導致不少農民子女初中畢業就選擇進城打工。一方面通過加大財政投入，改善農村的教學條件，另一方面采取宣傳手段鼓勵農民子女繼續接受正規教育，尤其是通過政策優惠等方式支持有能力者接受高等教育，才是提升他們未來收入水平的關鍵性和基礎性條件。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推進和升級，接受過良好教育的進城務工人員才能在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更適應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成為能在現代產業長期就業的新一代產業工人。

作者：盧小君魏曉峰單位：大連理工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