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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功能翻譯理論；民俗外宣翻譯；翻譯原則；翻譯策略；翻譯方法

【Abstract】Folklore embodies the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a n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is a major difficulty of the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German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arguing that the purpose or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determines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examples， the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were explor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Key words】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Translation principl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Translation methods

0 引言

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通過文化交流開展對外宣傳容易攻破意識形態壁壘，達到理想的宣傳效果。其中，借助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開展外宣工作更是展示一個國家和地區形象的重要手段。

民俗文化是民眾的生活文化，包括一個民族長期形成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民間工藝以及包含神話、傳說故事等在內的口頭傳承文學。民俗文化體現著一個民族的心理特征，與民眾所處的特定自然、人文環境緊密相關，承載著無數難以言表的文化底蘊和歷史內涵。由于東、西方語言文化的懸殊差異，在民俗外宣翻譯中做到民俗文化的“全真傳真”，可以說是語際翻譯中的難中之難。

如何翻譯民俗外宣資料從而更好地傳播和弘揚中華文化，成為值得翻譯工作人員關注和研究的課題。本文以德國功能翻譯理論為依據， 在分析民俗文化外宣文案的基礎上，從凸顯翻譯宣傳效果的角度探討民俗外宣翻譯的原則、策略和方法。

1 功能翻譯理論

德國功能翻譯理論起源20世紀70年代，以1971年凱瑟琳娜?萊斯的《翻譯批評的可能性與限制》一書的出版為標志。萊斯在書中首先提出要把“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特殊目的”作為翻譯批評的新模式，即從原文和譯文的兩者功能之間的關系評價譯文[1]。萊斯的學生弗米爾在萊斯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翻譯目的論”， 強調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必須由譯文預期目的或功能決定：“譯者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的參照系不應是‘對等’翻譯理論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 而應是譯文在譯語文化環境中所預期達到的一種或1幾種交際功能”[2]。 20世紀90年代初， 德國學者諾德又進一步拓展了譯文功能理論， 提出“功能+ 忠實”這樣一個概念，指出翻譯是創作使其發揮某種功能的譯語文本，它與其原語文本保持的聯系是由譯文預期或所要求達到的功能確定的， 這種聯系也為翻譯策略和方法的選擇提供了標準[3]。

功能翻譯理論注重的不是譯文與原文是否對等或譯文是否完美， 而是強調譯文應該在分析原文的基礎上根據翻譯的功能和目的采取相應的翻譯原則、策略和方法。因此，與主張以原語文本為中心推崇等值論的傳統翻譯理論相比，功能翻譯理論表現出較高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對翻譯實踐具有更現實的指導意義。

2 民俗文化外宣資料的文本類型和譯文功能

萊斯（1984）從譯文功能的角度將源語文本分為“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感染型文本”和”以聲音為媒介的文本”，建議根據文本類型和譯文功能采用特定的翻譯方法：信息型文本用于傳遞事實， 翻譯時首要目的是保證信息準確；表情型文本重形式和美學效果，譯文關注原文的美學和藝術形式；感染型文本關注引發接受者行為反應，呼吁或說服文本接受者采取某種行動，譯文應在目標語接受者身上產生預期的反應[2]。此外，賴斯也指出絕大部分語篇不是絕對的屬于一種類型， 而是具有語篇類型的多重性。

民俗外宣不僅要向讀者介紹民俗文化的信息，展現民俗文化的獨特魅力，更要召喚世界讀者融入深刻的中華民俗文化內涵。所以總的說來，民俗外宣材料是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感染型文本的結合體，其預期功能就是跨越文化障礙，在目標語文化中再現其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及勸誘功能。

3 民俗外宣翻譯的標準、策略和方法

按照功能翻譯理論，民俗外宣翻譯中，應根據民俗文化外宣資料的譯文文本類型和譯文功能把握翻譯標準，謹慎選擇翻譯策略，靈活采用翻譯方法。

3.1 挖掘文化內涵， 選用補償策略， 充分運用解釋性翻譯方法

功能翻譯理論堅持“功能+忠實”的標準，因此在翻譯時不僅要做到準確、忠實， 更要注重其實際效果在中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在民俗文化的英譯過程中，譯者不能完全被“忠實”的翻譯思想所左右，而要積極挖掘民俗文化的深層涵義，選用變通補償策略，運用解釋性翻譯方法，實現跨文化交際。

