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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養老模式與社會類型和社會結構密切相關。從社會類型看，居家養老是機械團結型社會的核心乃至唯一養老模式，而社會養老是分工協作型社會家庭保障功能外移的結果。養老社會化進程與工業化進程總體上是正向相關關系，即工業化程度越高，養老社會化的程度越高;工業化程度越低，養老社會化的程度越低。從社會結構看，社會養老服務的需求與供給存在顯著的社會分層差異，如貧富差異、區域差異和城鄉差距等。這些差異是不同社會分層生存需求層次差別、政治話語權差異及其利益博弈的結果，并經由國家福利政策將其制度化。養老社會化的社會類型和社會結構分析的意義在于:特定國家的養老社會化進程應與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條件相適應，以期獲得堅實的道德支撐和制度保障。

關鍵詞:

養老;社會化;社會分層;社會形態

養老社會化隨社會類型演進而發展，因社會結構差異而不同，這是社會變遷的共性和社會理性所決定的。養老社會化進程的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差異表明社會養老權的歷史局限性、物質制約性和文化差異性。不同社會歷史時期的人權觀不同，養老責任與養老模式的理念有別，養老權實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條件各異。在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主導的機械團結親密型傳統農耕社會，①社會分工少而簡單，商品經濟不發達，城鎮化程度低，人口流動小，社會各部門、各地域之間的互動關系不密切，養老社會化的程度低。贍養責任感主要源于血緣關系、鄰里關系以及宗教慈善，老人救助與老年福利供給的主體是家庭、家族、社區和慈善組織，贍養的行為規范是倫理、道德、習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如傳統中國的“養兒防老”、“親族協力”和“相鄰互濟”，早期西方社會的親屬責任、社會互濟與慈善救濟等，［1］147國家在老人救助與老年福利供給中整體上處于無責任或有限責任狀態。在以市場經濟主導的城鎮松散型商品經濟社會，工業化進程改變了傳統的產業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家庭結構，加劇了社會分層與分化，削弱了家庭以及家族對老人生存救助與老年福利供給的能力。［2］4社會類型和社會結構的變遷等促使國家采取更加積極的態度構建養老權家庭保障的社會對接機制，強化國家和社會在養老權實現過程中的責任承擔，以彌補制度性社會分化和減少制度不公產生的養老資源配置的不平等，促成社會政策社會整合和社會團結功能的實現，［3］2－11由此推進養老社會化的進程。

一、養老社會化的社會類型差異

從社會類型角度觀察，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養老社會化的發展動力與演進歷程與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動因與演進歷史基本一致，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養老社會化與工業化之間是正向相關關系，即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養老社會化的程度越高;工業化程度越低的國家，養老社會化的程度越低。工業化和社會化大生產的快速發展在為養老社會化奠定經濟基礎的同時，也深化了社會分工，加劇了社會分層與分化，進而推進養老的社會化進程。與此同時，人類對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個人與社會全面發展等法律價值理念的追求，對在社會分層與分化進程中最少受惠者差別對待社會整合功能的認知［4］12，對老人保護的公益性和社會連帶性認識的深化以及福利經濟學的發展等為老人生存救助與老年福利制度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養老權的內容日益豐富，老年福利的對象更加廣泛，養老權保護的責任主體更加多元，養老保障的法律化趨勢明顯。早期工業化國家的社會養老制度萌芽于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成熟于1935年美國的《社會保障法》，迄今已歷經四百余年的發展。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將受救助者分為無助者、非自愿失業者及流浪者三類［5］95，并依據受助者的需要分別提供院內救濟或院外救濟。①其中，無助者是指對自己的困難無能為力的人，包括患病者、有嚴重的精神或生理缺陷者、殘疾人、孤兒及年老體弱者。［1］169

