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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吳鼎昌是中國二三十年代政壇上負責經濟事務的主要官員之一，其社會經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一個特殊的時代，具有主流特征。以1938年被派往黔省、主政該省為界，吳的社會經濟思想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他主張:應重視生產，發展經濟;希望停止內戰，消弭動蕩，在一“好政府”“好領袖”的領導下發展生產;應根據中國經濟環境的實際，探索發展經濟建設的途徑;推崇以“官民合辦”等方式興辦實業。后一階段，他認為，應把“抗建”借助作為推進貴州經濟建設和進步的千載良機;應根據貴州經濟建設現狀，發揮地方政府作用，為其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應借助國家資本，多方設法克服貴州財政上的極大困難，增加地方富力;此外，他還對當時國民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主張。

關鍵詞:吳鼎昌;貴州;經濟思想

一、吳鼎昌其人

吳鼎昌(1884—1950年)，字達詮，祖籍浙江吳興，生于四川綏定(今達縣)。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以四川官費生資格留學日本，先后就讀于日本成城學校普通科、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此間參加了中國同盟會，習得了許多商業知識，為其以后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回國后，被清政府學部賞給商科進士，先后擔任北京法政學堂教習、東三省總督署度支，中日會辦的本溪湖礦務局總辦，大清銀行總務科長，江西分行監督、中國銀行正監督、袁世凱政府工商部臨時工商會議副議長兼工商部顧問、天津造幣廠總裁等職。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院總理，掌握實權，吳鼎昌(以下簡稱吳氏)先后出任中國銀行總裁、鹽業銀行總理、財政部次長等職。1918年12月被派往歐美考察財政。1919年12月，南北政府在上海議和，吳氏為北方代表，是北方總代表朱啟鈐的智囊人物。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段祺瑞等下野，吳氏也結束了其北洋時期的政治生涯。吳氏退出政壇后，即專心經營銀行事務，由于目光敏銳、行事機警、銀行知識豐富、經營手腕高超以及當時中國、交通兩國家銀行社會信任較差等，他很快將鹽業銀行與金城、中南、大陸等聯合起來，組成四行儲蓄會，形成了所謂“北四行”集團。“北四行”及其儲蓄會以北方數省為營業重心，發行鈔票、操縱公債、庫券和借款，名義上分為四行，實則一體，“隱然有與四國家銀行(即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央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分庭抗禮之勢”①。吳氏也因此威望日著，成為北方主要財閥之一和中國近現代史上屈指可數的銀行家之一。此外，吳氏還與其摯友胡政之、張季鸞創辦了新記《大公報》公司。1925年11月，有著20多年歷史的天津《大公報》停刊，吳氏乘此機會，出資5萬元買下了《大公報》產權，組成一個新記公司，他自任社長，胡任總經理，張任總編輯，三人精誠團結，通力合作，各顯神通。他們提出“四不”(即不黨、不買、不私、不盲)的社訓，力求報道之客觀公正和“無偏無黨”，把《大公報》辦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份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極為深遠，并頗具特色的民族資產階級色彩的全國性大報。“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為了應付日寇侵略所造成的危機，積極物色專家人才，從事有關國防建設調查、研究和制定計劃等方面的工作，吳氏經人介紹被任命為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此后他與張群、等人的交往日漸密切，1935年12日正式參加了國民政府，擔任了以為行政院長的所謂“名流內閣”的實業部長職務。此后直至抗戰前夕，吳氏被任命而兼任了許多與經濟有關的其它頭銜:趕日經濟考察團團長、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委員、財政部金融顧問第一組委員、全國鋼鐵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農本局理事長、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董事以及大本營第四部部長等等。［1］吳氏擔任實業部部長的時間雖短，不到兩年，但還是做了不少有益于國民經濟發展的事情，尤其是為了響應提倡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積極策劃組建一些從事貿易和生產的企業，實施一系列的投資計劃。在他的主持下，實業部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參與發展工商業的重心，［2］它先后創辦了上海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植物油料廠股份有限公司、溫溪造紙公司、中國茶葉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國貨聯營公司、首都國貨公司等。此外，吳氏還利用他在政學系內的關系，同由政學系成員張嘉璈任部長的鐵道部組建了中國建設銀行公司，同四川省政府組建了中國伐木公司等等。抗戰爆發后的1938年，吳氏被派到貴州任省政府主席，后又兼任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1944年底調回重慶任國民政府文官長，1950年病逝于香港。時人指出，吳鼎昌無疑“是我國由舊趨新大變局中有關政治財經最杰出的代表人物”②，是中國二三十年代政壇上負責經濟事務的主要官員之一。從其一生的經歷可以看出，他習經濟出身，又有著開辦企業、開展經濟建設等方面的豐富獨特經驗，其經濟活動貫穿了當時中國經濟領域的各主要行業，因此，其社會經濟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一個特殊的時代，具有主流經濟思想的性質特征;加之，其社會經濟思想之中也有不少至今還仍然值得我們去借鑒吸收的珍貴而合理成分，因此研究之，無疑有著較為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二、吳氏的社會經濟思想概要

