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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集體行動研究領域，奧爾森的理論一直居主導地位，但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有學者從社會網絡視角重新解讀集體行動，得到較大關注。馬維爾和奧利弗合著的論文《社會網絡和集體行動：一種臨界物質理論》是這一轉向的代表作。社會網絡視角下，學者們從社會人角度出發來研究集體行動，通過闡述社會網絡的模型，即人際關系和組織模型來分析網絡結構對集體行動產生的影響，豐富了人們對于集體行動發生原因的認識。社會網絡視角下的集體行動理論彌補了奧爾森方法論個人主義、搭便車問題以及集團規模的劃分上的不足。

關鍵詞：

社會網絡；個人主義；集體行動

一、導論

學界對集體行動的研究由來已久。近百年前，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提出了人們參與集體行動具有無理性、盲從的特點。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奧爾森發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將集體行動研究推向高峰。對奧爾森而言，個人只有獲得的收益大于成本時，才會選擇參與集體行動，即其是否參與集體行動是基于“理性人”假設。奧爾森的理論在集體行動研究中長期占據制高點，后世有很多學者從各種角度補充奧爾森集體行動理論視角，如特博瓊（TorbjornTannsjo）、[1]羅默（JohnE.Roemer）[2]從非理性角度出發來解釋情感、觀念等因素對集體行動的影響，認為個體單獨采取行動時，可能是理性的，但是當個體結合成為組織時，自覺的個體將會消失；貝爾特•克蘭德爾曼斯、戴維•A•斯諾和羅伯特•D•本特福則從建構主義的視角修正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3]而到1980年代后期，有學者從社會網絡角度對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提出質疑，使得集體行動理論的研究范式發生很大轉換。鑒于國家學界對此轉換的介紹還不多見，本文擬對之做一梳理，以就正于方家同道。

二、形成過程

揆諸社會網絡視角下集體行動理論的形成過程，它大體上歷經三個階段：即醞釀期、形成期與發展期。

（一）醞釀期：20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這一時期，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異軍突起，應者云集。譬如，斯塔西斯（StathisN.Kalyvas），馬修•亞當•克歇爾（MatthewAdamKocher）等學者，他們都認為個人參與集體行動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4]贊成奧爾森的學者強調理性因素，反對奧爾森的學者則看重非理性因素。但在在理性和非理性之爭中，1967年北卡羅萊納大學教授、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名譽教授博特•N•亞當斯（BertN.Adams）另辟蹊徑,提出了基于社會網絡分析的“社會互動理論”。在他看來，共識、愛好以及責任構成了人們進行交往的因素；而人的社會網絡則包括親屬關系（kin）、非親屬關系（non-kin）。亞當斯明確指出：“個人的社會網絡由他保持的那些人組成的并且具有社會聯系的一些形式”，[5]言外之意，個體行為會受到社會關系的影響。集體行動發生于社會中，離不開個體之間的交往。亞當斯提出的社會互動理論暗含著應該從社會交往而不是單純從個人選擇的角度來解釋集體行動的動機。這事實上可視為后世從社會網絡角度關注集體行動的先聲。

（二）形成期：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這一階段，研究集體行動的學者開始普遍提高對社會網絡分析的關注度，主要代表人物有諾埃爾•M•蒂希（NoelM.Tichy），杰拉德•馬維爾（GeraldMarwell）以及帕梅拉•E•奧利弗（PamelaE.Oliver）。他們認為組織及個體所參與的集體行動與社會網絡有較高相關性。[6]作為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管理學和組織學教授，蒂希在組織學方面造詣頗深，其代表著有《繼承：掌握領導層換屆的成敗過程》、《前線的判決：聰明的領導人怎樣通過信任他們的人民取得勝利》等。1979年，諾埃爾•蒂希發表《對組織的社會網絡分析》一文，首次介紹了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提出對組織中的溝通研究和政治過程研究都離不開社會網絡。正是受到蒂希的啟發，馬維爾與奧利弗開始研究社會網絡與集體行動的關系。1988年，馬維爾和奧利弗合著的文章《社會網絡和集體行動：一種臨界物質理論》問世，也標志著社會網絡視角下集體行動研究理論的形成。“臨界物質理論”是馬維爾和奧利弗研究集體行動的重要成果，它非常具體地闡明了社會網絡的密度、規模對集體行動的影響。馬維爾，美國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以及行為經濟學家，曾任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他以對集體行動問題的創新性研究、合作、社會運動以及游說行為等研究而著稱。馬維爾在研究集體行動中批判了奧爾森關于搭便車問題的觀點，認為對于非排他性公共物品，其邊際成本不會隨著消耗它的人數的增多而增加。因此，對于這類公共物品的競爭，人們會參與其中而不是搭便車。奧利弗贊同馬維爾的理論，認為一些社會機制能夠抵消搭便車困境的影響，在形成集體行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

