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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總部經濟成為近年來中國各地競相追逐的一大熱點。但是，很多區域不顧自身條件盲目跟風發展總部經濟，導致總部經濟空間布局存在著重復建設、各自為陣和惡性競爭等問題。問題的根源在于對總部經濟的認識不足、地方政府行為失范和現行政策偏差。要改變這一狀況需要從創新集聚發展理念、全面統一規劃布局、建立區域合作統籌協調機制和大力規范地方政府行為等方面綜合施策。

關鍵詞：總部經濟；空間布局；政府行為

一、問題提出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推進和產業分工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企業為了提升競爭力，按照“總部+制造基地”的空間組織模式，將生產制造以外的研發、營銷、管理、調度等職能向具有更低經營成本的區域布局，一些條件優越的區域成為企業總部的集聚地，“總部經濟”應運而生。關于“總部經濟”，學界有不同的理解，存在各種定義，難以取得共識。從區域經濟學角度觀察，“總部經濟”實質上是指企業總部向特定區域集聚成群的一種空間經濟綜合體，是新型產業分工———價值鏈空間分工的產物。作為現代經濟的一種發展模式，總部經濟因其強大的“稅收貢獻效應”“產業乘數效應”“消費帶動效應”“勞動就業效應”“連鎖投資效應”“城市極化—擴散效應”[1]，受到政界和學界熱捧。雖然中國各級政府對總部經濟的關注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但發展總部經濟的戰略一經提出便廣泛傳播，很快成為國內各地招商引資的熱點，呈現出“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盛況。很多地方政府不顧自身條件，違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盲目干預經濟，不顧條件拔苗助長地發展總部經濟，造成新一波重復建設和區域間惡性競爭。區域之間總部經濟的過度競爭和重復建設實質上是總部經濟空間布局的失靈。學術界關于總部經濟空間布局的研究開展較晚，具體研究集中在以下領域：

一是研究企業總部空間布局的影響因素。Heenan[2]提出影響跨國公司總部區位最重要的因素是當地市場的重要性和支持性服務業，以及政府對公司總部的態度、政治穩定性、接近主要國家的市場、信息通訊和教育醫療水平、文化包容性等。Aoki和Tachiki[3]認為基礎設施條件、商業和經濟環境、勞動力市場和政府政策是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區位選擇時考慮的重要因素。Baaij等[4]認為企業總部選址的影響因素分為公司、產業、城市和國家四個層面。Jakobsen等[5]認為，除了公司自身因素外，總部選址和搬遷還要考慮歷史條件、政策條件和區位條件。張永慶和唐文敏[6]認為跨國公司總部選址主要受區位優勢、基礎設施條件、現代服務業集聚程度、經濟環境、人力資本、政府與政策支持等六大要素的影響。鄭京淑[7]認為信息生產與傳輸、企業服務業集聚水平、國際交流基礎設施、地區中心性、高水準中心商務區的存在是影響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區位的主要因素。

二是研究不同職能總部空間布局的差異性。Hi原royuki和Hideto[8]發現日本公司海外研發機構在亞洲趨向市場銷售、制造支持型，而在美國和歐洲則趨向高技術和知識獲取型。Birkinshaw等[9]實證分析發現海外市場銷售、加工生產活動、東道國市場等對運營總部的區位選擇作用較大，而所有權集中度、全球金融市場、總部的相互依賴性等對管理總部區位選擇起關鍵作用。徐康寧和陳健[10]以在中國的跨國公司為樣本，發現跨國公司的研發環節對城市的市場規模較為敏感，更傾向于在大城市聚集，而營運型總部與地理方位、制度透明性和服務業發達程度關聯緊密。

