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總部經濟調查報告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21CBR：今年的《中國商業報告》中，66％的公司表示2011年在華營收增長超過了全球業務營收增長。這是否突破了以往把中國定位為新興經濟體的概念?

Kent Kedl：的確如此，這也是我首要強調的一點。中國市場正在成熟。對美國企業來說，中國已經從一個“樂于擁有(nice to have)”的市場轉變成“必須擁有(needtohave)”的市場。

盡管過去我們一直聽到美國企業對中國市場表示出極大的興趣，但這始終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輔助角色。但隨著中國持續發展，公司越來越不再把中國視為新興經濟體，轉而將其定位為成熟而競爭激烈的市場，并認識到伴隨這一市場地位而來的各種相應利益和挑戰。

在我們調查的318家企業中，八成企業在中國經營超過5年，一半以上超過10年，他們不再把這個市場視為原材料、加工制造和輔助消費市場，而是真正作為主要戰略部署市場來對待，58％的受調查公司表示他們把為中國市場生產和服務作為主要戰略方針。

21CBR：美國再工業化浪潮的影響下，在華美國企業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Kent Kedl：美國吸引大量外資和本土企業投資回流的政策目前并沒有對在華美國企業產生很大影響，相反，調查顯示他們會繼續加大在中國市場的投資力度。

相比2010年，2011年對中國業務的投資有增長的受訪企業達到近四分之三(72％)，同時大約有近八成(77％)的公司表示，計劃在今年增加對華投資額度。

21CBR：今年調查報告特別提到了企業拉動美國出口，這是一個新發現嗎?

Kent Kedl：在華美國企業的積極運營，帶動了美國向中國的出口，這是我們原來不曾想到的。在受訪企業中，大約三分之二表示他們從美國進口零部件或制成品，進口的貨物價值大概占據他們在中國市場銷售額的32％。

同時，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企業認為他們在中國的運營有益于他們在美國市場的生產和提供就業，并表示中國是為美國總部服務的一個重要的利潤來源地。

這個發現是很重要的。實際上，這與美國政府目前一直鼓勵的出口倍增計劃目標一致。因此美國企業繼續擴張其在中國的業務，實際上更能促進美國向中國的出口，進而間接地增加美國的就業，幫助解決美國經濟目前遇到的重大問題。

21CBR：總體上看，2011年美國企業在華業績表現盡管不錯，卻沒有超過前年。

Kent Kedl：的確如此。盡管78％的受訪企業表示他們有所獲利或者獲利頗豐，但2011年表示營收和利潤超過前一年的公司略有減少。同時，對未來五年內中國市場商業前景看好的公司也比前一年略有下降。

21CBR：根據你的解讀，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現象?

Kent Kedl：這一份報告分析出的原因，與往年的有所不同。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大環境是一個宏觀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微觀層面，調查中發現，美國企業認為2011年他們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業務層面，而非監管層面。

第2篇

關鍵詞：反洗錢；案件調查；數據管理

中圖分類號：F832.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4392(2012)02-0071-04

一、天津市反洗錢調查工作現狀

反洗錢調查工作是人民銀行開展反洗錢行政管理的重要內容，是進行洗錢犯罪類型研究的重要載體，是加強與司法機關溝通協作、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的重要途徑和手段。近年來。人民銀行天津分行積極采取有力措施，推動反洗錢調查工作不斷取得新的成效。