（三）發展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當代，這種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網絡理論已經進入大多數研究集體行動的學者視野中。這一時期對社會網絡視角下集體行動研究的方向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傾向于將社會網絡具體化，比如研究互聯網時代集體行動具備的特點，以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為代表；二是關注社會網絡中的信息搜索，以約翰•T•肖爾茨（JohnT.Scholz）以及大衛•A•西格爾（DavidA.Siegel）為代表。對社會網絡理論有重要發展的是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是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社會網絡研究權威專家，因研究社會網絡是如何形成與運轉而享譽世界，代表作有《大連接》。他認為：“群體具備個人所不具備的性質，而究其原因在于我們組織個體的方式，使得群體優于個體。”在《大連接》一書中，他特別指出，三度影響力[7]（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能影響到你）是社會網絡的強連接原則，并決定著社會化網絡的功能。《大連接》非常詳細地論述了集體行動是如何受到網絡的影響，不僅清楚闡述了理論的形成發展過程，而且用這一理論來分析具體案例。約翰•T•肖爾茨、大衛•A•西格爾等，則對社會網絡是否能夠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產生質疑：“緊密的網絡增強信任，支持合作，然而龐大的網絡易于信息的搜索，在研究結果中，似乎是對信息的搜索更容易導致集體行為。”[8]作者認為集體行動的發生和網絡的緊密度無關，真正起作用的是對信息的搜索。這也是對社會網絡視角下集體行動理論的進一步思考。綜上所述，從上世紀30年代至今，社會網絡視角下集體行動理論發端于亞當斯對社會網絡的關注，形成于馬維爾與奧利弗提出的“臨界物質理論”，而在當下，有學者則從更為具體的角度研究集體行動中的“網絡”究竟是何指。

三、主要觀點

不同于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社會網絡視角下集體行動理論認為集體行動的發生是社會中一系列復雜、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我們應該從人與人的關系，而非單個人的角度來研究集體行動的發生機理。歸納起來，其主要觀點如下：

（一）人的行為選擇不僅是個人算計的結果，也是他人態度影響的結果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在方法論上基本屬于個人主義，他關注的是個體決定是否要參加集體行動，選擇的依據是個人理性計算的結果。社會網絡理論則認為奧爾森的“理性人”假設沒有考慮到社會中其他因素對個體參加集體行動所產生的影響。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人，采取行動時，不僅只考慮到個人的利益，而且往往受到他人態度及決定的左右。上世紀70年代，克萊德•米歇爾（J.ClydeMitchell）在《社會網絡》中介紹網絡的概念時提到：“對于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的使用建立在這樣的命題之上，即在這種方法中，一對‘點’的發生影響到鄰近‘點’的發生”。[9]顯然，他是基于“任何事物都具有社會性”這一命題假設來界定社會網絡的概念，言外之意，作為事物之一種的“人”，當然也具有社會性。馬維爾和奧利弗等進一步研究社會中的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動機，論證了人們選擇是否參與集體行動時，所做的決定并不是獨立的，按照其原話，就是“很多對集體行動的分析同意克服搭便車行為需要組織潛在的貢獻者，因此使得他們的決定不再是獨立的”。[10]羅杰•古爾德（RogerV.Gould）也假設個人對集體物品做貢獻時，特別關注他人所做的貢獻。因此，個體選擇是否參加集體行動不只是受到自己意愿的決定，社會網絡使得個體與他人聯系起來，自己的行為能夠影響到他人，同時也受到他人的影響。

