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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國內外有關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的著作數以十計，但專門探討翻譯與文化外交關系的研究卻不多。加拿大LuisevonFlotow教授曾于2007年撰文介紹高雅文學(比如詩歌)的翻譯在西方國家公共外交中的應用。國內相關文獻在探討這些問題時很少提及文化外交，而是采用了其他概念和視角，包括對外傳播、對外宣傳(簡稱外宣)和文化“走出去”等，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有譯介學、傳播學、翻譯改寫理論、多元系統理論、翻譯規范理論、跨文化交際等。本文以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型(Lasswell，1948)為主要框架，簡要介紹新中國以文學藝術等外譯為途徑的文化外交的歷史變遷，總結外宣翻譯的經驗教訓，為我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提供一些參考。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型將傳播過程歸納為五個要素:傳播主體(Who)、傳播內容(SaysWhat)、傳播渠道(InWhichChannel)、傳播受眾(ToWhom)和傳播效果(WithWhatEffects)。在翻譯領域，與這五個要素相應的要素是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渠道及手段、譯介受眾和譯介效果(鄭曄，2012:11)。這些要素相互關聯。

2我國文化外交的歷史變遷

一般認為，法國是第一個設立文化外交專門機構的國家。該國于1883年成立法語聯盟，旨在傳播法語文化，提升法國國家形象。英國于1934年設立英國文化協會，美國則于1938年設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以主管文化外交活動。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一直很重視文化外交活動。1956年4月，總理在第二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外交包含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而且往往是經濟、文化打先鋒，然后外交跟上來。”Passin(1963)在其China’sCulturalDiplomacy(《中國的文化外交》)一書中列出中國自1949年至1960年有關文化外交活動的許多統計數字。文化外交的思路、做法和工作重點依國際政治風云與國內政策形勢而變。新中國成立伊始便面臨西方對我國的經濟文化封鎖和分別以美國與蘇聯為首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與意識形態的激烈對立。這時的文化外交被定位為對資本主義斗爭的工具，對外宣傳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聲援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1966年至1976年的“”對文化外交工作造成巨大沖擊。八十年代，政府對對外傳播工作進行了相應的調整，開始注重同英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間往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自此文化外交活動開始步入市場經濟階段。2004年8月，原主席在第十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指出:“新時期新階段，我們要加強經濟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動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深入開展對外宣傳和對外文化交流。”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正式提出“文化外交”這一說法，文化外交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外宣翻譯活動自新中國成立便開始。其中，文學翻譯在對外宣傳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國作家馬丁·瓦爾澤曾說過，讀者通過閱讀莫言的小說“可以更加了解中國，比看任何一種符合我們國家正統的有關中國的報道了解得多得多”(魏格林，2010:80)。

2.1譯介內容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成立，主管對外宣傳、新聞報道和出版工作。1952年改組為外文出版社，成為國家對外宣傳外文書刊的統一出版機構，其宣傳任務是“有系統地向國外讀者介紹我國的革命經驗、基本情況、現代(包括“五四”時期)和古代文學藝術作品”(戴延年，陳日濃，1999:30-31)。外文出版社在五十年代時創設多種多語種刊物，其中英文版《中國文學》創刊于1951年。從外宣翻譯題材而言，1949年至1976年外宣書刊的重點是政治類圖書(如著作和政策法令文件)。據統計，1949年至1966年間，外文出版社共翻譯出版中文圖書494部，其中政治文獻類約占總數的39%，戲劇小說類約占總數的23%。(滕梅，曹培會，2013)外文出版社在1953年工作計劃中也認識到“書題種類太少，缺乏多樣性”，“大多數是中國革命經驗理論、政府法令報告和時事性的綜合報道”，“關于中國歷史、地理、文化、藝術方面的，幾乎一種也沒有”(周東元，亓文公，1999a:71)。十年，以階級斗爭為綱，外宣書刊成了輸出思想和宣傳“”的工具，中文小說僅外譯了三種。這一時期，刊登在英文版《中國文學》上的作品也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刊物譯介的作品主要是工農兵題材，宣揚革命斗爭，以作家的政治身份為標準來挑選現當代作家，“”期間譯介的現代作家只剩下魯迅一人(鄭曄，2012)。1981年，應《中國文學》主編楊憲益提議，“熊貓叢書”系列外宣圖書開始出版，其選材標準是作品適合對外宣傳，并且文學質量要高。截止2009年底，該系列共出版圖書200余種，包括英文版圖書149種;英文版圖書中，現當代小說有97種、詩歌散文戲劇類有33種、信息性文本(如《藏北游歷》)有15種(耿強，2012)。1995年，《大中華文庫》(漢英對照)國家重點出版工程立項，旨在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國文化典籍約110種，題材涉及文化、歷史、哲學、經濟、軍事、科技等，目前已出版90余種。進入新世紀，中國圖書外譯項目增多，如“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2004)、“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譯介工程”(2006)、“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2006)、“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2009)、“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2010)等。根據中國翻譯協會聯合北京外國語大學2012年的《中國文化對外翻譯出版發展報告》，1980至2009年30年間，翻譯成各個外語語種出版的圖書累計有9763種，其中數量最多的三類分別是歷史地理類、中國政治法律類、中國藝術文化科學教育類，各占20%以上，中國文學類占10%，馬列主義與思想類數量不足1%。從譯介內容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對外宣翻譯的影響日趨減弱，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開始發揮作用，信息性文本大幅增加，文化學術類圖書明顯增多。