(一)天津市反洗錢調查工作成效初顯

人民銀行天津分行采取多項措施，推動天津市反洗錢調查工作取得實效。一是注重收集各地的典型上游犯罪案例。深入剖析總行通報的重大洗錢案件，精心總結各種類型犯罪在金額、交易方式、地域分布等方面的規律和特征，努力提高自身對可疑交易線索的分析判定能力和水平。二是通過專題培訓、實地走訪、一對一輔導等方式指導金融機構優化可疑交易報告的流程，提高金融機構可疑交易的分析水平和重點可疑交易的報告質量，增強金融機構配合反洗錢調查的熟練度和規范性。三是通過聯席會議、案件會商等渠道加強與公安機關和司法部門的溝通協作，完善與公安和司法機關的合作機制，發揮天津市反洗錢聯席會議框架在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方面的基礎作用。四是加強工作力度，提高可疑資金交易線索報案的數量和質量。近五年來，人民銀行天津分行發起反洗錢調查137起，通過反洗錢調查向偵查機關移送涉嫌洗錢案件36件。其中，在2008年“天網行動”和“雷霆行動”兩項反洗錢專項行動中，協助公安機關破獲洗錢及上游犯罪案件15起，抓捕犯罪嫌疑人37人，為國家和人民群眾挽回經濟損失6000余萬元。在最近的2011年，協助公安機關破獲“10.26”傳播木馬和跨境洗錢案，為打擊洗錢犯罪活動作出重要貢獻。

(二)探索符合天津市特點的反洗錢調查工作方式

天津市作為中國四個直轄市之一，在行政管理結構和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具有一定的地域特點。作為天津市反洗錢工作主管部門，人民銀行天津分行不斷探索符合天津市地方特色的反洗錢調查方式和可疑交易案件判定技巧和規律。一是探索最佳的反洗錢調查工作方式。與其他省份不同，天津市地域范圍小，實施反洗錢調查的人員少，近年來經濟發展速度快，金融業務創新多，金融交易量成倍增加，有限的人力使得人民銀行天津分行不宜過多采用占用大量人力的現場調查，只有代之以非現場調查方式。在此情況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充分利用非現場調查法定文書少、程序較簡易的優勢。以人民銀行為中心輻射全市金融機構，采取多個調查線程并行的流轉方式。不斷優化調查項目的流程和銜接，努力提高反洗錢調查工作的效率和質量。二是深入研究天津市可疑交易的類型特點和判別技巧。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在開展反洗錢調查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天津市由于社會經濟發展態勢較好，且金融環境較為寬松，在當前貨幣政策收緊的情況下，出現了一批帶有地下金融、涉眾集資性質的典型案件，給民眾造成了潛在的資金損失，也對金融系統的正常運行帶來了不利影響。對于天津市此種典型的可疑資金交易，人民銀行天津分行深入研究該類交易在資金規模、交易類型、涉眾數量、地域分布、流轉方向等方面的特點和判別要點，積極開展調查分析。向公安機關提供相關案件線索，為天津市金融體系的穩定做出了貢獻。

二、金融機構在配合調查中存在的問題

(一)調查結果反饋時效性不足

反洗錢調查工作的時效性較強。只有迅速調取可疑資金賬戶的交易資料。才能盡快著手匯總資金交易的模式特征和判別資金交易的涉嫌犯罪類型，才能及時將可疑線索移送偵查機關對涉嫌犯罪的不法分子實施控制。相反，調查周期過長則可能貽誤戰機，增加犯罪分子逃匿和可疑資金轉移的概率和風險。當前，在反洗錢調查工作的整個流程中，金融機構配合調取可疑賬戶交易明細的環節耗時較長，成為影響反洗錢調查時效性的突出環節。在接到人民銀行天津分行的反洗錢調查通知書后，部分金融機構可以在通知書規定時限的末期反饋調查結果，有的金融機構則超出時限甚至拖延較長時間后才能反饋，使得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在等待和催促金融機構反饋調查結果的過程中耗費了過多時間，給整個反洗錢調查工作流程造成了被動。

