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需變動趨勢與經濟結構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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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需結構：嚴重偏離世界一般水平從結構上看，內需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消費包括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投資包括固定資本形成與存貨增加。內需結構主要是看居民消費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分別占GDP的比重。我國內需結構的主要問題是消費比例大幅低于世界一般水平，投資比例大幅高于世界一般水平（見圖2）。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和世界銀行的數據，從2001年到2013年，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平均值為38.30%，而世界平均水平一直穩(wěn)定在60%左右；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平均值為41.29%，而世界平均水平在21%左右，我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2倍。更糟糕的是，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趨勢，由2001年的45.34%降至2013年的36.17%；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則明顯上升，從2001年的34.63%升至2013年的45.86%。這兩個指標不僅嚴重偏離世界一般水平，而且偏離幅度越來越高。這表明，我國內需結構不僅不合理，而且無明顯改善趨勢。
（二）內需潛力：增長率有待進一步提高內需增長衡量的是內需變動的未來趨勢和潛力。只要增長率為正，就表明內需絕對量在增長，但若內需增長率低于GDP增長率，表明內需相對量在萎縮，內需增長潛力較為有限。因此，只有內需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才能加快擴大內需之步伐。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和世界銀行的數據，從2001年到2013年，我國內需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在前四年差別不大，前者年均高于后者0.30%；2005年到2008年，內需增長率大幅低于GDP增長率，年均低2.72%；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fā)生后，我國出臺大規(guī)模經濟刺激計劃，導致2009年投資激增，內需劇增16.83%，大幅高于9.21%的GDP增長率。經濟刺激雖然帶來了短期的投資繁榮，但對內生性的居民消費和投資需求拉動作用有限，2010年內需增長率就降至7.06%，低于10.45%的GDP增長率。2011年至2013年，我國內需增長有所改善，增長率分別略高于GDP增長率0.43、0.56、0.60個百分點（見圖3）。總得來看，我國內需增長潛力有待進一步挖掘，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亟需提振。加大投資雖然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大內需，但投資拉動的只是中間需求而非最終需求。如果消費銜接不上，過度投資只能刺激虛假需求，形成產能過剩，從長期看對擴大內需無益。
二、內需視角下經濟結構調整存在的問題
以上分析表明，我國內需在總量和結構上皆存在問題，潛力有待進一步挖掘。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戰(zhàn)略仍面臨較大挑戰(zhàn)。經濟結構從根本上可分為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當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至少存在四個制約擴大內需的體制機制障礙。從供給角度看，一是主體錯位造成供給結構失衡，二是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尚不完善，使供給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結構；從需求角度看，一是需求管理過度，造成產能與流動性“雙過剩”，二是收入差距擴大抑制有效需求。
（一）主體錯位造成供給結構失衡經濟結構調整首先要明確主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主要靠政府主導和推動，雖然政府一再進行調結構，但結構失衡反而愈演愈烈。必須明確，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整的主體不同。總量調控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引導，政府可發(fā)揮主體作用。而結構調整是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是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探尋新的獲利機會，主體應該是企業(yè)，而非政府。因為生產的目的是滿足消費，是生產者而非政府承擔起預測消費者需求的責任。消費者的需求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市場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產業(yè)結構沒有絕對的優(yōu)劣之分，也不存在一個統(tǒng)一的合理標準，各部門的短缺或過剩只能由市場決定。企業(yè)家在追求利潤的動機下，把生產要素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部門，也就是從產品相對過剩的部門轉移到相對稀缺的部門，由此決定了產業(yè)結構的調整。相關企業(yè)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該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產業(yè)結構調整所需的知識高度分散在市場上，不可能匯總給政府做決策。競爭的意義就在于它是一個發(fā)現和利用知識的過程，不經歷競爭這個過程，產業(yè)結構調整所需的知識就不可能被發(fā)現和利用。如果政府比企業(yè)更了解消費者偏好，如果政府事先能知道什么產業(yè)結構最優(yōu)，如果行政手段比市場更有效，那么計劃經濟就不會失敗。因此，以政府為主體調結構往往造成無效供給偏多，有效供給不足，結構失衡更加嚴重。我國近年來產能嚴重過剩的鋼鐵、多晶硅、電解鋁、風電等行業(yè)，曾經都是政府選定大力扶持的行業(yè)。無效供給占用資源，卻不能創(chuàng)造新的需求；而有效供給不足又使已有的需求得不到實現，從而加劇了內需的不足。