所謂補償策略，是借助譯入語特有的語言表現手段， 盡力彌補譯文語言效果方面的缺損， 以使譯文達到與原文大體相同的效果。馬先生（2003）認為只要釋義或變通是為了再現原文語言效果及傳達言外之意， 均可歸于補償[4]。本文中補償是指為了再現民俗文化內涵而采取的各種釋義或變通策略，包括闡釋、意譯、改寫等解釋性翻譯方法。

China Daily的一個“元宵節”譯例，充分說明民俗外宣翻譯中選用補償策略運用解釋性翻譯的重要性： the lantern festival， which falls on February 26 this year，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The festival traditionally features big fireworks display， mass performance of yangkou folk dances， land boat stilt walking， lion dances and dragon dances. Other main activities are to appreciate the bright nightscape highlighted by colored lanterns， or to enjoy yuan xiao or glutinous flout balls with sweet or meat fillings. 文中“元宵節”的解釋性翻譯不惜筆墨，用了三個長句近七十個單詞，詳細、完整、準確地挖掘并傳遞了這一節日內在的文化內涵。

中國菜名的翻譯更是體現了了民俗外宣翻譯中的補償策略的運用。作為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飲食文化豐富多彩。 許多外國人對中國的菜肴贊不絕口，但有些菜名如“全家福”、“玉扳禪師”如果直譯卻容易讓他們如墜五里霧中。對于這樣的“寫意”型菜肴名，要采取意譯法譯出菜肴的烹調法、主料和配料，將“全家福”、“玉扳禪師”譯為“stewed assorted meat”， “stewed potatoes with mushrooms”。更多中餐菜名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背景，充滿著民俗情趣和地方風味。素有閩菜之首的美譽的佛跳墻， 如果按中國菜名直譯為“buddha jumping over the wall”，會讓外國讀者不知所云。所以，要加簡單解釋，將“佛跳墻”翻譯為“Futiaoqiang―the Buddha jumped the wall for being lured by its smell of assorted meat and vegetables cooked in embers”。挖掘菜名的文化內涵，運用解釋性翻譯展現其中的民俗情趣，不僅使外國讀者容易理解，而且吸引更多的外國讀者體驗中國豐富的飲食文化。

3.2 保持民俗特色，最大限度地選用異化策略，恰當采用音譯（或加注）＼ 直譯（或加注）等方法

功能翻譯理論指出：翻譯策略受翻譯目的制約。民俗文化英譯的目的在于促進華夏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為了使民俗文化特色在翻譯中得以再現，翻譯中應盡量保留原語中的語言和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選用異化翻譯的策略，恰當采用音譯＼音譯加注＼ 直譯、或直譯加注等方法。

按照Schuttleworth和Cowie （1997）編寫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給出的定義，異化指刻意打破目的語的行文規范而保留原文的某些異域特色的翻譯策略[5]。民俗外宣的目的是為了傳播中華民族文化，在翻譯民俗文化外宣資料時應盡可能選擇異化策略，正如葛校琴（2002）指出，在從由弱勢文化譯入強勢文化時，選擇異化策略，有助于傳播民族文化抑制文化霸權[6]。

漢語中有很多語義空缺的民俗詞語，如“餛飩”、“旗袍”、“太極拳”等，如果借用英文的近義詞翻譯為：“dumpling”， “a kind of grown worn by Chinese women”， “shadow boxing”，西方讀者便無法領略到獨特的中華民俗文化色彩。所以，翻譯這些民族色彩很濃的專有名詞時，前輩們大膽選擇異化策略，采用音譯或音譯加注的方法把漢語的詞語借過去，分別翻譯為“wenton： a kind of dumpling made with thin wrappers， usu. served in soup”；“cheongsam：body-hugging woman’s dress originating from Manchus”；“taijiquan， school of popular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marked for slow and graceful movements that are designed to attack or counterattack， keep fit， prevent and treat diseases”。于是產生了西方讀者最初感到陌生但逐漸接受的英語新詞：“wenton”，“cheongsam”， “taijiquan”。這種異化翻譯凸顯了華夏文化身份的清晰度，引領中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另外，漢語中還有一些具有民俗色彩的諺語、俚語，也宜采用異化策略， 運用直譯或直譯加注的方法，保留俚語俗語的中國民俗特色。“有錢能使鬼推磨”是富有中國民俗特色的俚語。 如果借用英語諺語對應的表達法翻譯為： “Money makes the mare go”，表達了原文的意思，使讀者一目了然， 但平淡無奇、索然無味。不如異化直譯為“Money makes the devil turn your mill”， 保留原文中“鬼”、“推磨”的形象，以其陌生的文化內涵吸引外國讀者的注意， 幫助外國讀者在感受獨特的華夏民俗中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