2.2譯介主體

譯介主體包括政府外宣主管部門、外宣出版單位、翻譯與編輯人員等(鄭曄，2012)。新中國成立后，外文局(1963年由外文出版社改制而來)長期以來都是國家外宣書刊統一的出版機構。九十年代，外文局成為中央所屬事業單位，其部分下屬出版社與雜志社開始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從事外譯的出版社開始多起來，比如《大中華文庫》參與出版社有20多家。1980年左右，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便開始同外國出版社洽談翻譯出版中國書籍，盡管這在當時與文化部的規定并不一致(戴延年，陳日濃，1999:378)。外文局從事外譯工作的人員包括中文編輯、英文編輯(即譯者)和外國專家等。其中，中文編輯在選稿和改稿的權力上一直大于譯者。楊憲益(2001:190)在回憶錄中寫道，“該翻譯什么不由我們做主，而負責選定的往往是對中國文學所知不多的幾位年輕的中國編輯，中選的作品又必須適應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一時的口味”。八十年代，譯者地位有所提高，但人員調動頻繁。到了九十年代，外文局人才流失嚴重，出現人才青黃不接的局面(鄭曄，2012)。對此，時任外文局局長的楊正泉在1997年談到外文局“職工的工資低、獎金少、住房困難”，難以吸引社會上高水平的翻譯人才(周東元，亓文公，1999b:475)。從譯者角度看，書刊外譯有三種模式:一是由外國專家翻譯，二是由中國譯者翻譯，三是中外合譯。這三種模式在外文局均存在，比如中外合譯方面著名的例子便是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盡管兩人也經常單獨翻譯。翻譯界常對這三種模式進行比較。外文局副局長黃友義認為，如果翻譯的是文學作品，譯者或第一譯者最好是外國人。謝天振教授持同樣觀點，他舉例說在美國大學，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翻譯的《紅樓夢》在讀者的借閱數、研究者對譯本的引用數、發行量上都遠遜于英國漢學家霍克思的譯本(趙蕓，袁莉，2010)。這對外譯工作不無啟示。

2.3譯介渠道及手段

文化走出去的渠道大體有兩種:非盈利性的對外文化交流和盈利性的文化貿易。前者主要由政府和文化組織機構(如作家協會)推動，后者則通過市場機制推動。新中國成立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國家統一經營書刊進出口貿易的機構是國際書店(1963年改由外文局領導)，其任務是輸入各國書刊，并輸出中國可以出口的書刊以增進國際宣傳。1953年，國際書店稱，出口書刊“貿易發行占82%，非貿易發行占18%”(戴延年，陳日濃，1999:40)。1959年12月，對外文局要求書刊對外發行要“繼續執行以貿易發行為主，非貿易發行為輔的方針”，“非貿易發行部分應適當增加”(同上:100)。不過，據時任外文局局長的楊正泉在1997年講，80年代以前，外宣書刊在發行上實行國家買斷，“雖也采取貿易與非貿易兩種發行方式，但貿易只是形式，實際是低價銷售或非貿易贈送”(周東元，亓文公，1999b:469)。由于國家財政的大力扶植，外文局書刊對外發行總量在七十年代末一度輝煌，發行范圍達到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到了80年代，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特別是1989年政治風波的影響，外文局對外發行總量急劇下降，90年代時年發行量由原來的3000萬冊降為幾百萬冊(同上:470)。2006年，《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強對外文化交流，擴大對外文化貿易，改變文化產品貿易逆差較大的被動局面，拓展對外文化傳播渠道。新的文化貿易模式目前已形成“借船出海”、“造船出海”、“購船出海”、“銀企合作”等模式，其中的“船”指的是國際化平臺(如海外知名出版機構)，比如“借船出海”模式指中方企業和有實力的海外公司采取合作、合資等方式出版發行，雙方共擔風險、共享利潤(曲慧敏，2012:56)。長期以來，書刊一直是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近年來，電影、電視、網絡視聽等現代媒體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2013年11月底奧巴馬參觀好萊塢，向現場數千名群眾強調:“我們可以通過娛樂業，塑造全世界的文化。”我國也開始在影視劇輸出方面加快步伐，有關單位正合力將數十部電視劇、電影、動畫片和紀錄片譯制并推向非洲等地區，其中《媳婦的美好時代》等在多國熱播。隨著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電子書閱讀器的廣泛使用，電子圖書日趨主流，數字出版成為一種趨勢。比如，外文局于2011年底推出中英雙語《中國文摘》iPad讀物。