三是對總部經濟空間集聚及擴散的研究。Shilton和Stanley[11]等學者對美國總部經濟空間分布進行了研究，普遍的結論是，美國總部經濟的空間分布是高度集中的。Lovely等[12]研究發現，出口企業總部為便于收集海外市場的信息而更傾向于集聚。Davis和Henderson[13]還證明了兩種規模經濟效應能促進企業總部在大都市區的集聚。Semple和Philips[14]認為企業總部的空間集聚是動態變化的，并將企業總部空間布局的變化分為四階段：企業總部最早高度集中在國內少數幾個中心，然后大范圍出現一些區域性總部中心，接著在區域中心內部進一步分散，最后國內沒有任何城市或地區成為絕對性的總部集聚地。學者們的后續實證研究對此觀點進行了佐證。Ono[15]、Diacon與Klier[16]等人發現，美國總部經濟有向快速發展的中等城市傾斜的趨勢，Tonts等[17]對澳大利亞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規律。魏后凱、白玫[18]考察了中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的變化趨勢、基本特征和目標區位，發現中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的目標區位以東部發達地區為主，以上行遷移和西向東遷移居多。吳波等[19]分析了中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的區際、省際以及城際分布，并基于城市層面數據探討了總部遷移動因。潘峰華等[20]考察了中國上市企業總部在我國城市體系中的分布和集聚特征，發現我國企業總部高度集聚在東部沿海城市，但中國企業總部在空間上的集聚程度比發達國家低。王承云等[21]考察了上海市跨國公司總部的空間分布和集聚現象。

總的來看，既有成果偏重于對總部經濟的空間布局特征及影響因素等方面的實證研究，研究結論也日益趨同，對制定國家或地區總部經濟發展戰略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這些研究基本上是針對發達國家展開，針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研究較少。或許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是“中國特色”，尚未公開見諸國外學者對總部經濟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的研究，國內學者此方面的成果也很少。賈康等[22]結合蘇州案例，從總部企業的關聯交易、稅收監管的困難、各地區發展總部經濟的財稅優惠政策比較等方面，對總部經濟加劇地區間稅收競爭的狀況進行了分析。劉志陽[23]剖析了中國總部經濟過度競爭亂象及其負面效應，認為過度競爭的根源在于中國財政分權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政績考核制度，并從轉變地方政府職能、完善政府權力運行機制和科學的政績考核制度等方面提出治理之策。至于中國總部經濟空間布局中呈現出的種種問題和根源，以及如何治理空間布局亂象，尚未見到系統性論述，這正是本文的研究指向。

二、中國總部經濟空間布局的隱憂

地方政府對總部經濟的追逐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國總部經濟的發展，但是，盲目跟風讓總部經濟在國內全面開花，總部經濟空間布局呈現出各種隱憂。

1.各地蜂擁而上，重復建設嚴重

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總部經濟”起步最早，但中西部地區迅速跟進，目前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為總部經濟第一能級，杭州、天津、成都、武漢、南京、重慶、西安、寧波、青島為第二能級，長沙、廈門、沈陽、大連、濟南、鄭州、合肥為第三能級，福州、海口、太原、哈爾濱、昆明、呼和浩特、長春、貴陽、南昌、石家莊、烏魯木齊、南寧、蘭州、銀川、西寧為第四能級，[24](P9)以及發展能級更低的眾多城市組成的總部經濟布局體系。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還沒弄清什么是總部經濟，卻總擔心被總部經濟時代所拋棄，失去新一波發展的機遇，在總部經濟浪潮中一擁而上。于是全國上下都在大力發展總部經濟，大中城市就不說了，很多縣市甚至貧困縣也都提出要大力發展總部經濟。筆者調查發現，“十二五”期間，東部沿海某省26個市轄區、58個縣市就有25個市轄區、37個縣市提出大力發展總部經濟，分別占全省市轄區、縣市數的96.2%和63.8%。此外，有的縣市雖明知發展總部經濟不可行，卻生硬地提出要發展“準總部經濟”，非要和總部經濟沾上邊，唯恐被總部經濟邊緣化。有些地方的總部經濟項目規劃，位置偏居一隅，交通極不方便，缺少城市功能配套服務，充其量算是寫字樓聚集，卻美其名曰“總部經濟”，有名無實淪為笑柄。