時至今日，發達國家的社會養老制度逐步從20世紀之前的老人生存救助發展至今天的老人生活照護與精神贍養型福利制度，實現了由“補缺”到“普惠”、由生存救助到生存質量保障提升的實質性轉變。在老人生命權、健康權、適當生活水準權等生存基本物質需要獲得保障的同時，各國更加關注老人的生活照護和精神贍養，以提升老人的生活品質和生存安全感。經歷多年實踐，各發達國家基于本國實際，確立了不同的社會養老服務發展原則，如德國的社會國家原則、美國的多重責任原則、瑞典的平等與合作原則等。同時，各國基于其文化傳承、價值觀念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會養老制度體系，如日本的聚醫療、護理、康復于一體的多元化、多功能、立體化和便利性社區養老服務體系，瑞典的普惠型國家養老制度及養老服務社會工作者支持網絡［6］，美國的選擇性貧困老人及其家庭的臨時補助制度與退休者收入維持計劃［7］，德國的以嚴格的繳費和收入相關為基礎的法定養老金制度，英國的混合型老人收入維持計劃(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年金養老金以及私人個人年金和養老計劃)。［3］79，163一些國家的社會養老服務制度規范日益具體和深化，如美國的政府購買社區服務制度以及養老醫療援助制度、英國的社區養老服務志愿者制度、日本的生活照護收人認定制度以及瑞典的健康保險互助團體制度等。迄今多數國家構建了較為完善的社會養老服務法律保障體系，如美國的《社區發展法》(1989)、英國的《社區照顧法令》(1990)、日本的《社會福利士及看護福利士法》(1987)及《護理社會保險法》(2004)、丹麥的《生活援助法》(1973)與《家庭醫生制度》(1974)、瑞典的《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法》(1957)等。發展中國家受經濟基礎、文化傳承及法治狀況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養老社會化進程明顯滯后。首先，落后的工業和傳統農業削弱了養老社會化發展的經濟基礎，社會養老服務缺乏工業化與社會化大生產提供的物質條件。總體而言，居家養老是發展中國家主要乃至唯一的養老模式。其次，社會養老權觀念的落后、社會福利理念的匱乏以及居家養老文化傳承創新的不足等不僅制約了社會養老服務的需求和供給，也導致政府自身在社會化養老方面的制度創新能力和政策設計能力的不足，由此阻礙了養老社會化的進程。再次，機械團結型社會的壓制型社會治理模式使得發展中國家社會化養老制度設計和制度創新缺乏自下而上的變革動力，如社會運動、社會工作者以及“道德支持者”①推動的養老制度的變革等，這是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迅速發展而社會化養老制度建設停滯不前的體制根源。②

此外，社會公平與公正以及個人與社會全面發展的法律價值觀念的匱乏使得政府在社會養老權保障中的責任缺失，致使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設和發展缺失政府引導、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③以轉型過程中的我國為例，受養老觀念、福利理念及法治狀況等因素的影響，我國養老權保障的國家責任不明確，老年生存救助與福利供給顯著不足，且存在頂層設計不公、老年福利資源配置不合理以及法律保障不力等問題，離社會保障制度所追求的公平與普惠價值追求相差甚遠。整體看，我國養老社會化發展進程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也明顯滯后于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和制度建設仍處于起步階段。截至2010年底，全國各類收養性養老機構約4萬個，養老床位314.9萬張;有含日間照料功能的綜合性社區服務中心1.2萬個，留宿照料床位1.2萬張，日間照料床位4.7萬張，④主要是為三無、五保、獨居、空巢、失能和低收入老人提供選擇性、差異化服務，遠不能滿足老人對社會養老服務的需求。⑤同時，現有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缺乏統籌規劃，相關政策缺乏整體性、連續性，政策落實不到位;社區養老服務和養老機構床位嚴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現有養老設施簡陋、功能單一、布局不合理，區域、城鄉之間養老服務發展不平衡;政府發展社會養老服務的責任不明確，國家財政投入不足，民間資本投入社會養老服務的積極性不高，投資規模有限;養老服務隊伍專業化程度不高，養老服務專業人員缺乏;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建立和發展、質量標準與行為規范、行業自律和市場監管等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8］

二、養老社會化的社會結構差異

養老社會化除受社會類型制約外，還受到社會結構，即社會分層、文化、組織和社會控制的影響。［9］13在同一社會歷史背景下，不同社會分層、社會組織、價值觀以及不同社會控制下的人們對養老權的認知與需求不盡相同，其滿足老人需要的意愿、能力和方式有別，對老人救助與老年福利政策制定的影響力存在差異。人們對什么樣的老人需要幫助，誰、何時、以何種方式、為哪些老人、提供何種程度上的幫助等，通常會有自己的觀點并依據自身所處的社會分層對相關政策的制定以及相關政策的執行施加不同程度的影響。這種社會結構分歧及其沖突使得老人救助與老年福利存在城市與農村的差異、窮人與富人的差異以及不同地理區域之間的差異等。這些差異是不同社會分層政治話語權差異及其利益博弈的結果，并經由國家福利制度將其制度化。基于此，“政治學家廣為采用的理想主義路徑認為，每一種福利國家都是意識形態沖突并最終出現制度化的主流意識形態后的產物。”［3］10－11因此，同為福利國家的西方社會，其在減少老人生存救助與老年福利不平等的方式和程度上仍然存在很大差異，如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制度、德國的市場經濟福利制度、美國的法人市場經濟福利制度和英國的自由集體主義福利制度等。從社會分層看，不同社會分層因生存條件的差距，如可接近的養老資源與政策話語權的不同等，其可接近的社會養老服務存在差異。如富人可享有的高收費、高質量的持續性付費養老服務，包括居家養老服務、持續照料退休社區服務①、特殊性長期照護服務(如失智癥的照護，另類療法等)。即便在普遍性和慷慨性法定養老金制度的瑞典，領取養老金的老人在收入上依然存在顯著的結構性不平等。②