3.3 再現民俗韻味， 把握文體翻譯策略，靈活采用多種翻譯方法

目前翻譯界不少人傾向于把翻譯研究的視點擴大到文體，也就是要求譯者對原文語篇的文體特征了如指掌，并作為構建譯語語篇的重要參數。民俗文化除具有文化的共性外，還具有其獨特的文體特征。如蔣紅紅（2007）指出，民俗具有兩個鮮明的個性：民俗是通俗的民間文化，又是說話的文化[7]。所以，民俗文化口語化特征較為明顯。翻譯民俗文化時，要尊重原文語體風格，注意使用口語體，采取一切可用的翻譯手法，再現原文的淺顯易懂、幽默風趣、富有美感等民俗韻味，最大限度地促進中國民俗文化的傳播。

方言俚語的翻譯充分顯示了民俗文化翻譯中文體翻譯策略的把握。方言俚語帶有口頭語體的色彩，是一個地域的名片，每一句無不濃濃地散發出養育她那片土地的風土民俗。如青島人把傻子稱為“膘子”，而北京人卻將之稱為“二百五”。翻譯時如果直譯為fool， stupid 就會失去其原有的方言俚語的民俗特征。不如套用英語的俚語blockhead or dumbbell，與原文在風格上比較接近，無疑會使語言更加通俗地道。同樣，漢語中的 “老爺子”、 “小菜一碟”、 “歇個腳”、 “沒著了”等口語， 翻譯中也盡量借用英語中口語化的表達“pop”， “a piece of cake”， “get a load off one’s feet”， “be at the end of one’s tether”，以保留原文生動詼諧、口語化的文體風格。

另外，民俗文化生動鮮活，口語化地娓娓道來，讀起來朗朗上口，翻譯時也要注意語言的娓娓動聽，盡量避免冗長、復雜的句構，從詞語選擇、句式等方面保持譯文與原文的文體風格對等。例如，民間故事《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一段：英臺突然建議他倆應即時就在草橋結拜為兄弟。兩人立刻寫好名帖，盟誓他倆應像親兄弟那樣互相忠貞不渝。山伯十九歲為兄，英臺十七為弟。銀心在香爐上點好了香放在地上，目睹兩人換帖成為結拜兄弟。譯文為：It was Yingtai’s sudden suggestion that they should become sworn brothers then and there. The two wrote out name cards at once， testifying their faithfulness to each other as blood brothers. Liang Shanbo aged 19， was elder brother， Zhu Yingtai aged 17， younger brother. Yinxin lighted joss sticks in the incense burner place on the ground， witnessing the two become sworn brothers as they exchange the cards. 結拜兄弟、香爐上點香和名帖、換帖展示了中國古代兄弟結拜儀式，這些詞語富有古文化色彩和生活氣息，其語體風格在譯文中通過運用直譯、意譯等翻譯方法得到了較好的再現。同時譯文也注意了民間故事的語篇范圍和語體色彩，多采用英語的松散句、平衡句和長短句相間，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口語體風格。在朗朗上口的地道英語口語中，西方讀者欣賞到彌漫著濃厚古文化氣息的中國民間文學。