2.區域各自為陣，統一協調欠缺

總部經濟既是一種價值鏈分工，也是一種區域分工。表面上看是空間分離，實質看是空間資源的大整合。因此，總部經濟是一種區域合作經濟，特別需要加強區域間的分工與協作。但到目前為止，我們沒看到全國性的總部經濟發展規劃出臺，也看不到跨省級行政區域的總部經濟發展規劃，省級規劃也少之又少。在沒有統一協調的情況下，各地大都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規劃”，而且即便冠之以“規劃”，卻仍然沒有遵循總部經濟的發展規律，沒有考慮哪些地方適合發展總部經濟，哪些地方不適合發展總部經濟，甚至給所有轄區“規劃”出發展總部經濟的任務。于是，有的城市每個區、甚至每個街道都提出大力發展總部經濟，大家都在各自為陣地“規劃”自己的總部經濟。有的城市提出要發展金融總部，但其好幾個轄區都提出并規劃自己的“金融街”“金融中心”“金融總部”，而實地調研發現，這些地區只有稀稀拉拉幾家總部企業，根本沒有集聚到總部經濟的程度。

3.政府政策血拼，惡性競爭互損

在總部經濟的競爭中，各地政府紛紛出臺一系列支持總部經濟發展的政策舉措，對總部經濟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由于各地競相發展總部經濟，而總部企業屬于稀缺資源，數量有限，于是類似于中國20世紀80、90年代由地方政府擔當主角的“原材料爭奪戰”“產品銷售爭奪戰”的現代版“總部經濟爭奪戰”再次上演。一方面要想方設法從區外挖來總部企業———招得來，另一方面又要千方百計防止當地總部企業被挖走———留得住。有的地方政府在總部經濟招商無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只能使出“優惠政策”這一絕招。問題在于，投資環境不易被模仿，而政策最易被模仿。于是政策優惠戰從拼稅收減免、拼財政補貼、拼租賃場地費一直打到拼個人所得稅（地方分成部分）返還、拼人才房等方面。有的地方政府優惠政策剛公布，見別的地方出臺了更優惠政策，于是又倉促出臺補充通知來攀比優惠力度。為了應對不斷變化的政策競爭，有的地方干脆出臺“一事一議”的特殊應對舉措。這種五花八門的優惠政策和政策血拼，不僅讓參與各方的地方經濟受到傷害，也讓如墜云霧的企業無所適從，“企業花在搞清政策問題上的成本和時間是歐美的十倍以上”[25]，增加了企業的決策成本。從世界總部經濟布局的基本格局來看，作為一種高端的城市經濟，總部經濟主要分布在少數城市及其周邊區域。事實上我國大部分城市和地區都不具備發展總部經濟的條件。若這種現象不及時加以調控和引導，任其發展，經濟效益將難以提高，并將導致土地資源、財力資源、政策資源等方面的嚴重浪費和稅收的流失，同時政府的不當干預行為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機制，干擾了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過度競爭導致的地區優惠政策競爭也容易導致總部企業“候鳥式”遷徙，讓稅收監管困難。這不但嚴重影響政府在發展市場經濟中的形象，也會削弱我國發展總部經濟的特殊優勢，錯失當前全球總部經濟轉移的大好歷史機遇。

三、中國總部經濟空間無序布局的根源

1.對總部經濟的認識不足

總部經濟確實對所在地區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帶動作用。作為產業價值鏈上的“明珠”，地方政府自然趨之若鶩。但人們對總部經濟的認識卻不充分。一是對總部經濟概念認識模糊。學者們對總部經濟的概念難以取得共識，甚至同一學者在不同時期的理解也不一樣。學界如此，社會各界對總部經濟的概念的理解更是五花八門。比如，有的認為總部企業扎堆便是總部經濟，忽略了總部企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的聯系。于是，很多地方蓋幾座大樓，招幾家總部企業，冠以總部基地之名，就認為總部經濟開始起步了。更有甚者，有人將發展總部經濟與發展樓宇經濟混為一談，實際將總部經濟當作地產項目來開發。二是人們對總部經濟的認識偏重于總部經濟帶來的各種效應方面，而對總部經濟布局近于苛刻的條件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總部經濟具有天生的“嫌貧愛富”屬性，其選址總是傾向于高級生產要素集中的少數區域，如中心城市的CBD或者大城市周邊少數區位良好、交通便捷、基礎設施完善、環境優美的小城鎮。正因為如此，“總部經濟效應”在不同的區域具有顯著的差異性，正是這種差異導致企業總部的空間遷移。三是忽略了總部經濟的集聚要求。即便在一個城市內部，總部經濟也是高度空間集中的。[26]如果總部經濟在全國分散布局，甚至在同一城市內部也分散布局，則總部經濟效應就難以發揮出來。這方面有很深刻的教訓。“三線”建設時期將東部很多國有企業連同總部遷移到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結果由于當地區位偏僻、基礎設施落后、生活環境差等原因，企業自身發展得很不好，對地方經濟社會的帶動效應也不明顯。所以，改革開放后很多企業面對市場競爭的壓力又將企業總部遷回東部發達地區。令人遺憾的是，至今一些地方政府還在努力阻止當地企業總部遷移，但企業總部從創業地遷往區域性中心城市，或者從區域性中心城市遷往能級更高的全國性中心城市的趨勢是阻擋不住的。

