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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城鎮化 農村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是我國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內涵之一，而城鎮化則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在城鎮化進程中，具有傳統特征的農村政治文化也必將隨著農村社會的現代轉型而實現轉型。這種轉型，意味著農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將逐漸轉變為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現代的、民主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國農村政治文化的傳統性分析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本質上屬于農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時期，定型于秦漢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歷史的全過程，甚至在今天依然發揮著它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象征著傳統農業社會的農村地區，這種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權主義
在中國傳統社會，王權是國家權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響著社會的各個層面。王權的至高無上性和不受制約的性質，使得社會嚴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級制度進行排序，社會資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級地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來進行的。在傳統農業社會，地位卑微的農民在社會資源分配中自然處于最不利的處境，他們不得不接受來自于上層階級的統治和剝削，同時也不自覺地形成了對政治權力的崇拜意識和依附觀念。在傳統政治結構下，這種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的利益，從而成為千百年以來根植于中國農民內心深處的堅固的政治意識。近現代以來，中國先后進行了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政治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權利狀況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中國正在朝著民主法治社會的目標邁進。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的特點，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國農村社會普遍存在，影響和制約了農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長。
（二）宗法觀念
宗法觀念起源于家長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家長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樣適用于家族、鄉里、郡縣以至于國家。在這種模式中，權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過血緣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傳承，而其他人必須接受和認同家長的權威。家長制的這種等級意識和人治傳統，就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法觀念。宗法觀念以儒家經典為依據，主張三綱五常，主張用傳統的倫理道德來統治整個社會，實現社會的和諧。長幼有序、貴賤有等，尊卑有別的思想，實際上繪制了一幅禮治的經緯圖。宗法觀念在以家族為基本構成單位的傳統社會是有重要意義的，它是統治階級進行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對維護整個社會的秩序和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農村社會，傳統倫理道德的繼承和發揚，對維護社會風氣和構建農村和諧社會而言，也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是，家族式集權管理的模式卻是不適應當前我國農村民主政治發展要求的，因為它忽視甚至抹殺了農民個體的權利和自主意識；同時過分強調血緣關系也會導致農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帶腐敗的產生，甚至會造就一些橫行鄉里的“村霸”行為。這些現象在我國部分農村地區的存在，不僅不利于農村民主政治的成長，還直接危害了農村社會的團結和穩定。因此，對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觀念”，必須秉持“揚棄”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義
在生產力低下的中國傳統社會，平均主義是貧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統治者鞏固其王權的政治策略。所謂“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統治者對社會期望的基本認識。因此，無論從百姓角度看，還是從統治者角度看，平均主義都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個突出表現。這反映了人對于社會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對平均主義過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鍋飯”現象和對個人利益的否定，這在今天注重生產效率的時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護公民個人權利的基本政治原則。因此，必須將“平均主義”的政治文化逐漸塑造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
二、城鎮化進程對農村政治文化的影響
（一）城鎮化對農村政治文化的積極影響