應該說，吳氏一生最為重要的時期還是在留學回國后到1944年底離開貴州前，而這一時期又以1938年他被派往黔省、主政該省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如果說前一階段主要為其社會經濟思想產生發展成熟階段的話，那么后一階段則主要為其社會經濟思想的具體運用、實踐發揮階段。

(一)主黔前的社會經濟思想

吳氏早年的社會經濟思想主要集中體現在其以“前溪”等筆名發表在《國聞周報》上的一系列論文之中。大約自1921年起，吳氏在《大公報》的副刊《國聞周報》上陸續發表了幾十篇文章，其中較能體現其社會經濟思想的有:《十八世紀以來經濟學說之流毒》《中國國民經濟之趨勢》《財政別解》《借錢新解》《三民主義評論》《道勝銀行關閉之感想》《再論道勝銀行事》《中國新經濟政策》《全國實業界應要求宣明態度》《創設中國經濟議會》《中國民族傳統的經濟思想及其組織》《新金融制度》《如何救中國》《廢止內戰大同盟》《新銀行法研究》以及講演詞《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等等，尤其是《中國新經濟政策》堪稱其代表作。從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窺見這一時期吳氏具有如下社會經濟思想:

第一，主張應該重視生產，發展經濟。吳氏指出，中國民族傳統的精神“重安”，而不“重強”，“個人注重‘自安’，人與人間注重‘相安’，整個國家注重“治安”，這與個人注重在‘自強’，人與人間注重在‘互強’，整個國家注重在‘強盛’之西方民族精神同異”，這種重“安”而不重“強”的精神導致中國社會形成了一種過分重視“物質分配，”而不重視“物質生產”的病癥，亦即“不患貧而患不均”的狹隘思想。［3］因此，他大聲疾呼應重視生產，加強經濟建設，“舉凡人類生活中所有之事，無公無私，無大無小，無生無死，莫不受經濟問題勢力之支配”［4］3，只有物質文明發達了，國家富力增加了，“貧寡”問題解決了，才能最終解決物質平均分配問題。但他并不認為中國古代基于“均富”的思想主張就十分完美，因為在他看來，這種思想主張是沒有“容納物質文明發展”之可能性的，所以，他認為當時之中國政府應該制定一種能夠使“全國之富力均之于社會”、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新式經濟政策［4］2

。第二，要求停止內戰，消弭動蕩，在一“好政府”“好領袖”的領導下發展生產。吳氏對于內戰是非常反感的。他曾針對中原大戰等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混戰說:“民族打得不成民族，國家自己打得不成國家了”。他指出，不管是否有無意義的“內戰”都“打不得了”，因為“國內民生狀況已朝不保夕，若遇有內戰促其崩潰，必回演歷史上之慘劇，赤眉、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往事不難再現于全國”。“鑒于內憂外患嚴重，大家不必專談理論，說計劃”，而應該先行滿足國民的希望———“廢止內戰”。他主張在具有“弱國”“亂國”“古國”“大國”四個難治條件下的當時中國，應該成立一個好政府，有一個好領袖，如此才能使“好主義”“好方案”得以貫徹，救國才有希望。［5］應當說，做為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吳氏是具有較為強烈的愛國情感的。“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日寇軍事入侵和經濟侵略的不斷加深，被卷入救亡圖存政治運動中的他大聲疾呼“國難當頭”，要求“廢止內戰”，帶頭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運動，主張全國一致對外，抵抗侵略。抗戰爆發后，他對日寇強加戰爭于中國人民頭上的行徑極為憤慨，痛斥親日派的對日妥協政策為“鬼混”政策。［6］象許多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吳氏亦主張以實業來實現他的救國和強國之夢。

第三，主張根據中國經濟環境的實際，探索和建立發展經濟建設的途徑。吳氏認為，充分研究中國經濟環境，建立一套確定的經濟政策是極其重要的。“吾人深知，一國社會狀況之變遷，無一不受經濟勢力之支配，“茍經濟政策不定，將失其支配之重心，猶如身之亡首，手足無措，衣之亡領，提挈無方”，良好的經濟政策會使生產“有進無退”［7］4，主張應該合群策群力研究一種新經濟政策。這種政策既不可仿行“已生流弊之歐美式經濟制度，”亦不可盲從“尚在試驗之蘇聯經濟制度”，而應該從中國經濟環境中產出。他還提出所謂“新均富主義”，主張既不象歐美那樣“集富于國家并集富于個人”，又不能象蘇聯那樣，完全集富于國家，而應當將均富于社會，這樣既不會國家獨為大資本家，“又不令個人進為資本家”［7］6。