2.地方政府行為失范

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作用下，企業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會根據自身的發展要求和可選擇的布局空間的生產要素稟賦自主選擇企業總部的布局。但中國分權化改革和市場化改革讓地方政府越來越成為具有相對獨立利益的經濟主體，這就導致很多本應由市場配置的資源，卻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由于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員之間存在著類似錦標賽一樣的競爭，地方政府基本上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代言人，為了實現各自的利益目標，彼此間展開激烈的競爭，地方政府事實上成為區域競爭的主體。為了在區際競爭中獲得投資項目，政府總會直接或間接干預生產要素的價格，以突出或彌補本地生產要素的優勢或不足。在政府干預下，各地生產要素價格和配置發生了變化，對企業而言，和政府未干預的選址地相比，就會出現收益或經營成本的變化。如這種政府各種變相的補貼足以彌補企業經營成本上升部分，則企業總部就可能偏離原來無政府干預的選址。企業總部的遷移會有交易成本的損失，但如果政府的優惠政策力度大，這種損失實際上轉移到地方政府那兒了，對企業來說并沒有損失。如果企業的決策偏離市場行為，則企業本身也會有收益上的損失。相對制造業而言，總部經濟具有輕資產屬性，空間遷移的直接成本不是很高，如果發展總部經濟的條件差異不大而政策差異大，則政府行為很容易誘導總部企業的遷移。由于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博弈具有重復性和多主體性，這往往導致地方政府間的競爭層層加碼、愈演愈烈，也讓部分企業投機性地設立“游走性總部”，從而獲取漁翁之利。

3.現行政策偏差

中國近年來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的政策支持力度越來越大，而總部經濟從產業屬性上看基本上是屬于國家政策重點支持的產業。同時總部經濟在產業價值鏈中本身處于高端環節，有高于生產加工環節的利潤率，而現行財稅政策等卻加劇了這種差距。據研究，總部企業對所在區域貢獻的主要稅種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契稅、資源稅、土地使用稅、車船使用稅和印花稅等，有些稅種表現為不確定性和流動性，有些稅種則表現為相對穩定性。由于企業是“經濟人”，為了降低整體稅負，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往往會通過各種方式將稅收轉移到低稅地區。事實上，總部經濟所在中心城市的稅賦往往較低，這就導致稅收等不斷地從制造基地向總部經濟所在城市集中。如某城區總部企業數僅占區內企業數的2%，但其繳納的稅收卻占全區地稅總收入的八成。[27]對于制造基地而言，由于處于價值鏈低端環節，地方能得到的稅收很少，當地政府卻需要投入大量的基礎設施為企業提供服務，企業給當地政府帶來的大量的人口民生壓力和資源環境壓力。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扶持的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為了提升競爭力的需要開始將研發、營銷等總部職能分離并且遷移到中心城市，當地政府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稅收、人才的流失。這導致總部經濟所在城市與制造業基地之間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前者似乎在“吸血”，后者不斷在“失血”，區域之間的沖突日益激烈。在這種情況下，當地政府“被迫”不顧條件地動用各種手段進行“自衛”———千方百計留住當地企業的“總部”，以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卻對企業造成選擇上的困擾甚至競爭力被削弱。