農村地區是我國傳統政治文化最堅固的陣地，農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漸消除傳統政治文化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塑造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市，接受了現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觀念逐漸發生轉變，政治認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為也顯得更加理性。這些勞動力在返鄉之后，會對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發揮一定促進作用，加之農村自身現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現代政治觀念引入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共同促成了當前我國農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實現現代轉型。概括來說，城鎮化進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對農村政治文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增進了農村公民的權利意識。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王權主義”思想留給中國農民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根深蒂固的權力崇拜和權力依附意識，即在無條件服從權力的同時忽視了自己的利益訴求，并形成了對個人權力的盲目崇拜。這種觀念不僅不利于公民權利的維護，而且會助長農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風。在城鎮化進程中，大量農民工外出打工，在參與城市生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諸如拖欠工資等許多侵害自身權益的行為，在他們團結起來維護切身利益的過程中，實際上正是其公民權利意識不斷成長的過程。而公民權利意識的成長，是現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之一。
2.培養了農村公民的法制意識和規則意識。建設法制社會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我國農民由于受傳統人治思想的影響，加之長期以來農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農民的法治觀念淡薄，缺乏規則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在城鎮化進程中，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和經濟往來加速，觀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進一步加深。已經在城市地區成長起來的法治觀念也逐漸影響到了農村公民的思想意識，促使他們逐漸樹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的觀念，也使得農民的政治參與行為變得更加理性和克制，這對于農村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風氣的維護是非常有利的。
3.激發了農村公民的創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而不再是傳統的“平均主義”、“大鍋飯”。農村公民在城鎮化進程中深度參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培養和鍛煉了他們開拓進取、堅忍不拔和與時俱進的精神，同時也獲得了在社會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認識。這一觀念的形成，使他們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經濟生活的快節奏，也更加能夠積極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認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鎮化進程對農村政治文化的消極影響
城鎮化進程為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轉型帶來了契機，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首先，城鎮化造成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至城市地區，給農村地區的政治文化建設帶來了主體缺失的根本性影響。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大量涌現，使農村地區喪失了政治文化建設的最活躍的生力軍，同時也造成了農村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其次，城鎮化進程中隨著城鄉交流的日益頻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墮落的思想也隨之影響到了部分農村人口，特別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輕人，從而對農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長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這些消極影響都是今后應當著重注意預防和消除的，但總體來說，城鎮化給農村政治文化帶來的更多是積極和正面的影響，我們應當進行客觀全面的評價。
三、農村政治文化現代轉型的路徑思考
我國農村政治文化現代轉型的基本目標，是將傳統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轉變為現代的、民主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鎮化進城中，要實現這一轉型，必須考慮到以下幾方面的路徑：
（一）完善農村政治參與機制，營造民主政治氛圍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國農村政治參與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平臺，長期以來承擔著農村社會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許多農村地區，政治參與的制度和實踐經常脫節，導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農村公民民主習慣的養成。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設，更重要的是，真正將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參與落到實處，形成村民參與鄉村事務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圍，從而促進現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強學校教育，提高農村公民的政治認知水平