(二)可疑交易明細數據完整性和規范性缺乏

金融機構在反洗錢調查中將調取的交易明細數據以電子表格的形式向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反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反洗錢部門據此進行匯總整理，分析可疑交易的資金流轉特點，判別可疑交易涉嫌犯罪的類型。當前，金融機構反饋的電子交易數據的完整性和規范性存在一定欠缺，給后續的調查步驟造成了困難。一是交易對手等信息要素不完整。在交易數據中。交易對手開戶行、交易對手戶名和交易對手賬號等內容對于可疑交易線索的追查具有重要的信息價值，而金融機構反饋的調查數據卻或多或少、甚至是大范圍地缺失此項信息。二是交易方式或交易渠道字段填寫混亂。不同金融機構對資金交易方式的分類和命名規則不同，致使不能憑借該字段信息區分每筆交易的現轉性質，影響了可疑線索的進一步分析。三是電子交易數據格式不規范。金融機構反饋的資金交易數據在格式上欠缺規范性，增加了可疑交易整理和匯總的困難度。比如，有的把資金交易日期寫成“YYYYMMDD”而不是“YYYY-MM-DD”，有的把借貸標志寫成“收支”或“0102”而不是“借貸”，有的把交易金額的格式設置為“文本”而不是“數值”。另外，目前大部分金融機構的電子交易數據都無法準確體現資金來源用途和人等信息。

(三)可疑交易報告撰寫質量有待提高

按照反洗錢調查的程序和要求，金融機構要依據賬戶交易數據和格式模板撰寫反洗錢調查報告并作為調查結果和電子交易數據一同反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金融機構撰寫的反洗錢調查報告可以納入電子交易數據以外的非交易信息，對于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快速掌握可疑交易的特征和類型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金融機構反饋的反洗錢調查報告的質量仍有待提高。一是未充分納入可獲取的非交易數據信息。可疑主體在營業機構辦理業務時的樣貌服飾特征、態度表情異相、業務需求狀況等不可量化的非交易數據信息是判別可疑交易涉嫌犯罪類型的重要線索來源，通常金融機構不能充分了解這些信息并將之納入反洗錢調查報告。二是未按要求格式對交易數據進行分析。比如，未注明相關賬戶的類型和狀態，只對部分交易數據進行匯總分析，未說明資金交易的渠道和來源去向，只匯總總體的交易筆數和金額未分別匯總轉入與轉出的筆數和金額。三是未對可疑交易的上游犯罪類型進行初步判斷。對于反

洗錢調查報告而言，判別上游犯罪類型越準確證據越充足(或者有充足的證據排除可疑)，報告的質量就越高，就越有利于可疑交易線索的報案和偵破。由于金融機構可疑交易分析水平的欠缺或可疑交易類型的可識別性較差等主客觀原因，金融機構反饋的調查報告一般無法對可疑交易的上游犯罪類型做出初步判斷。

三、天津市金融機構配合反洗錢調查工作存在問題的根源

(一)配合意愿較差

金融機構對反洗錢調查工作的配合意愿屬于一種主觀因素或狀態。當前，金融機構在反洗錢調查工作配合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動性和抵觸心理，對反洗錢調查的時效性和質量產生了負面影響。一是金融機構承受較大的盈利壓力和競爭壓力，反洗錢調查會給其增加額外的但非盈利性的工作量，使金融機構產生某種抵觸心理。二是金融機構存在一定程度的顧慮，擔心反洗錢調查工作降低客戶的體驗度，造成客戶資源和儲蓄資金的流失。三是金融機構內部對反洗錢工作的認識和認同度不均勻，反洗錢牽頭部門以外的各個部室參與的熱情不高，增加了反洗錢牽頭部門協調各業務條線調取可疑交易信息和數據的難度。四是金融機構尚未把洗錢風險納入其整體風險管理體系之中，對反洗錢相關工作的激勵機制也未成熟，使得金融機構在反洗錢調查配合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消極性和被動性。