2.4譯介受眾與效果

“”之前，我們把讀者對象按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東歐)、民族主義國家(亞、非、拉)和資本主義國家(歐、美、日本)三類來劃分，對外宣傳對象以亞非拉廣大中間讀者為主(鄭曄，2012)。外文出版社1955年在總結經驗時稱著作、文藝作品和介紹中國文化生活的讀物在國外需求大且受歡迎，不過人們在選題和編譯工作中存在主觀主義傾向，具體表現在選題時不對外國讀者的需求和意見進行研究分析、中文編輯加工自以為是、外文流于死譯硬譯等，要求在此后工作中大力克服死譯現象，加強外文譯稿的編輯工作。(周東元，亓文公，1999a:113-117)這些問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顯然難以解決。1962年，該社在其思想匯報中反映了“以我為主，照顧讀者”的方針問題。(同上:243)“”期間，外文局編譯人員人人自危，怕犯錯誤，翻譯工作中直譯、死譯現象很普遍，不敢與外國專家接觸，怕被控為“里通外國”，如此便嚴重影響了外譯書刊的可讀性。(同上:257)由于我國長期注重對外宣傳政治經濟成果，輸出意識形態，外文版圖書在西方國家通常被視為宣傳品，難受普通讀者的歡迎。在文學譯介領域，研究表明，在80年代，英美讀者傾向于從政治和社會學角度而非審美角度閱讀以“熊貓叢書”為代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1989年的政治風波強化了英美民眾對中國“極權政府”形象的想象，使英美出版社在出版中國文學作品時傾向于選擇持不同政見者或反映、批判、諷刺中國“極權政治”的作品。(耿強，2010)90年代，政府不再為書刊外譯提供大量資金，于是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2001年《中國文學》停刊，“熊貓叢書”也幾乎停止下來，讀者也轉為國內讀者為主，英美等國的普通讀者群逐步丟失。中國國際書店(現名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在80年代進行改革，由外文書刊出口為主轉為中外文書刊出口為主，由國外市場為主轉為國內外市場并重。前，該機構的主要海外讀者群是華人、漢學家、學者和中文學習者。

3經驗教訓與策略分析

3.1譯介受眾

無論是從常識還是從傳播學、政治經濟學等理論角度來看，受眾在文化外交中都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要在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取得最佳傳播效果，其他傳播要素均需體現受眾意識。在外譯活動中，我們就需要從受眾角度看待譯介內容、主體、渠道及手段、翻譯方法等環節，考慮受眾的興趣和需求。長期以來，我們在外宣工作中將國外受眾視為被動接受的宣傳對象，以期對他們進行指導教育，促進世界革命。而在西方國家，民眾認為宣傳即謊言，對我們的外宣活動并不信任。外文出版社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其在1962年的經驗總結中稱:“最好的宣傳使人不覺得是宣傳……不要不分場合地、過分天真地暴露出我們的宣傳意圖和政治目的”，“讓事實說話……讓讀者自己下結論……不要把我們的觀點強加于人，不要說教。”(周東元，亓文公，1999a:250-251)8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們在對外傳播中逐漸不再將國外受眾視為政治意義上的宣傳對象，而是有理性、有需求的市場信息消費者，開始尊重他們的需求，提高對外傳播的針對性(鐘馨，2010)。這是傳播觀念上的巨大進步。

3.2譯介內容

80年代之前我國的譯介選題工作具有相當的盲目性，比如外文出版社的選題步驟是:基本不懂外文的中文編輯根據外宣需要和經驗制定出統一的中文書目，對內容進行編輯，然后交由譯員嚴格按照中文內容譯成外語。即使一本書刊要譯成多種語言，各版本的內容與形式亦是一致的(周東元，亓文公，1999a)。由于各國受眾所處歷史文化環境不同，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思維習慣，同一國家受眾的興趣愛好、文化程度和欣賞水平也不相同，因此要滿足各類受眾的需求并非易事，需要對國外受眾進行系統化、正規化的前期調查。在文化外交中，文化一詞有三個層次的含義:最外圍的物質文化層(如長城、兵馬俑)、中間的制度文化層(如風俗習慣)和最核心的價值觀念層。(曲慧敏，2012)無疑，文化外交中最重要的應是核心價值觀走出去。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此指明了方向。據調查，國外受眾通常較感興趣的有關中國的內容包括:體現人文關懷和共同價值觀的題材(如愛情、家庭、環境問題)、傳統文化(如文化典籍)、關于旅游教育社會方面的題材、有關現代中國的內容(比如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社會文明、科技力量)等(胡興文，巫阿苗，2014)。目前，文化典籍外譯工作接近尾聲，國外對能反映國際視野和人文精神的中國現當代作品(包括文學、學術作品等)的需求增大。文化外交中對外傳播的信息即使到達受眾，并不意味著受眾完全接收該內容。受眾對譯介內容的接收有四個層次:1)了解所傳播的信息;2)理解我們為什么要這么說;3)同意或同情;4)信服(沈蘇儒，2009)。達到第二個層次已屬不易，因為人們在理解外國文化時難以擺脫自身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文化折扣”難以避免。那么應該如何提升受眾對譯介內容的接收程度或譯介效果呢?