生存條件的不同還會影響老人對社會養老服務的需求，如富有的人對精神贍養與生活照護的需求要高于貧困者，后者更多關注的是經濟供養，即解決生存問題而非生存質量的問題。此外，不同社會分層對社會養老政策的影響力也不同，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養老資源配置的貧富差距。當下我國養老保障體制機制中老人生存救助與老年福利的社會分層差異表現的尤為突出并被不公平的制度所固化，如以戶籍為身份標志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對城鄉困境老人與困境家庭老人救助與老年福利的區分，對城鄉老人社會保障福利資源配置的碎片化與差異化對待等。這種被制度化的不公平的老人生存救助與老年福利制度維持了固化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地位分化，削弱了福利制度應有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以及實現社會整合和社會團結的作用，增加了社會治理和社會維系的成本。③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不同地理區域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差異影響社會養老服務的發展進程。在文化單一，家中心文化濃厚的地方，倫理、道德與習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依然是調整家庭成員間權利義務關系的“活法”規范，傳統的居家養老和子女輪流贍養仍然是這些地方的核心養老方式。而在文化多元與開放的地域，養老理念和價值取向也更加多元和開放，養老模式呈現多樣化發展態勢，社會養老服務的需求層次與供給能力更高。以我國廣東汕頭和重慶市為例:汕頭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地區之一，但卻有著明顯的機械團結型社會的特征，迄今仍較為完整地保留了中國傳統的婚姻家庭理念，如家庭為本、孝道為先、子女為貴、親情為重、多子多福、重男輕女等。對該地養老方式的實證調查表明:家庭養老幾乎是唯一的養老方式。汕頭市鮀浦P村547戶家庭養老現狀的調查發現，除去81戶家庭的老人已去世和1戶家庭的老人住在精神病院外，剩余465戶中的老人，選擇家庭養老的達451戶，選擇機構養老的僅14戶，分別占97%和3%。對重慶300戶養老狀況的調查顯示，家庭養老259戶，占被調查戶數的86%;社區日間照護23戶，占被調查戶數的8%;機構養老18戶，占被調查戶數的6%。［10］從社會組織與控制的角度看，養老社會化進程與社會組織的發展呈正比，與社會控制呈反比，即社會組織越發達，養老社會化的進程越快;社會控制(如倫理、道德、宗教等)越多，養老社會化的進程越慢。［9］101－139

這是因為，社會養老服務的發展除國家責任外，還有賴于志愿者組織、社會工作組織、慈善組織以及民間資本對養老服務的進入。發達國家養老社會化進程中的成功經驗表明:國家與社會的分工合作以及國家對非營利性公益組織和民間資本進入社會養老服務產業的政府引導、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是社會養老服務體系構建、運營及質量保障不可或缺的機制。其在社會養老服務制度的價值取向上鼓勵社會和企業承擔責任，在制度的頂層設計上放松對非營利性組織和企業進入養老服務業的控制，并通過系統、連貫的政策和法律制度規范保障社會養老服務的需求、供給與運營。同時，各國基于其確立的社會養老服務發展原則，通過分散式立法模式或專門立法模式或二者的結合①，構建了完備的社會養老權法律保障體系，明晰了社會養老服務各參與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內容涉及土地、稅收、人力資源供給等政策支持以及社會養老服務的準入、服務質量標準、服務的管理與監督、績效評估與責任追究等有關社會養老服務體系構建與運營的各個方面。

三、養老社會化法社會學研究的啟示意義

養老社會化的社會類型和社會結構差異表明社會養老服務的發展進程具有歷史局限性、物質制約性和文化差異性，因而存在傳統與現代的差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異、不同社會分層和價值取向間的差異等。從社會養老服務發展進程的歷史局限性看，居家養老是傳統農耕社會的核心乃至唯一養老模式。因此，傳統社會養老社會化的程度低，養老權的法律保障與國家責任缺失。從社會養老服務發展進程的物質制約性看，養老社會化是工業化的產物，因此存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差異以及貧富和區域差異。從社會養老服務發展進程的文化差異看，社會養老權保障制度受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法治狀況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響，不同文化不同的社會治理模式以及不同區域群體不同的養老方式均會影響養老社會化的進程。其對我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啟示意義在于:第一，養老社會化進程只有與特定社會類型相適應才能達成預期的效果。有關社會類型傳統與現代的主要考量標準包括意識形態、經濟狀況和社會控制手段等。①