（二）人際關系的親疏影響個體是否參與集體行動社會網絡理論認為個人參與集體行動的動機深受與自己有聯系的他人的影響，甚至形成一套臨界值理論。邁克爾•蘇克（MichaelSuk‐YoungChwe）認為，如果臨界值達到了個體要參與集體行動的那個值，卻不一定就會發生行為，這和他得知的他人是否會參加集體行動的信息有關，如果某個人的利益受損，產生不滿情緒，但是他卻不知道其他利益受損的人會不會產生不滿情緒，在這種情況下，他通常會保持沉默而不是行動起來；反之，如果這個人了解他的同伴，認為利益受損的同伴一定會有不滿情緒并且有進行行動的動機，這樣一種情況下，這個人往往會有所行動。因此，人際關系中信息的對稱性對個體參與集體行動具有重要影響。人際關系對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影響作用在另一方面的體現是“共意建構”過程。克蘭德爾曼斯認為共同意識的建構有三個方面，即公共話語層次，勸說性溝通層次以及意識提升的層次。[11]通過這三個方面，人們達成共識，進行集體行動，而其中的過程就是人際關系發揮作用的過程，研究發現，共同意志的形成首先是在親密型的人際關系中形成，然后再波及到其他。人際關系對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影響通過下面兩個模型對比表現出來：[12]模型一：假設A和B兩人都有1、2、3的行為臨界值（數值越小越容易反抗），如果A和B完全不溝通，兩人只知道自己的臨界值，那么A的臨界值可能是｛11，12，13｝，｛21，22，23｝，｛31，32，33｝，如圖4，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A是1的臨界值，那么A一定會反抗，但是如果A是2的臨界值，以及A不知道B的臨界值，那么A就會選擇沉默；同理，B也是這樣。從圖1可以看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是不容易發生集體行動的。模型二：假設A和B完全了解，也就是每個人都知道對方的臨界值，現在A的情況和B的臨界值情況是一樣的，即｛11｝，｛12｝，｛13｝，｛21｝，｛22｝，｛23｝，｛31｝，｛32｝，｛33｝。在這樣一種對彼此信息完全掌握的情況下，A和B的行為如圖2所示：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完全了解信息的情況下，發生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是大于保持沉默的可能性的。

（三）不同的組織結構下集體行動發生的可能性不同邁克爾•蘇克采用臨界值的方法論證了結構和策略對集體行動的影響，認為集團中的每個人只有在所有的成員參加或者是達到他的行為的臨界值的時候，他才會參加集體行動；人們通過網絡來傳達他的臨界值，在不同的網絡結構中，人們與他人的聯系和溝通受到結構的限制。因此，人們在知道自己參加行動的臨界值的同時，能夠得知和他相鄰的人的臨界值及其參與集體行動的可能性，這對個人是否參加集體行動會產生很重要的影響。我們采用邁克爾•蘇克的設計的一個模型來具體說明這一點。在方形的結構中，假設每個人都有3的臨界值，均衡狀態就是3333。第1個人知道第2個人和第4個人都有3的臨界值，但不知道第3個人的臨界值，因此可能的狀態是｛3313，3323，3333，3343，3353｝，例如，如果是3353的情況，第3個人具有5的臨界值，并且其他的人只有3的臨界值。第1個人在得知其他的兩個人在每一種狀態中都會反抗時才反抗。在3353的狀態下，第2個人會怎樣做？第二個人不知道第4個人的臨界值，因此可能的情況是｛3351，3352，3353，3354，3355｝，如果在這些情況下2選擇反抗，他可能只有一個同伴，第二個人在3353的情況下是不愿意反抗的，那么如果1反抗，也只有4這一個同伴了，1也不會反抗，以此可以類推3和4在這一結構中均不會參與集體行動。但是在風箏結構中，3知道每個人的臨界值并且知道均衡的狀態是3333。1和2知道所有的事情除了關于4的臨界值因此他們知道狀態可能是這樣的｛3331，3332，3333，3334，3335｝，在這樣的狀態中，1、2和3都會反抗，但是4不會選擇反抗因為他只了解他的鄰居3的臨界值，不知道1和2的臨界值。因此，在風箏結構中，會有三個人選擇反抗，即參與集體行動。所以，從這個模型可以看出，結構對于集體行動的發生有著很大的影響。

