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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各國商事立法與民事立法，不難發現，立法者更加強調商事關系的誠信要求，如果前后兩個買賣合同中均涉及出賣方存在違約行為的，對于前者的追責往往要遠甚于后者，歸結原因即在于商事活動中更加推崇誠信，民事活動雖也要求遵循誠信原則，但對于誠信要求的標準則遜于商事誠信。申言之，商事活動凸顯常態誠信，民事活動強調個體誠信。商法異于民法，商法更專注誠信。一直以來，關于民法與商法關系的爭議不絕于耳，“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顯然已成為立法者不可回避的課題。然種種爭議的背后，隱含著學者與立法者對于商事立法與民事立法構筑基點的態度差異，“民商合一”論者多是認為民法與商法的共性要遠大于個性，民法能夠包容商法。“民商分立”論者則更加強調的是商法的個性，認為商事立法要有別于民事立法，其理由之一即在于商法更加注重誠信原則的凸顯，而民法只能強調一般意義上的誠信，無法踐行商事立法奉行之理念。經過多年論爭，在我國，已經初步形成民事立法穩步前行，商事立法相對獨立的格局，立法者在商事立法中對于誠信原則的推崇已初見端倪：其一，在公司立法中，我國現行公司法已經明確將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確立為公司法的基本原則。立法者強調商人要擔負社會責任，商人逐利應當是在誠信基礎上進行的；其二，在保險法等商事立法中，立法者也在凸顯商人誠信義務。與公司立法相較，保險立法更為直接，立法者將最大誠信原則直接列為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并在保險法的具體構成中，對于保險人的如實告知義務、棄權與禁止反言等方面均進行了細致規定。

綜上，凡此種種，可以見得，商法之于民法特殊性，誠信原則的關注程度是為重要表征。商者誠信重于泰山，歸結根本原因有三：其一，藉于法律主體抽象人格向具體人格轉變之現代民商法理念訴求，構建異于或重于民事責任之商事責任，適當加重與凸顯商人責任，實乃形式正義向實質正義轉變的法理表征之彰顯；其二，在當下，相較民事主體而言，商人群體更為強大，涵蓋領域無處不在，對于市場經濟影響甚為強大。試想，如果縱容商人誠信缺失，微觀上不僅會對交易主體造成損害，宏觀上對于社會經濟秩序、社會道德秩序勢必也會構成威脅；其三，商人與交易相對人的信息不對稱。無論是學界，抑或立法者，強調商人誠信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在市場交易過程中，商人與交易相對人對于交易信息的擁有程度是不對稱的，在復雜的商事交易中，商人對于交易標的信息的獲取常優于交易相對人，這勢必構成雙方交易的不公平性，交易相對人難以在商事活動中取得實質的公平與正義，藉于此，立法者凸顯與強調商人誠信之標準，對于商事交易安全、交易效率、交易公平之維護至關重要。

商人責任的深度之一：擴張商人責任的邊界，商人應當擔承社會責任。一直以來，學界對于商人是否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存在較大爭議，通過梳理各方觀點不難發現諸多論爭最終聚焦于：商人承擔社會責任與商人利潤最大化目標是否相悖。傳統商法理論認為，商人唯一使命與職責即在于謀求私利最大化，盡一切可能地追逐利潤，除此之外，商人無需承受其他任何之重。申言之，商人逐利是商人行動的基本準則，是商人的永恒目標，在諸多價值取向存在矛盾與沖突情形下，裁判者應諒解商人的“自私自利”，立法者毋需為商人設置多元目標，免予商人“不務正業”，我國1994年公司法即對此種理論持肯定態度。現代商法理論對傳統理論學說進行了必要修正，最為凸顯的即為要求加大商人義務與負擔，嚴格商人責任，要求商人擔負社會責任。申言之，商人不能僅將其營利最大化之價值目標設置為唯一選項，商人還應對職工、債權人、社區、政府等其他社會主體的訴求進行必要考量。商人目標多元化并不與商人營利目標相矛盾，從整體意義上講，商人承擔社會責任能夠提高商人信譽，塑造商人形象，為商人謀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與條件。鑒于此，我國2006年公司法將商人承擔社會責任確立為商事活動的基本原則，彰顯了我國商事立法的進步與魄力。筆者對于商人社會責任理論持肯定態度，主要理由在于：其一，商人本質為商人擔承社會責任構筑了法理鋪墊。商人有別于其他法律主體的表征即在于商人的社團性，商人本質上是由眾多利益相關者組成的有機體，系以股東、高管、職工、債權人、政府、社區等為節點，以類型各異的合同為鏈接的合同束。就商人而言，以顯性合同為義務歸結基礎而對應的責任范疇，即為一般意義上的合同責任與侵權責任，對于以隱性合同作為連接商人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紐帶的法律關系構成中，商人擔承的義務即為商人社會責任；其二，商人承擔社會責任系為誠信原則的具體要求與體現。在商事領域，對于商人誠信標準之要求要遠嚴苛于以自然人為代表的民事主體，要求商人承擔社會責任實為商人誠信的基本要義，商人盡管不能擺脫謀利本性，但應在“為”與“不為”之間進行正確選擇；其三，商人承擔社會責任系為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的民商法理念之彰顯。