(二)配合基礎薄弱

配合基礎指金融機構配合反洗錢調查調取可疑賬戶資金交易數據時的客觀技術條件或便利性。金融機構處理日常資金交易時依托各種電子業務系統和清算渠道，形成天量的資金交易數據。反洗錢調查需要從其中某一時期的歷史數據中按照賬戶調取資金交易明細，金融機構的業務數據系統對交易調取的支持度越高，就越有利于提高反洗錢調查的效率和質量，反之若金融機構的業務系統不便于對歷史交易數據的批量調取，就只能依靠逐筆查詢或翻閱紙質憑證，從而延緩反洗錢調查的周期，降低調查數據的質量。當前，金融機構配合反洗錢調查的技術條件和配合基礎存在一定的薄弱性。一是部分金融機構系統整合度和數據集中度較差，增加了資金交易數據調取的難度。一方面，金融機構若不能對各種清算渠道的報文信息進行有效的整合和管理，就不能對交易對手等反洗錢調查所需的數據進行批量提取。另_方面，金融機構的核心系統以會計賬務處理功能為中心，在其分戶賬的數據結構中一般沒有交易對手信息的字段，只能通過交易流水號逐筆進行查詢，甚至只能通過翻閱原始會計憑證查找，大大增加了資金交易數據調取的難度和耗費的時間。二是各種清算渠道的若干特殊性造成了某些交易數據尤其是對手信息數據的缺失。第一，同城票據清算中提回的轉賬支票不包括收款人的賬號信息，加之各金融機構沒有強制在業務系統中錄入提入和提出票據的對手信息，使得票據業務的交易數據要素大量缺失。第二，借助超級網銀(網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統)進行跨行轉賬匯款時通過總對總的方式劃轉，使得交易數據中“開戶行”信息不能精確到具體的交易網點。第三，POS商戶的開戶行若不同時是該商戶的收單行。則該商戶賬戶只能記錄每天的匯總交易信息，而不能逐筆顯示每天在此POS機具上所有的刷卡交易數據。第四，在ATM通道的交易中，受理ATM機具的金融機構無法獲取使用該ATM交易的他行卡的賬戶名稱。三是金融機構某些特殊的賬務處理方式對交易對手信息造成了屏蔽。比如，某金融機構在進行轉賬操作時大量使用過渡賬戶，人為阻斷了資金的傳輸鏈條，給交易對手的查詢造成了障礙。

(三)配合能力有待加強

配合能力指在配合意愿和配合基礎等主客觀條件下，金融機構配合反洗錢調查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經過近幾年的反洗錢調查工作實踐，金融機構開展反洗錢調查的經驗不斷豐富，實施調查的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就反洗錢調查的目標要求而言，其配合調查的能力仍有待提升和改進。金融機構向監管部門提交的可疑交易報告分為兩種，一般可疑交易報告和重點可疑交易報告。一般可疑交易報告的數據通過后臺系統提取，除少數交易外一般包含交易對手信息，重點可疑交易報告由人工進行匯總整理和深入分析，反洗錢調查工作的流程和要求與金融機構的重點可疑交易報告類似，但部分金融機構向監管部門反饋的調查數據的對手要素信息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一般可疑交易報告與包括反洗錢調查在內的重點可疑交易報告在交易數據要素完整程度上的這種差距反映了金融機構配合調查能力的高低，人工調取的交易數據質量與自動抽取的交易數據質量的差距越大，說明金融機構的配合能力越差。具體來講，金融機構的配合能力問題集中在工作流程和調查報告分析撰寫等方面。在工作流程方面，部分金融機構過于依賴營業網點通過逐筆查詢或翻閱原始會計憑證調取交易對手戶名、賬號、開戶行等調查所需數據要素，而不能有效地通過科技后臺對交易數據進行優化整合從而實現更有效率的批量自動查詢，致使交易數據的完整性受到影響。在反洗錢調查報告分析撰寫方面，金融機構對洗錢犯罪及其上游犯罪的資金流轉特征的了解程度仍有待提升，不能有效利用成本利益分析法和反偵察推斷法等分析甄別方法對可疑交易數據信息進行剖析識別，加之報告的撰寫技術有所欠缺，致使反洗錢調查的效果和調查報告的質量降低。