從現實情況來看，學校教育是當前我國農村政治社會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農村公民政治認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徑。而政治認知水平的提高，是現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礎。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農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學校教育，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公民。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農村中小學教育的人員和資金投入，努力實現教育公平，促進農村教育現代化，為農村社會的現代轉型打造良好的基礎。
（三）對傳統政治文化進行合理“揚棄”，使其融入現代政治文明
我國傳統政治文化雖然整體上是一種“依附型”政治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原則不相符，但在某些具體內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現代價值，如對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的重視等。因此，在農村政治文化建設中，應當注重現代政治文化與傳統政治文化的適當結合，塑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民主法治的農村政治文化。
（四）通過城鄉一體化建設減少農村勞動力轉移，為農村社會的整體轉型創造條件
關鍵詞：城市精神；品牌文化；精神契合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12-0000-02
一、城市精神在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中植入的可行性
關于城市精神，學界和業界有著許多不同的理解。韓非（2006）認為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靈魂，是一種文明素養和道德理想的綜合反映，是一種意志品格與文化特色的精確提煉，是一種生活信念與人生境界的高度升華，是城市市民認同的精神價值與共同追求。按照文化的三層次說，認為文化包含最表層的物質文化、中間層的行為制度文化、核心價值觀層的精神文化（馬華維，2001）。霍夫斯泰德（2010）在《文化與組織》中關于文化的解剖，認為文化包含符號、英雄和儀式的實踐活動層和體現精神文化的價值觀層[1]。
基于文化層次說，筆者認為城市精神是城市的歷史文化、城市形態格局和市民的價值觀念、思想情操、道德素養、精神風貌和社會風尚等等的集中體現，是城市文化中的精神層。它是在充分考慮城市的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平衡下，定位于城市的現實發展，引領城市未來，突出城市魅力，強化市民精神，從城市文化中提煉出來的最本質、最核心的城市文化精髓。
因此，城市精神的形成是提煉、萃取了優秀的城市文化、最能反映城市格局的文化、市民的積極價值觀念、優秀的思想情操、良好的道德素養、向上的精神風貌和和諧的社會風尚等而逐漸修正并將其固定化的過程。并藉以彌補城市視覺污染、城市風格缺失、城市文化自覺精神缺失等城市發展面臨的精神文化缺失的問題[3]。其提煉、萃取的過程即是將城市符號、城市英雄和城市儀式等城市外在文化內化為城市內在價值觀的過程。
因為城市符號、英雄和儀式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在城市精神內化的過程中，要在繁蕪的形物城市中一一對比、痛苦地篩選并保留少數典型的最能夠代表城市文化的符號、英雄和儀式。并且選擇適當的渠道將城市精神傳遞給城市的市民，讓城市精神滲透到市民的文化性格中。城市電視臺作為城市的喉舌和城市文化宣傳的前沿陣地，長期浸于城市文化中，是城市精神傳遞的最佳媒體選擇。
城市電視臺通過其擅長的視聽語言手段，把城市精神轉化為形象的視聽語言，傳播城市歷史、人文、藝術、文學等大量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信息，承載著城市文化的記錄，沉淀了城市群體的共同記憶。
同時，因為電視臺的生產性質，只能在城市范圍內傳播，為了實現品牌忠誠度的目的，貫徹李長春同志的“三貼近”方略，以“本土化”作為城市電視臺電視節目生產的宗旨，決定了城市電視臺是本土文化最具活力的創造者，在城市文化建設中承擔著城市文化創造的主力軍。其生產和傳播與城市文化的發展同呼吸、共脈搏，具有與城市文化天然的聯系。在城市電視臺的運營中不僅傳播城市文化，還通過一些有影響的電視節目創造一些城市文化[3]。
以東方明珠電視塔、廣州塔、天津廣播電視塔、中央廣播電視塔、河南廣播電視塔、海峽明珠電視塔、四川廣播電視塔、龍塔、宿遷電視塔、江蘇電視塔、龜山電視塔為代表的一批電視臺的建筑物不僅是電視臺的一棟建筑，同時還成為了該城市的地標性建筑，成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基于種種原因，城市精神的提煉和萃取必將融入電視化的過程。
反之，城市電視臺作為城市文化前沿陣地和文化創造的主力軍，其品牌文化的形成在內化城市電視臺本企業的形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外，還會萃取城市文化、城市形態格局、市民的價值觀念、思想情操、道德素養、精神風貌和社會風尚等城市典型符號，形成城市電視臺的品牌文化。
二、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植入的必要性
比較城市精神和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的內化過程發現，城市精神萃取是由外而內的過程，是將能夠代表城市文化的形物抽象成內在化的符號標志，再將這些共同的符號標志內化為價值觀的過程。這個過程與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的內化過程相同。相同的萃取過程決定了城市精神和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都代表了各自的精華價值觀，都表達了各自最深層的精神文化。
在相同的萃取過程中，供城市精神萃取的文化原材料是包含形物城市電視臺在內的典型的城市符號、儀式和英雄。同時電視臺品牌文化提煉的文化原材料是包含城市形物在內的城市電視臺的符號、儀式和英雄。提煉原料的相似性，決定了在同一座提煉工廠加工出來的成品（即城市精神和城市電視臺）必然具有的精神契合性。