審視民商法理念的歷史沿革，不難發現，民商立法的軌跡正在進行著權利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變遷，商人“唯利是圖”的劣根正在予以修正，商人承擔社會責任即為民商事立法社會本位觀的凸顯。那么，商人社會責任的邊界應如何確定？首先，應當明確商人社會責任的主體范疇僅限于商人本身。學界對此尚存爭議，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商人責任主體具有不確定性，不應僅局限于商人，還應含括股東、董事等一切可能控制與主導商人行為的主體。此種觀點值得商榷，主要在于其混淆了商人與股東、董事各種相互獨立的人格，混淆了公司權力結構體系，未擺脫傳統的“所有權理論”，并未將以企業為代表的商人劃歸“人類”，與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理論極不相稱；其次，商人社會責任的對象范圍廣泛。基于企業利益相關者理論，凡是除股東之外的以企業為中心的“關系人”均為商人社會責任的對象，即商人社會責任的對象范圍包括職工、債權人、交易相對者、社區、社會等；最后，商人社會責任的內容應當從積極責任與消極責任兩個方面進行構建。積極責任的內容包括對職工的勞動合同責任、對債權人的合同責任、對弱勢群體的捐助責任等。消極責任的內容是不得損害環境利益責任、不得損害市場秩序責任、不得損害社會公德責任等。商人責任的深度之二：應當以懲罰“惡商”作為構建商人責任的基調。當下，商人已然成為社會生活中愈發引人注目的一類群體，其之所以為公眾視角所聚焦，更多是關于商人的不良印象，諸如毒奶粉、地溝油事件，在諸多事件的背后，蘊含著公眾對商人誠信的質疑，而如何樹立商人的誠信觀？除了正面意義上的疏導，拓展商人責任的維度，還要對商人責任的深度予以衡量。在商事責任追究司法實踐中，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立法者與裁判者大都秉承著傳統民商法理念，以補償受害者損失作為商人責任追究的內核，這與普通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追責并無多大本質區別。誠然，在一定意義上，以補償損失作為商人責任構建的基石，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產物，與我國鼓勵興商的歷史背景是相稱的，然歷史車輪轉動到今天，經濟背景與歷史現實今非昔比，適當加重商人責任，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構筑穩定的商事秩序已然是我們必須面對與解決的問題。

申言之，加大商人責任的深度，以懲罰“惡商”代替補償“弱者”作為商人責任構建的基石，勢在必行，具體理由如下：其一，確立懲罰性責任作為商人歸責之基礎，是踐行商事誠信之必要保障。與民事主體不同，各國立法者對于商人誠信的要求更為嚴格，盡管以懲罰作為商人歸責之價值取向加大了商人營業負擔，但不可否認的是，懲罰性責任的擔承是以商人缺乏誠信、唯利是圖為前提，誠信自律的商人并不畏懼商人責任；其二，懲罰性商人責任的確立，彰顯了民商法的平等與公平原則。眾所周知，商人與民事主體的區別之一即在于商人的持續性營利，商人在實際經營活動中大量獲利，遠超于民事主體的偶發性營利行為，如果將補償作為商人責任構建的價值理念，則極易引發公眾對民商法平等、正義理念的質疑；其三，確立懲罰性責任作為商人責任構建之基礎，加大商人違法成本，能夠更加敦促商人誠信經營、誠信從商，抑制千百年來商人“唯利是圖”的劣根。毋庸置疑，懲罰性責任較補償性責任更加嚴厲。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主要適用于兩種特定情形：第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確立了產品責任情形適用懲罰性賠償責任。明確規定經營者銷售產品存在欺詐行為的，消費者可以獲得一倍價款的賠償；第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存在欺詐的五種情形下，商品房購買者除了有權主張解除、撤銷買賣合同外，還可要求出賣人賠償一倍房屋價款。相較日益復雜、多元的商人惡意損害交易相對人事件的發生，上述懲罰性賠償責任條款顯得捉襟見肘，擴張、梳理懲罰性賠償責任規范迫在眉睫，應當在我國物權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頒布實施與修改基礎上，適當、有序地拓展商人懲罰責任的適用。

作者：周海博孫卓單位：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