（二）價格管制使供給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結構企業(yè)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但企業(yè)主觀上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非產業(yè)結構最優(yōu)。然而，正如亞當•斯密所言：“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消費者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選擇商品，生產者把資源用于能獲得最大利潤的地方，二者的相互作用產生了相對準確而靈敏的價格體系，形成企業(yè)進行成本收益計算的基礎。因此，價格漲落可自發(fā)引導結構調整：沒有準確的價格信息就不可能進行合理的經濟計算，沒有合理的經濟計算就不可能有理性的經濟活動。目前我國一般競爭性商品市場、資本市場等領域都存在一定的價格管制，價格不能反映市場上真實的供求信息，使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例如，資源性產品價格管制扭曲要素價格體系，助長高耗能、高污染產業(yè)過度投資，形成產能過剩。在利率非市場化的條件下，沒有資金定價自主權的銀行，自然偏愛風險較小的大企業(yè)，尤其是國有大企業(yè)，因而就不可能有積極性對風險相對較高的中小企業(yè)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結果造成國有投資盲目擴張，中小企業(yè)融資困難，居民內生性投資需求得不到滿足。
（三）需求管理過度造成產能與流動性“雙過剩”面對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主義提出的政策主張是，政府通過“需求管理”干預經濟。需求管理是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總量調控。事實證明，需求管理只能解決總量問題，而不能化解結構矛盾。合理的結構是總量擴張的支撐。如果結構合理，需求管理可以促進總量擴張；但如果結構不合理，需求管理就會導致更深層次的矛盾。這就是20世紀西方國家推行凱恩斯主義在二戰(zhàn)前后獲得巨大成功，而到70年代卻陷入“滯漲”的原因。為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我國都大力推行以凱恩斯主義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在2008年后，推出了史無前例的四萬億元的投資計劃，也在短期內有效應對了經濟下行風險。然而，長期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導致需求管理過度，當出現重大結構性矛盾時，需求管理的負面效應就開始顯現。這在我國最主要的表現就是“雙過剩”：一方面是過度投資引起產能過剩，制造業(yè)產品積壓，投資回報率低，內需萎靡；另一方面是流動性過剩，多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貨幣供應量快速增長。2008年底出臺的巨額經濟刺激計劃到2010年就產生了明顯的通貨膨脹效應，驗證了弗里德曼的貨幣時滯效應。通貨膨脹稀釋了居民購買力，降低了實際消費水平。在物價全面上漲的同時，房地產行業(yè)成為吸收過量貨幣的主要資金池，導致2008年以來我國房價急劇上漲。住房成為很多家庭最主要的支出項目，在收入增長有限的情況下，其他消費需求被削弱。
（四）收入差距擴大抑制了有效需求收入是影響消費最主要的因素。從結構角度看，收入分配結構決定了社會基本的需求結構。我國居民消費率持續(xù)走低的根源在于：在經濟快速發(fā)展的同時，政府財政收入和企業(yè)利潤相對增長過快，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差距持續(xù)擴大。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2013年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較201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國際警戒線。與工資收入相比，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更大。2008年四萬億元投資計劃推出后，由于結構性矛盾導致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大量貨幣涌入房地產市場，造成房價急劇上漲。高房價強化了財富的再分配效應，一方面耗盡普通市民階層多年積蓄，嚴重削弱了普通家庭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導致房產開發(fā)和投機者暴富，使社會財富向少數富人階層聚集，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巨額土地出讓收益。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guī)律的作用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費需求就越難擴大。而掌握大量財產收益的富人和政府為追求更高收益會產生強烈的投資動機，因此消費與投資必然失衡。可見，收入分配失衡惡化需求結構，阻礙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
三、擴大內需背景下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
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存在的上述問題造成擴大內需戰(zhàn)略多年不見起色。為解決這些問題，新一輪經濟結構戰(zhàn)略性調整必須做到“三個轉向”。
（一）從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既然經濟結構調整是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那么調結構就不能由政府來主導，而應由市場主導，即放手讓企業(yè)去調結構，激發(fā)各類市場主體之發(fā)展活力，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一是要明確企業(yè)的主體地位。正是無數微觀個體在市場中尋找成功機會的“試錯”行為，決定著產業(yè)的興衰，探索出經濟結構調整的路徑。這個過程盡管可能要付出很高代價，但還是比政府直接配置資源成本低得多。這也正是我們選擇市場經濟的原因。一個運行良好的競爭性市場體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調整經濟結構的成本。二是要完善價格機制。經濟結構失衡最終會反映到價格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價格調整并非具有完全彈性，供給結構變化也會有一定時滯，因此經濟結構會經常出現摩擦性失衡。但只要價格能夠準確反映商品的價值變化，企業(yè)就會迅速做出反應，通過改變供給結構滿足需求結構。如果價格調整彈性為零，那么企業(yè)就沒有動力改變生產要素的流向，經濟結構必然僵化。政府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應通過保護產權、保證公平、提供公共服務等措施，來完善市場，提高價格調整彈性，而不是直接去管制價格。
