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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農村改革順利鋪開，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這并不僅僅在于當時農民的探索、地方官員的默許以及中央控制的放松和政策的支持。如果從社會發展的縱向來分析，這一時期的中國農村與50年代初期相比，已經具備了推進改革的較充分的歷史條件，而正是有了這些歷史條件，中國在這一時期進行的農村改革，才能夠順勢啟動并迅速發展，從而實現了中國農村“水到渠成”的偉大歷史轉折。

1978年，安徽、四川等省份的農民又重新點燃了包產到戶的希望之火。此后，經過諸多的曲折和爭論，中共中央于1982年1月1日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包產到戶終于正式得到確認，取得了“合法”地位，“希望之火”遂成“燎原之勢”。截至1983年底，全國實行大包干的生產隊有576.4萬個，占全國總數的97.9％；實行大包干的戶達到17497.5萬戶，占94.2％。家庭承包經營在兩三年的時間內席卷全國，而我國農村也迅速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從統計數字看，國家對農業的投資，1953～1980年平均占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11.9％，相比之下，“六五”期間計劃安排只占6.15％，但這個時期我國農村總產值每年卻以歷史上罕見的高速度遞增，分別達到11％、9.5％、14.5％、15.6％和11.6％。以包產到戶為起點的農村改革拉開了我國全面經濟改革與全面振興的序幕。

如今，當我們回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去分析農村改革的時候，我們更多的是關注橫向因素，即當時中央對農村經濟控制的放松和決策的支持，農民創造性的探索以及地方上的默許與彈性政策。其實，如果從社會演進的視角來進行思考的話，許多縱向的因素對農村改革的蓬勃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換句話說，如果把當時中國農村改革的啟動作為一個時空坐標系的中心的話，那么，在此之前，也就是從建國初到1982年這一段時間里中國農村的發展，實際上為中國農村改革的啟動與順利發展做了重要的積淀。

改革的非動力性縱向條件分析

新時期的農村發展與20世紀50年代初的農村發展相比，盡管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大不相同，但在經營方式上都主要是以戶為單位的家庭經營。建國初期的雖然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卻沒有使我國農村像80年代那樣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如果進一步分析，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80年代初農村改革的全面啟動與建國初期相比，實際上已經具備了諸多的有利條件，這是新時期中國農村改革順利進行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一)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由于改革后農業生產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所以在社會經濟中，農村家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中，家庭成員的文化水平與家庭經營的成功可以說有某種程度的直接關系。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歷史階段，黨和政府都提出了農民教育的具體方針任務，逐漸提高了農民的文化水平和素養。

1.農村掃盲運動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在廣大農民中開展掃盲識字教育，取得了重大成效。

1950年9月，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明確提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1952年起又設立了掃除文盲的機構，并在全國推行速成識字教育，在全國逐漸掀起了識字學文化的高潮，僅1953年，參加學習的農民就有2000萬人。接著，1954年8月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業余文化教育會議，確定農民教育的方針任務是摘要：“緊緊跟隨和緊密結合著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地有計劃地掃除農民中的文盲，并逐步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以適應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1956年1月，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了《關于掃除文盲的決定》，要求“在全國范圍內積極地有計劃有步驟地掃除文盲，使廣大勞動人民擺脫文盲狀態，具有現代的文化”。1958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若干問題的決議》也指出在成人中要認真地掃除文盲，逐步提高教育水平，這是縮小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的一個重大步驟，必須認真進行。

進人新時期后，1978年11月國務院了《關于掃除文盲的指示》。1979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極大地提高農民首先是青年農民的科學技術文化水平的任務要求。[加同年11月，經國務院批準，由教育部、農業部、共青團中央、中國科協聯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農民教育工作會議。會上提出要把農民提高到中等農業技術水平，并提出了農民教育的任務是摘要：繼續抓緊掃除文盲，大力發展業余小學，積極發展業余初中，廣泛開展技術教育，加強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