如傳統社會意識形態高度統一，文化單一，民主、法治、人權觀念淡薄，個人價值不被尊重，養老權保障的國家與社會責任缺失;現代社會意識形態分化，文化多元，價值觀多樣，民主、法治、人權觀念增強，個人價值與個人權利得以認可與弘揚，養老權保障的國家與社會責任得到強化。從養老社會化的經濟基礎看，以自然經濟主導的傳統農耕社會，社會分工少而簡單，商品經濟不發達，工業化程度低，社會各部門間的互動少，養老社會化程度低;以現代工業主導的市場經濟社會，社會分工日趨明細復雜，社會各部門間的互動關系密切，家庭保障功能由內聚趨向外移，家庭養老的社會對接機制不斷發展和健全。從社會控制角度看，傳統社會以壓制型法律為主，倫理、道德、宗教與習俗是社會行為的主要規范;而現代社會以恢復型法律為主，法治相當于其他社會控制手段具有優先性，社會公平與公正理念促進了養老的社會化進程。據此，作為處于由傳統至現代轉型期的我國，其養老社會化進程不僅有賴于工業化水平的提升，更有賴于養老權和養老觀念的進步、老年福利理念的提升以及社會公平與公正理念的真正確立。沒有與時俱進的老人權利觀念和老年福利思想，缺乏公平公正的社會理念和革除體制機制積弊的政治決心，養老制度的頂層設計難以公平公正，養老社會化的體制機制壁壘將不可能從根源上消除，養老制度的城鄉協同、普惠與公平目標將難以實現。誠然，沒有養老社會化的物質條件，社會養老權保障將是空中樓閣。

第二，社會養老服務存在社會結構差異，公平與普惠目標的實現是一個漫長和循序漸進的過程。以轉型中的我國為例，當下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顯著的城鄉差異、區域差異和貧富差異，社會養老服務的供給也不例外。要破除社會養老服務的城鄉差距，必須破除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和以戶籍為身份標志的城鄉二元社會保障制度。這些目標的實現需要城鄉經濟的協同發展，需要國家的政治決心和智慧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廢除不公平的以戶籍為身份標志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實現老人生存救助與老年福利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均衡配置，消除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衍生的不平等，同時需要國家采取更加積極的干涉主義家庭政策，強化國家在老人生存救助與老年福利中的責任，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消除制度不公產生的社會分層與分化。鑒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社會養老服務城鄉協同與普惠目標的實現無疑是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國家應當制定可操作的養老權保障城鄉協同發展實施規劃，從構建適度普惠型老年福利制度著手，建立城鄉協同的孤老國家供養制度，實現對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又無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的老年人，無論城鄉，均由政府無償供養。以建立健全居家養老社會服務體系為中期整合點，實現居家、社區、機構養老服務協調發展，形成政府、社會和市場良性互動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以社會養老服務法律化和標準化為保障，最終實現老人救助與老年福利的城鄉協同和普惠，實現所有老人不論城鄉、區域和貧富，無論特殊或普通，均能夠享有基本的老年福利。

第三，對發達國家社會養老服務制度的借鑒需要選擇、改良和本土化，這是法律移植的文化適應性決定的。我國對發達國家社會養老服務成功經驗的借鑒有助于彌補自身制度的不足，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加快養老社會化制度保障的進程。但基于養老制度與特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密切關聯，對他國經驗的借鑒需要選擇、改良和本土化，這是養老制度文化適應性的必然。

社會養老服務制度的本土化過程是制度適應文化的過程，而不是文化適應制度，這一過程是艱難曲折而漫長的。因為從本質上講，被移植制度的本土化過程是一個共識構建的過程，是制度背后不同利益群體基于特定的價值理念相互沖突與協調的過程，亦即利益博弈均衡的過程。養老制度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具有公益性和社會性特征以及調整收入分配的功能，涉及不同群體權利義務關系的調整，而調整的手段與力度以及調整效果受我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生活方式及法治狀況等諸多因素的制約，由此決定我國不可能照搬發達國家的社會養老服務制度。

作者：熊金才 單位：汕頭大學 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