城市電視臺是了解城市精神的窗口，是宣傳城市精神的前沿陣地，是孵化城市精神的搖籃。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理論的城市電視臺有責任、有義務為弘揚城市精神而貢獻。主觀的弘揚愿望決定了城市電視臺在塑造其品牌時，將自覺地與城市精神投契。
城市精神是城市主流價值觀的體現，反映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意愿。城市居民的這種文化意愿也必將反映在城市居民的電視消費意愿上。他們將追尋那些反映城市主流價值觀的節目。城市電視臺在強化品牌忠誠度，滿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時，必將用居民需要的能代表城市主流價值觀的城市精神作為生產的要素，這就決定了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與城市精神的精神契合。
三、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植入的路徑
城市電視臺在面臨同業的衛視頻道和可替代的廣播、互聯網、移動網、紙質媒體等競爭過程中，致勝的法寶是品牌，正像楊先情（2014）在《地市報業傳媒實施品牌化戰略的路徑選擇――以廣西欽州報業傳媒為例》中所論述的“媒介市場競爭已逐漸成為品牌的較量。”而在城市電視臺的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的植入又勢在必行。
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形成中的城市精神植入堅持以城市精神為中心，以城市物質制度為支撐點，以城市物質為切入點，以“人才興臺”為立足點，或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的合理路徑。
（一）以城市精神為中心
城市精神是城市制度和城市物質的核心載體，是提煉、萃取過的城市共有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的集合，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價值觀念、文化理想、行為準則等。
城市電視臺在品牌文化中植入城市精神就要以城市精神為中心，充分解讀城市精神，發掘城市精神的內涵，發現城市精神的電視化語言。在經營管理過程中調整城市電視臺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使之與城市精神相一致，并將之作為電視臺要達到或實現的最高目標和理想，使之滲透到全體或多數員工使之成為電視臺員工一致的行為宗旨，產生與城市精神共鳴的內心態度、意志狀況和思想境界。
（二）以城市制度為支撐點
城市制度是城市居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城市制度是城市物質得以實施的基礎，也是城市精神有效提煉、萃取的保證。城市制度在城市精神的提煉、萃取過程中體現出重實際、全覆蓋、有效力、可實施、易操作等特點。
正是因為城市制度對城市精神的支撐性，要求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植入城市精神的過程中也要將城市制度作為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的支撐。在城市制度的框架內重實際、全覆蓋、有效力、可實施、易操作地把城市制度融入到城市電視臺自有的制度文化中。使得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制度與城市制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三）以城市物質為切入點
城市物質是為了滿足城市居民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由城市居民所創造出的物質產品及其所表現的文化，是城市精神外在最直觀的反映，是認識城市精神的基礎。電視的表現形式包括音頻和視頻，其中音頻和視頻的資源都是文化的物質表現。城市電視臺唯有善用各種物質的城市元素才能有效表現城市精神，構筑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體系。
（四）以“人才興臺”為立足點
首先，人才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創新的源泉。在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形態日漸多元化、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相互依存的條件下，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都必須牢牢把握市場脈搏，不斷進行技術手段、經營管理和體制機制的創新，才能取得可持續的發展[4]。其次，人才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第一生產力。在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中，技術手段的革新帶來的不僅是生產方式的轉變，還將對城市電視臺的經營管理模式產生深刻的影響。城市電視臺的人才對時代的深刻感悟和創新精神，從而生產出不朽的作品是真正支撐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的原動力。另外載體創新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創新的手段，經營創新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創新的關鍵。所有城市電視臺生產力的進步都源自于人才。再次，人才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核心競爭力的締造者。城市電視臺品牌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內在機制、作品內容[5]。即通過完善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內在機制、提供更優秀的作品內容、創立忠誠的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培養優秀的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才能使城市電視臺品牌具有獨特的競爭力，才能在城市電視臺品牌市場求得長足發展。可以說，城市電視臺品牌的核心競爭力締造的每個環節都需要人的參與，更需要城市電視臺品牌文化人才的探索和經營。總之，人才是城市電視臺品牌核心競爭力的締造者。最后，人才是城市電視臺品牌市場化的保證。要改變中國城市電視臺品牌的現狀，只有了解市場的需要，才能組織好城市電視臺品牌產品的生產；精通城市電視臺品牌產品運作的過程才能使城市電視臺品牌生產有利可圖，符合產業發展的態勢。人才是了解市場、精通運作的主體，是城市電視臺品牌市場化的保證。
參考文獻：
[1]GeertHofstede.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2010.