四、評析

從社會網絡的角度研究集體行動，是對個人主義基礎上的集體行動研究很大的發展。它起碼在如下兩個方面彌補了奧爾森集體行動理論的不足。首先，社會網絡研究視角能夠一定程度上解決奧爾森提出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即搭便車行為。搭便車問題是奧爾森提出來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對于某些公共物品，如果個體不參與該集體行動或者在進行集體行動過程中并沒有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但是最后卻依然可以分享到公共物品,這就會導致個體不參與或者不積極參與集體行動,導致集體行動困境。[14]社會網絡理論認為，人們是否選擇搭便車與他對信息的掌握程度有密切相關性。社會網絡視角下，可以通過兩個方面來克服搭便車問題：一方面，重視“共意”構建。共同意志的建構是集體行動發生的重要條件，建構過程是綜合利用社會網絡資源的過程，因此，對某一事件的“共意”構建程度越高，即對社會網絡資源的綜合利用度越高，就越能夠克服搭便車行為；另一方面，提高信息的對稱度。信息對稱性模型和信息不對稱模型已經表明，在信息對稱性的模型中更容易發生集體行動，奧爾森所描述的搭便車問題是在人與人之間信息相對封閉的狀態下發生的，而社會網絡理論關注的正是信息的交流和溝通，因此，增強社會網絡中的聯系密度、提高信息對稱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克服搭便車行為。其次，社會網絡視角下的集體行動理論是對奧爾森關于大集團和小集團理論的發展。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將集團按規模劃分為大集團和小集團。“在集體行動的理論中，小集團和大集團是兩個標志性的概念。但由于奧爾森并沒有提供區分集團大小的量化標準，這兩個標志性概念的具體含義非常模糊。”

[15]因此奧爾森在劃分集團規模的標準上沒有給出清楚的界定。此外，奧爾森認為小集團比大集團更容易發生集體行動。[16]社會網絡在討論組織的集體行動時，不是通過大集團和小集團來劃分的，而是直接著眼于組織的結構方面。在它看來，目前的組織結構主要有兩種，即垂直型組織和平行化組織。垂直型的組織屬于高密度的社會網絡，平行化的組織屬于松散型的社會網絡。社會網絡理論認為高密度的社會網絡結構有利于促進集體行動的發生。在密度比較大的社會網絡中，人們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這些復雜的聯系個體與他人會產生較多的共同利益，更加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而在松散型的社會網絡中，關系的范圍比較廣泛，導致消息的傳播速度比較快，但由于連接性較弱，人們之間的聯系不夠緊密導致交流溝通的不夠，因此，人們獲取信息的難度比較大，最終不利于集體行動的發生。按照此種邏輯，即使在一個大集團中，只要其組織結構非常合理，也是容易發生集體行動的。這就推翻了奧爾森認為的大集團中不容易發生集體行動的論斷。這樣的一種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奧爾森關于大集團、小集團理論的缺陷。盡管社會網絡視角下的集體行動理論問世已有近30年，但是，由于社會網絡分析的復雜性，此理論在具體操作過程方面也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社會網絡理論過分強調信息的對稱性對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影響，認為熟人社會中，搭便車現象較少，更容易發生集體行動。但是，經驗研究證明：在某些情況下，對信息的掌握程度過高卻不利于集體行動的發生。比如在熟人社會中，由于對他人太過熟悉，在發生集體行動時，我們可能礙于面子或者其他考慮而不選擇參與其中。相反，如果在一個陌生環境中，對周圍他人不熟悉，在這種情況下或許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顧慮較少，反而有利于集體行動的發生。這其中的影響因素及轉換機制有待進一步探索、研究。

另一方面，社會網絡中關于行為主體的研究尚欠充分。從社會網絡的角度來分析集體行動，應看到某一主體（人或組織）與其他主體的關系對主體的行為產生的影響，并且關注社會網絡所涉及的不同個體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些不同的關系類型導致的社會資本在信息資源、組織資源和社會支持等維度上的差異。17但是，目前國內外關于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從搜集來的資料來看，學者們對于社會網絡視角下的集體行動研究還僅限于理論分析階段，至多通過建立模型來論證理論。還很少將理論應用到實踐中去，更沒有從社會網絡關系中個體角色的劃分來分析不同角色對集體行動產生的影響，比如領袖在集體行動中的作用、精英型領袖和草根型領袖在集體行動中的行為有何區別，等等，這些都是需要后來者進一步思考。

作者：黃嶺峻 薛彬彬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