4 結語

功能翻譯理論將翻譯看作有目的的交際行為，將譯文的預期目的置于翻譯的首要位置，為民俗外宣資料的英譯 提供了理論依據。在民俗外宣翻譯中，譯者應突破傳統翻譯觀念，把握譯文預期目的和功能，遵循挖掘文化內涵、保持民俗文化特色、再現民俗韻味的翻譯標準，恰當選用補償、異化、文體等翻譯策略，充分運用音譯、直譯、意譯、解釋性翻譯等多種翻譯方法，爭取使譯文與原文在功能上保持“最近距離”，從而實現譯文傳播中華民俗文化成果的預期功能， 推動中國文化的國際化進程。

【參考文獻】

[1]Reiss， Katharina. Translation Criticism：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Reiss Katharina，. & Vermeer Hannks J. General Foundations of Translation Theory[M]. Tubingen：Niemeyer， 1984.

[3]Nord， Christi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馬.翻譯補償手段的分類與應用[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10）.

[5]Shuttleworth， M. & M.，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第2篇

關鍵詞：目的論 企業外宣翻譯 語篇重構 視角轉換

一、引言

國際交流中的外宣特指面向國際的對外宣傳，主要以外國人為宣傳對象，傳播中國的真實情況，在對外開放中發揮先導與橋梁作用，其主要任務是“服務經濟、促進開放、宣傳中國、樹立形象”（丁代書 1996：53），企業外宣翻譯作為其宣傳重要的一部分，其翻譯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然而翻譯質量的優劣極大的影響了企業更好地走出去的潛力。而語篇重構和視角的轉換是企業的外宣翻譯中容易忽視的幾點，由此極大地影響了企業對外的有效推介和宣傳。本文以目的論為視角，從語篇重構、文化宣傳與視角轉換的角度對山東電建一公司電視片解說詞進行實例分析，總結出企業外宣翻譯中可行的翻譯策略，以便更好地達到有效推介和翻譯的目的。

二、外宣翻譯文本的理論基礎

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彼得?紐馬克（Newmark， 1988）將文本劃分為三類：表達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喚型文本。而企業外宣文本歸屬于呼喚型文本，其目的是向目標受眾宣傳企業自身的形象和推銷企業產品。而在現今諸多的企業外宣文本中，以上功能常被忽略或被弱化，因此，譯者在企業外宣翻譯的過程中應注重目的語受眾的需求和心理，以及源語文本的特征，適當運用可行的翻譯策略。

三、山東電建一公司電視片解說詞翻譯材料做實例分析與翻譯策略

Vermeer（1996）指出翻譯是以原文為基礎的有目的和結果的行為，而這一行為必須經過協商完成; 翻譯必須遵循一系列法則，其中目的法則居于首要位置。由此可見，翻譯目的論強調譯文應該在原文的基礎上，以譯文的預期功能為其目的，從而選擇適宜可行的翻譯策略，筆者根據山東電建一公司電視片解說詞翻譯材料為實例，并結合翻譯目的論，指出企業外宣中易出現的誤區并提出如下的翻譯策略。

（一）企業外宣翻譯的語篇重構策略

作為呼換型文本，譯者在進行企業外宣翻譯時，應該依照宣傳文本的特點，注重讀者的中心地位，確保讀者對譯文的接受性，確保譯文的可讀性。漢語和英語兩者有極大的不同，其表現為漢語重行和，而英語重意合（劉雅峰，2010）。語篇重構的出發點是翻譯目的，重構后的目的語文本必須是在目的原則主導下的連貫和忠實（Nord 2001：12）。

例1：華能威海電廠三期2×680MW（兆瓦）超超臨界燃煤機組，投產即實現滿發、穩發，被華能集團公司認定為精品工程。

譯文：Huaneng Weihai Power Plant Phase III 2 × 680MW Ultra-supercritical Coal-fired Unit was put into operation with full-load and stable power generation， and was identified as a quality project by Huaneng Group.