3.3譯介手段

翻譯策略對于譯介效果十分重要。早在50年代，外文出版社就確定以“信、達、雅”作為翻譯原則，其中的“信”(即忠實)是主要原則。前面所講的死譯硬譯即是過度忠于原文文字的結果。然而在翻譯(特別是文學翻譯)實踐中，編譯并不少見。據漢英翻譯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講，國外編輯在讀了他譯的《狼圖騰》后，為讓譯文更符合英美讀者的閱讀習慣，吸引更多的讀者，將譯文刪掉至少三分之一;他翻譯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時，國外編輯對原文結尾不滿意，于是莫言為此撰寫了一個全新的結尾(李文靜，2012)。翻譯的方式除全譯外，還有摘譯、編譯、縮譯、改譯、闡譯、譯寫等(黃忠廉，2000)。當今社會，“文化快餐”盛行，許多人看名著只看精簡版。2013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對近3000名讀者進行網絡問卷調查，在其“死活讀不下去排行榜”上，《紅樓夢》、《百年孤獨》與《三國演義》分居前三位。另據報道，《三國演義》的原著譯成法文，由于歷史文化的巨大差異，很多法國人讀不下去。不過，《三國演義》連環畫的法文版卻在法國取得成功。因此，在文化外交中，沒有必要全部采用全譯的方式，可以先采用受眾較易接受的摘譯、編譯等方式和漫畫、口袋書等形式，在時機成熟時再推出全譯本(胡興文，巫阿苗，2014)。

3.4譯介主體

如前所述，文化外交的主導者通常是政府。由于國外受眾對我們官方渠道所傳播信息的信任度較低，我國政府應鼓勵民間組織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傳播中華文化，以企業為主體，通過市場運作來擴大對外文化交流。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置身其外。有研究表明，2001年《中國文學》停刊后，由于我國當代文學譯介機構長時間缺位，國內大量非主流文學作品被海外出版機構以“社會化”、“新聞化”的意識形態視角譯介出版，如2001-2010年間被翻譯出版最多的是衛慧的《上海寶貝》(何明星，2013)。目前，我國在文化外交中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廣泛參與，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整合政府和民間兩種資源(蔡武，2014:234)，政府為民間機構提供政策上的指導以及資助。作為譯介主體之一的翻譯人員已成為制約我國文化外交的一個因素，主要原因是中譯外人才短缺。為解決這個問題，自2007年起，國家設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以培養高層次、應用型高級翻譯專門人才。然而據筆者對所教翻譯碩士生的調查，他們當中竟無人有意畢業后從事單純的翻譯工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翻譯薪酬過低。對此，陸谷孫先生曾評論道:“譯文酬金N年不變，致成爝火;譯著一般不計入學術成果，即得百萬之數，不及談玄說虛千百字，風成化習，譯道漸蕪，自屬必然。”(趙蕓，袁莉，2010:18)始于2010年的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一本書的資助經費常為40萬元，這為翻譯薪酬標準提供了一種借鑒。

4結語

本文從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渠道及手段、譯介受眾和效果等方面簡要介紹了我國文化外交的歷史發展及經驗教訓。目前國內所用的對外宣傳(簡稱外宣)、對外傳播和文化“走出去”等說法在某種程度上都不如文化外交這一說法，因為前三者強調的都是信息的單向輸出，有強加于人的意味，而文化外交則是政府主導的雙向文化交流(盡管其重點仍是對外信息傳播)，注重與受眾的交互。此外，在傳統翻譯理論中，原文與作者被推上神壇，人們關注的更多的是原作、譯作、作者、譯者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原作與譯作之間的對比研究，對受眾關注不多。從譯作傳播效果最大化的角度探討翻譯策略等理論問題，無論對文化外交工作，還是對翻譯學科的發展，其意義都將是重大的。

作者：孫三軍文軍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