（二）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經濟形勢和問題不同，適用的對策也就不同。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是結構問題，而非總量問題，宏觀調控手段要根據經濟形勢進行調整，預防需求管理的路徑依賴；政策重心要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使供給結構適應需求結構，以有效供給創(chuàng)造新的需求。從現實國情來看，供給管理要做到三點。一是減稅。需求管理主張發(fā)國債進行政府投資，而供給管理則力主以減稅促進企業(yè)投資。由于存在結構性矛盾，前者會擠壓民間投資，刺激虛假需求，造成產能過剩；而后者是內生性投資需求，能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拉弗曲線”表明，降低稅率能提升居民投資和消費的積極性，從長遠看能拓寬稅基，增加政府收入。雖然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些結構性減稅措施，但減稅還有較大空間。減稅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對企業(yè)減稅，尤其要對中小企業(yè)、個體創(chuàng)業(yè)減稅；其二是對居民工薪收入及消費減稅，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購買力，擴大消費需求。二是穩(wěn)定幣值。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造成通貨膨脹，使價格變化不能準確傳遞市場信息。企業(yè)沒有準確的價格信息引導，在配置資源過程中就會付出極高的試錯成本，必然導致經濟結構失調。而且，通貨膨脹推高企業(yè)生產成本，抵消減稅刺激投資的效果。因此，供給管理背景下的貨幣政策要以穩(wěn)定幣值、保持物價基本穩(wěn)定為主要目標。三是精簡行政審批，提高企業(yè)活力。通過減少政府對企業(yè)活動的限制，降低企業(yè)交易成本，使企業(yè)更好地按市場規(guī)律行事，增加有效供給。新一屆政府已表明從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入手來轉變政府職能的決心。今后，要加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jié)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之精神，逐步實現“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jié)，行業(yè)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
（三）從短期刺激轉向促進長期均衡發(fā)展我國經濟發(fā)展長期面臨內需不足的困擾，從根本上來說是自身發(fā)展方式存在問題，制約科學發(fā)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在短期刺激遏制經濟下行風險后，應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解決影響我國經濟長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的重大問題上來。宏觀政策要從短期刺激轉向促進長期均衡發(fā)展，盡快消化前期刺激政策，避免新的刺激，以經濟結構調整為契機，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一是以收入分配改革來優(yōu)化需求結構。收入分配失衡是我國消費率持續(xù)走低的根源。過去有人擔心收入分配改革會因追求公平而損害效率。事實上，效率與公平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對市場而言，效率即是公平，平均主義才是剝削。在初次分配中，政府真正應該做的是維護市場規(guī)則，消除人為因素、體制因素扭曲市場而產生的分配不公，如打破行政壟斷，消除同工不同酬現象等；鼓勵企業(yè)探索提高勞動報酬的新途徑，如嘗試勞資合作，讓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企業(yè)利潤，增加居民資本性收入。在二次分配中，政府應還利于民，加大低收入群體的補貼力度，根據經濟發(fā)展水平適時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標準，推進醫(yī)療改革、社會保障等重大民生工程，支持自住型商品房建設。二是加快稅制改革，擺脫土地財政依賴。在財力與事權不匹配的情況下，地價上漲為地方政府帶來了的土地出讓收益成為地方政府重要財源，形成了土地財政。盡管中央政府一再出臺房地產調控措施，但由于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所以在房地產調控中力不從心。為改變這一局面，要按照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原則重新設計稅制，培育地方稅源，擺脫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尤其在營業(yè)稅改增值稅的大趨勢下，要改變現行分稅方法，避免地方稅源急劇萎縮。在房地產市場上，2014年以來，我國房價逐步趨于平穩(wěn)。地方政府要從長遠考慮，尊重市場規(guī)律，不宜頻繁“救市”；應以結構調整為目標，促進房價回歸合理水平。三是財政和貨幣政策要適時轉型。近年來，我國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行經濟刺激，抵御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但經濟刺激只能在短期內保增長，長期使用必然固化經濟結構，產生風險。財政和貨幣政策要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和結構調整的需要適時轉型。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平穩(wěn)增長。財政政策要平衡好短期擴張與長期風險之間的關系，制定中長期計劃，更多地服務于結構調整和科學發(fā)展，而不能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貨幣政策首先要防止貨幣本身成為經濟波動的誘因，尊重單一規(guī)則，保持幣值穩(wěn)定，避免中長期風險。總之，要以穩(wěn)定的宏觀經濟政策渡過結構調整陣痛期，切勿再次進行總量刺激。
作者：康珂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與中國工商銀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聯(lián)合培養(yǎng)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