與中文企業的外宣思維不同，外語企業外宣側重讀者理性和邏輯思維習慣，由此在外宣翻譯中，譯文應當遵循開門見山，點明主題的思維邏輯。而上述的譯文卻直接采用了拘泥于原文的逐句直譯法，沒有按照上述思維調整語序，不符合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從而造成了邏輯混亂，無法為目標受眾提供主導信息，消弱了吸引潛在客戶的能力，正確的語序調整應為Huaneng Weihai Power Plant was identified as a quality project by Huaneng Group as its Phase III 2 × 680MW Ultra-supercritical Coal-fired Unit was put into operation with full-load and stable power generation通過此調整，譯文更易被目的語讀者所接受。

（二）企業外宣翻譯的視角轉換策略

費米爾認為依據翻譯目的和實際的需要，譯者可以對原文本進行必要的調整，此外，譯文應該符合翻譯指令的要求（Vermeer， 1996）。翻譯指令是根據譯文預期功能、目的語讀者等因素而做的綜合決定，其通常由委托人所制定，由此在翻譯企業外宣文本時，譯者應依據其翻譯的指令和目的來確定其譯文的視角。而中文的外宣材料通常以“第一人稱”的視角進行表述，以烘托、營造出實力雄厚的企業形象，這與運用“第二人稱視角”，以客戶至上為理念的外語企業宣傳資料形成了鮮明對比。

例2：山東電建一公司真誠期待同各界同仁，共謀發展，共贏未來！

譯文：Shandong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No.1 Company sincerely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colleagu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seeks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ursues win-win future！

為體現目標讀者的中心地位，激發其共同參與的欲望，引起其共鳴，可將上例中的第一視角的“山東電建一公司”改為第二人稱視角，修改后的譯文則為： welcome to cooperate with Shandong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No.1 Company， here you can rest assured of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brilliant win-win future. 由此，修改后的譯文中，更好的注重了目的語讀者的可接受性，有效的做到了企業的推介和溝通。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山東電建一公司電視片解說詞的翻譯中，譯者應考慮到源語與目標語讀者的閱讀思維習慣以及視角的不同，遵循目的論的原則，采用語篇結構重構以及視角轉換的策略，以有效的實現企業推介和宣傳的目的。

參考文獻

[1] 劉雅峰.譯者的適應與選擇――外宣翻譯過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 丁代書.淺析外宣與內宣的聯系和區別[J].新聞界，1996（2）.

[3] Vermeer，H.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Som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M].Berlin：Heidelberge，1996.

第3篇

關鍵詞：文化軟實力；翻譯理據；選擇原則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3.14

翻譯過程是作為主體的譯者在一定時空條件下以特定文本意義再生為根本任務，以特定譯文生成為最終目標而進行的語際間符號轉換實踐活動。它以原文本的存在為根本前提，以譯者一系列的人為決定作為組成要素，因此，翻譯總是一種有理據的行為。翻譯研究實現文化轉向后，盡管譯者在翻譯理據的選擇上獲得了更大的自由，但如何選擇恰當的理據，如何確保所選理據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仍然是一個值得嚴肅思考的問題[1]。為此，本文嘗試在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以及建設中國文化軟實力戰略的新時代背景下，談談文化外譯過中翻譯理據的選擇原則問題。

一、何謂翻譯理據

理據（motivation）一詞最初源于心理學，是心理學學科的重要概念，意為某一現象或行為的理由和依據，也作動因解。從翻譯角度看，所謂理據就是指在譯文生成過程中隱匿在譯者翻譯行為背后、促使譯者對構成原文的各要素進行某種解讀或意義闡釋，作出某種翻譯策略或方法的選擇，并最終形成某種物化結果（即譯文）的理由和根據。它具體表征為影響或制約譯者翻譯行為的一切相關因素，如源文本因素、源文化因素、目標語文化因素、目標讀者因素、翻譯政策因素、意識形態因素、時代因素、贊助人和出版者因素以及譯者自身的知識結構因素、價值取向因素、審美偏好因素、所處環境因素等。由于特定的翻譯理據既決定了譯者對原文意義的闡釋方式，又決定了其翻譯策略或方法的最終選擇，因此它對譯文的最終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試看以下《春曉》的兩則譯文：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譯文 1： I slept in spring not conscious of the dawn，

But heard the gay birds chattering all around，

I remember， there was a storm at night，

Pray， how many blossoms have fallen down？

（by Robert Payne， 1947）

譯文 2： Late！ This spring morning as I awake I know.

All round me the birds are crying， crying.

The storm last night， I sensed it fury.

How many， I wonder， are fallen， poor dear flowers！

（by Weng Xianliang，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