四、提升金融機構反洗錢調查配合水平的政策建議

(一)政策建議的簡化動態模型框架

根據上文的分析，建立以下簡化模型作為提出政策建議的框架基礎。

Lt=f(Wt，Bt，Ct)

式中。Lt指金融機構配合反洗錢調查的水平，Wt、Bt、Ct分別指對金融機構配合意愿、配合基礎和配合能力的測度。Lt為Wt、Bt、Ct的增函數。金融機構的配合意愿越強，配合能力越高，客觀的基礎技術設施越完善，其配合反洗錢調查的水平就越高。在Wt、Bt、Ct三個要素中，按照活躍度或主觀能動性排序，配合意愿Wt居首，配合能力Ct其次，配合基礎位末。活躍度最高的配合意愿因素，對其他兩個因素的效力具有放大性的影響，因此上述簡化模型可以變形為Lt=f(Wt，Bt，Ct)=Wt*f1(Bt，Ct)。與活躍度對應，從動態的時間屬性來看。活躍度越強，對其改進完善所需的時間就越短，成效也越迅速。因此，依據主觀活躍度和動態時效性的特征，應該從配合意愿、配合能力、配合基礎三個方面著手，有步驟、有階段性重點地對金融機構的反洗錢調查水平進行提升和改進。

(二)政策建議

1.提升金融機構配合意愿，增強配合積極性。一是加強對金融機構反洗錢調查工作的監管和考核。反洗錢調查工作考核可以對金融機構施加強有力的外部激勵，彌補其內部反洗錢激勵機制的缺位。增強其配合反洗錢調查工作的意愿和積極性。激發其配合調查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對配合反洗錢調查時效性強和質量高的金融機構要給以考核加分和獎勵表彰，對配合反洗錢調查工作時效低、質量差的金融機構要給予考核減分甚至批評懲戒。同時，適時加強

反洗錢宣傳和培訓，增強其對反洗錢調查工作的責任感和認同感。二是設定金融機構開展反洗錢調查的合理反饋時限。設定一個合理的反饋時限可以對金融機構產生正向的約束和激勵。若反饋時限過長，會助長金融機構調查流程中的惰性，反饋時間過短，則會打亂金融機構的調查步驟，影響調查結果的質量。只有預設一個相對合理的反饋時限，才能產生適度合理的約束和激勵，激發金融機構配合反洗錢調查的積極性。當然，合理反饋時限的設定要充分考慮到各金融機構的不同情況，選擇一個能產生最大效力的中位數，并根據不同階段的具體情況進行動態調整。

2.提升金融機構配合能力。增強調查報告質量。一是優化金融機構內部實施反洗錢調查的流程。對金融機構反洗錢調查流程進行優化的基本原則是將調查鏈向上集中，減少中下游的調查環節。當前部分金融機構過于依賴營業網點通過逐筆查詢或翻閱原始憑證調取可疑交易數據，應逐步將現行相對分散的調查流程向集中的流程模式過渡。總部金融機構應由科技等后臺部門集中統籌交易數據的管理和調取，分支金融機構應向總部申請完整的數據管理權限，或者申請由總部統一設置數據調取渠道，從而減少中下游的人工環節，提高數據調取的時效性和質量。二是提高金融機構調查報告的分析撰寫能力和水平。要通過專題培訓、現場“一對一”輔導等靈活有效的方式，進一步提高金融機構對洗錢犯罪及其上游犯罪可疑資金流轉方式和特征的認識，提高其對可疑資金交易模式的預警和識別能力，強化其反洗錢調查報告撰寫技巧，不斷提升金融機構反洗錢調查報告的分析撰寫水平和質量。