四、優化總部經濟空間布局的對策

盡快抑制中國地方政府在發展總部經濟上的盲目沖動，努力避免重復建設和同質化、低層次競爭，努力避免發展總部經濟中的整體“不經濟”現象，遵循總部經濟的空間布局規律，盡量把有限的要素資源引導和配置到優化存量、培育總部經濟增長極上來，不僅有利于總部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而且對推動國內產業分工和產業升級、發揮中心城市對全國廣大經濟腹地的輻射帶動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1.創新發展理念，推行集聚戰略

總部經濟是一種特殊的集聚經濟，不適合分散布局，也并非什么城市、什么地區都有條件發展。企業總部如果不能集聚成群，就形不成總部效應。中國總部經濟起步較晚，絕大多數城市高級生產要素匱乏，更不能分散布局。為了形成發展合力，在發展理念上要從均衡發展轉向集聚發展。要集中有限資源，突出發展重點，促進空間集聚，引導總部經濟走向總部集群。近期內重點考慮向中心城市、中心城區集聚，提高總部經濟能級，力爭在短期內盡快形成總部經濟的競爭優勢，以后再逐漸向次中心城市擴散。在符合全國城市體系總體布局的前提下，對現有總部集聚區進行優化提升，規劃新建一批功能明確的總部集聚區。在此基礎上，通過政策支持和營造適宜的發展環境，促使總部企業分類集中。要立足京津唐、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突出發展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總部經濟集群，形成總部集群的規模效應和放大效應，構筑集聚優勢，打造區域品牌，爭取提升在世界總部經濟中的能級，努力爭取建成類似美國紐約、日本東京那樣具有較高全球聲望的總部經濟城市。鑒于地方政府對經濟的主導性強，這種發展理念一定要落實到地方官員的頭腦中。在干部培訓時增加總部經濟、區域分工與區域合作等方面的學習內容，使干部正確地認識總部經濟及區域合作；在干部考核時提倡科學的政績觀，反對為了地方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而犧牲整體利益、長遠利益。

2.全面統一規劃，科學合理布局

具有前瞻性的規劃是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的結果，是發展總部經濟最有效的手段。鑒于中國尚無發展總部經濟的全國性規劃，建議由國家發改委負責聯系規劃設計單位，盡快編制《全國總部經濟發展規劃》，統一制定全國總部經濟建設方案，統籌全國總部經濟發展、功能分區和空間布局，高起點、高水平地規劃建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提高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益，實現總部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的合理配置。可以考慮在不同類型的城市布局不同的功能性總部。綜合性總部和營銷總部通常需要布局在能級最高的綜合性、全國性甚至世界級的中心城市，但諸如地區性的研發總部則完全可以選擇教育與科技資源豐富的區域性中心城市；采購中心可以布局于交通樞紐城市或目標商品生產集中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世界城市”可規劃為跨國公司總部集聚區和國內大企業、大集團公司綜合性總部集聚區。具備條件的省市和中心城市可制定所在區域的總部經濟發展規劃，但切忌按照行政級別層層規劃。按照總部經濟的布局條件，在總部經濟重點城市應著力建設都市圈CBD片區，努力培育與總部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專業服務體系，強化在全國總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使之成為國內外企業功能性總部的聚集地。片區下可設若干總部經濟基地，通過不斷優化布局，形成優勢突出、特色鮮明、錯位發展、功能互補、配套完善的由城市CBD地區、高新技術園區、近郊生產性服務業基地、現代服務業集聚區以及新型創意產業園為基本構成的總部經濟布局體系。規劃的制定要充分聽取企業家和專家學者的想法，并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