[2]奚潔人.世界城市精神文化論[M].上海：學林出版社，2010.
[3]汪永輝.城市電視臺是傳播城市文化的主力軍[J].視聽界，2011（2）.
一、農村城鎮化的基本概念
城鎮化是指一個國家從傳統的農業國步入現代工業國所必然出現的城鎮發展過程，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必然趨勢，其主要內涵是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的過程。城鎮是城鎮化的載體，城鎮的數量和規模決定著城鎮人口的容量，也就決定了城鎮化水平的高低。我國農村城鎮化的興起，是在中國特定的城鄉分割制度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特殊國情條件下推動的。一方面，現有的大、中、小城市在戶籍、就業、土地、社會保障等方面阻礙著農村人口的進城；另一方面，農村經濟發展客觀上存在著對城鎮化迫切要求，這樣，農村地域內的廣大小城鎮就成為了農村人口實現城鎮化的主要選擇。農村城鎮化是中國農民創造出的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特點的城鎮化進程。
二、農村城鎮化的基本特點 推進我國農村城鎮化的重大意義
目前在我國城鎮的8000萬流動人口中70--80%的是進城打工的農民，這些進城打工農民基本上是從事第二產業，只要當地條件成熟，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會回到本地從事非農生產。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為農村城鎮化提供了產業基礎和資本積累。改革20年來，我國鄉鎮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所提供的農業剩余，為農村城鎮化創造了前提。小城鎮建設已具備了現實基礎。根據國家體改委等11個國務院有關部委對全國18個省市1035個建制鎮（包括縣城關鎮）的隨機抽樣調查結果，平均每個小城鎮（建成區）經營總收入達6.5億元，擁有固定資產原值3億多元，固定資產凈值2億多元。農村城鎮化是我國整體城鎮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提高我國城鎮化整體水平，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根據國際城鎮化發展慣例，當城鎮化率達到30%以后，城鎮化將進入加速發展的時期。我國1999年的城鎮化率已達到30.9%（2000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由于調整了城鎮人口的統計口徑，城鎮化水平提高到36%）。因此，進入21世紀后，我國就應步入了城鎮化水平快速提高的時期。在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明確提出了實施城鎮化戰略，并把發展小城鎮作為推進我國城鎮化的重要途徑。
三、中國農村城鎮化進程中土地配置存在的主要問題
為了深入了解小城鎮土地配置現狀，于2001年上半年，對全國部分綜合改革試點鎮的土地利用現狀進行了調查，調查分三部分進行，一是結合國務院體改辦對小城鎮發展考核內容進行實地調研，在陜西省的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中，分別抽取四個小城鎮進行分析，主要是研究2000年至2003年的城鎮用地規模擴大和人口增加的關系，從中分析人均用地的變化趨勢。二是對2000年小城鎮用地結構進行了信函調查，對30個小城鎮進行了調查，收回有效調查表格15份。三是對鄰近山西、河南近幾年小城鎮發展較快的小城鎮土地利用進行實地調查，通過走訪小城鎮當地政府，市、縣、鎮各級土地管理部門和小城鎮居民，采取實地考察、問卷調查、座談會等形式，對小城鎮用地管理現狀、居民權屬概念、土地隱性市場等內容進行了調查。回收了46戶小城鎮居民的有效問卷，問卷調查設計。
調查結果表明，單一的征用土地配置機制，極大地激發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積極性，而忽視了對存量土地的管理，導致了諸多小城鎮用地不合理現象。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用地粗放，土地利用效率低；（2）大量耕地被占；（3）重平面擴張，輕內部挖潛；（4）用地結構不合理，建筑布局凌亂。
四、建設多元化的小城鎮土地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