3.優化基礎技術設施，增強交易數據的完整性。一是優化和完善金融機構的數據處理系統。當前部分金融機構的交易數據保存較為分散，同一賬戶下不同渠道的交易數據需要到信用卡部、電子銀行部等不同業務條線去調取，對反洗錢調查數據調取的時效性和完整性造成了不利影響。因此。金融機構要把數據系統的優化升級納入戰略規劃，適時地開展“數據倉庫”的建設，對核心業務系統的數據和各結算渠道的數據進行有效整合，將所有交易數據集中在一個統一的數據庫下，增強交易數據調取的時效性和完整性。二是適時對支付清算系統進行優化調整。對于不符合反洗錢調查數據調取需求、不能保證交易鏈條完整性的支付清算系統的某些特性，要逐步進行反洗錢適應性的調整和優化。比如，要逐步增加票據業務電子化的范圍以增加交易對手信息的完整性，在相關票據電子化之前。金融機構要將實物票中的交易信息盡可能多地錄入業務系統。再如，POS、ATM等銀聯渠道的交易要在報文結構中增加戶名、賬號等交易信息要素，并增強相關參與機構的交易數據易得性。

第3篇

美國夢 夢難圓

10月8日，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了一份有關華為、中興設備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調查報告。10月14日，美國國會情報委員會因再次收到反映兩家企業可能有可疑設備的來電，計劃對華為、中興啟動第二輪調查。緊接著，加拿大政府考慮禁止華為、中興進入該國市場，新西蘭、越南等國也在重新評估華為、中興的設備。

2001年，華為來到美國，當時由資深副總裁陳朝暉帶領華為的先遣隊進入了美國市場，把華為在美國的第一個分支機構設立于科技公司扎堆的德克薩斯州。三年后，當華為總裁任正非前往視察工作時，華為美國公司還幾乎沒有簽過一個大合同，甚至很少有人能讀出它的名字。像覬覦其他海外市場時一樣，相信水到渠成的華為選擇循序漸進的“三步走”戰略：首先安營扎寨，其次獲得一些合同，最后打入以AT&T、Verizon、Sprint、T—Mobile為首的主流運營商市場。

可并不是堅持就有結果的。如今，華為不僅被排除在美國主流運營商的網絡基礎設施門外，而且還屢屢被美國商務部、國會、外國投資委員會等以可能損害國家安全為由，阻止其在美國的商業交易。

和華為的境遇相當，中興美國子公司創立于2003年，總部也位于德克薩斯州。2006年，中興才在美國市場取得實質性的合同，據中興相關負責人表示，在目前美國每年超過100億美元的網絡基礎設施市場中，中興2011年的收成還不到3000萬美元，且業務均為二、三流運營商的農村地區網絡覆蓋。

回頭再看這份調查報告，盡管其中所涉及的核心網絡基礎設施市場，這兩家公司幾無實質性涉足，由此對其業績帶來的直接沖擊比較有限，但對于他們來說，這卻反映出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美國市場的開拓實在艱辛。

政治需要還是商業利益

眼下，正值美國大選的白熱化當口。此時曝出華為中興兩家企業被調查的新聞，不免令人浮想聯翩。對此，資深通訊專家項立剛表示，盡管調查報告同美國大選有關聯，但并不是一一對應的，更多的是華為、中興在全球范圍內的強勢崛起讓美國的企業感受到了威脅。這便不得不讓人聯想到華為、中興在美最大的競爭對手思科與他們的十年恩怨。

早在2003年，思科對華為提出，稱華為竊取了思科的代碼，但這場官司最后終以雙方握手言和告終。目前，在企業IT領域，美國占據著全球近50%的市場份額。2011年以來，華為加大了在北美市場的服務、產品和公關等方面的拓展力度，如果華為入美國市場，勢必將打破思科在該領域的壟斷優勢。思科顯然需要對這位強勁的競爭對手保持高度警惕。有媒體分析認為，此次調查報告的幕后推動者就是思科。就在美國眾議院調查稱華為、中興兩家公司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后，思科再次出面指控華為在2003年的侵權案件中存在虛假陳述，并指責華為抄襲、盜用了思科代碼。與此同時，思科還單方面終止了與中興長達7年的銷售合作伙伴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