3.加強區域合作，建立統籌協調機制

價值鏈的空間分工是總部經濟得以形成的前提。分工與合作是硬幣的正反面，應將總部經濟當成一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有效打破行政區域限制，使目前全國各自為戰的總部經濟發展模式向區域協同發展模式轉變。中心城市高級生產要素豐富而周邊腹地初級生產要素豐富，按照“總部+制造基地”模式進行價值鏈區域分工與合作，有利于提升經濟區域內總部經濟和制造業的競爭力。為此，建議構建不同層次的區域協調工作機制，如全國總部經濟協調由國務院領導為召集人，省內總部經濟協調由省領導為召集人。成員包括相關部門領導和協調區政府負責人，發改部門負責協調區域總部經濟規劃、政策制定及各項工作的協調。合作能否成功，關鍵是看能否形成合作共贏的區域合作機制。當前最迫切的舉措包括：探索建立企業總部輸入地對輸出地的“反哺”機制，形成科學的利益分配機制，以互助共贏的方式推動總部經濟發展；實行“雙飛計劃”，鼓勵中心城市到周邊縣市或更遠腹地設立“飛地工業”，同時也鼓勵周邊縣市或腹地到所在中心城市或更大能級城市設立“飛地總部”，地區生產總值、稅收等可由兩地政府協商分成；規模較大的企業可以根據發展的需要按“雙總部模式”在不同地域設置兩個或兩個以上總部，充分發揮各地優勢，兼顧各地利益；建立由總部企業組成的總部經濟協會，由協會組織推進區域一體化；加強政策協調，從各區域自行其是的單體招商到市縣聯動招商、區域合作招商，樹立區域整體形象并提升招商實力。此外，要盡快從“總部+制造基地”的國內區域分工模式升級為“國內總部+國內外地區總部+國內外制造基地”國際區或分工模式，從而在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帶動國內各區域產業升級。

4.大力規范政府行為，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作用

總部經濟處于產業價值鏈的高端，附加值高、帶動經濟的能力強。這往往會誘使地方政府不切實際地追逐表面上看起來很光鮮、很先進的總部經濟。但發展總部經濟的條件實際上非常苛刻，具備發展總部經濟條件的地域空間極為有限并且競爭非常激烈。如果在高級生產要素匱乏的情況下超越發展階段拔苗助長地發展總部經濟，則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很可能落個“畫虎成貓”的結局。總部經濟是市場經濟形態，而非政府能夠左右，并非“筑巢”即能“引鳳”，決不能盲目跟風發展。政府可以引導和推動，但不應強求。與其“畫餅充饑”地盲目跟隨總部經濟，不如靜下心來腳踏實地地構筑發展總部經濟的營商環境，持續增強對企業總部的吸引力。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應符合當地潛在的比較優勢，遵循產業布局的基本規律，發揮企業的市場主體作用，不能過度干預市場經濟本身的運行和總部集聚的自身規律而競相出臺各種五花八門的優惠政策。可以按照“政府主導、企業開發、統一規劃、分期實施”的模式進行總部經濟開發和培育。如上海綜合保稅區繼在國內率先培育跨國公司功能性總部后，推出“升級版本”“亞太營運商計劃”，擬用3年時間，把有條件的區內企業培育成為統一負責集團總部在亞太區范圍內具有訂單銷售、物流運作及資金結算等功能的實體運作型營運總部。這種“與其相互搶奪，不如自己培育”的做法值得國內其他地區借鑒。一些尚不具備發展總部經濟的城市和地區，不妨從打造制造基地做起，逐步積累實力，待將來條件成熟時再發展總部經濟或主動接受總部經濟產生的溢出效應。同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的各項優惠政策，均應在上級相關部門備案，并在指定的政府網站上公示。應盡量避免并逐步清理“一事一議”政策，提高優惠政策的透明度，規范稅收競爭秩序，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結束語

在產業轉型升級的大潮下，總部經濟作為產業價值鏈上引人注目的“明珠”，對中國地方政府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地方政府不顧及自身發展條件和總部經濟布局規律競相發展總部經濟，帶來的是區域之間的各自為陣、惡性競爭和重復建設，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區域間上演“原材料大戰”“產品大戰”的翻版，不但破壞全國統一大市場，而且導致總部經濟的發展受損。問題的根源在于對總部經濟的認識不足、地方政府行為失范和現行政策偏差。“解鈴還須系鈴人”，在積極發揮市場主體作用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在發展總部經濟中不是說不可作為，而是必須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并且自身的行為必須規范。順勢而為的政府應遵循總部經濟發展和布局的基本規律，創新發展理念，通過科學的規劃和引導，積極加強區際合作，構筑新型產業價值鏈分工，形成“總部+制造基地”的國內價值鏈區域分工模式，并積極爭取向“國內總部+國內外地區總部+國內外制造基地”的全球價值鏈區域分工模式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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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慶文 單位：中共福建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