第四，推崇以“官民合辦”等方式興辦實業。吳氏特別推崇“官民合辦”企業的形式，認為這種形式既可“得官辦之利而無商辦之弊”，又可有“商辦之便宜而免官辦之操縱”［8］78。對于孫中山主張借用外資大辦國有企業、進而發展整個社會經濟的主張，吳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孫的主張在理論上可以成立，但實施起來就會令人“為難的躊躇了”［9］1。吳既不贊成盲目地大量舉辦官辦企業，認為中國歷來是“官營事業腐敗的國家……中國能否多辦官營事業，實有討論余地”，“也許要一面試試，一面養成經營人才之道德……若率性盡量主辦起來也許一塌糊涂，個個虧空”［9］1;也反對“一古腦地索性讓民間承領”，他認為那只能是一個“笑話”［9］1。因此，在他早期所主持創辦的公司中，基本上貫徹了他那廣收游資，官商合作、共同發展生產的主張。例如，1936年8月由吳氏領導的實業部與6個省的省政府聯合建立了中國植物油料廠公司，資本總額定為200萬元，吳氏要求在參與組建的各個機構中分配認股，然后各家又將一半股份賣給私人，從而使不少官僚個人掏出腰包投資企業。

1937年春，實業部組建溫溪造紙公司，額定資本320萬元，吳氏為了集資，邀請《申報》《新聞報》《大公報》及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共同認購了170萬元的股本。［10］吳氏既不贊同孫中山以征收所得稅、遺產稅等方式去節制私人資本，也認為其竭力使國家資本發達的主張失之片面而不可取。他主張對于“一切經濟組織”，均應該采取“地方主義化”，“不與人民爭辦事業，凡是人民愿意辦的，都無須由實業部自辦，部里只是管理和倡導就夠了”③，這樣既可以廣泛吸取社會游資，多辦事業，又可防止國家的過分壟斷。第五，在發展社會經濟的具體政策措施上，他也具有不少遠見卓識。他贊同逐步而又謹慎地實行“統制經濟”政策，反對斯大林或墨索里尼式的高度專制，認為如果那樣的話，“也許統制起來，比自由經濟還壞”;主張“生產工具引進外貨，消費物品專用自產”，而資金技術也歡迎外來合作。［11］而作為國家，不僅不應該對工商業征收苛捐雜稅，進行敲榨勒索，而且應該幫助其發展，大力興辦水陸交通，設立大規模電氣發動廠供以原動力，為企業提供多種便利;在勞資關系上，他主張雙方“根本底合作”，設立勞資利益分配委員會，制定雙方利益分配法，工人與資本家一起同分紅利以使工人心甘情愿地為工廠服務;重視培訓經濟建設人才，多設職工學校，對入學者和非入學者在待遇上區別對待，“以期獎進勞力者教育之進步”。

在農業生產方面，他基本贊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綱領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并提出能使這一主張得以實現的五條辦法，其中限制自耕農每戶耕種土地之數量，各縣內設立農業銀行，在銀行內專設補助自耕農，購地基金科目等觀點頗有見地，對戰時中國農村金融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影響。此外，他還認為各級政府應重視對荒地的開墾以便賑濟災民，發展農業生產，設立平準委員會保證貧民在用必需品方面的基本供給等等。在金融方面，吳氏不愧為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30年代前期以前的中國銀行主要是為了“財政上之補救”服務的，而“非利用為經濟上的發展”，從中央到地方銀行都只知“藉威力籌公款，圖高利放私債而已”，“故其結果，昭在人耳目者，只余政府中之積欠累累，社會上之濫鈔紛紛而已”［12］。因此，他認為必須建立新式銀行和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為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服務。

(二)主黔時期的經建主張與實踐探索

1937年底至1944年冬吳氏主政貴州，大權在握。這無疑為他實施貫徹其政治抱負和經濟主張提供了有利的舞臺和機遇。在這長達7年的時間里，吳氏做了大量的講話，也寫下了回顧總結性的政論名篇———《花溪閑筆正續編》。根據這些講話和著作以及其它文史資料所載內容，我們可知，吳氏在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思想主張大體如下:第一，他把“抗建”作為推進貴州除舊布新、發展進步的千載良機，認為必須借助這一時機，努力進行經濟建設。吳氏深知“這次對日作戰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民抗戰，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戰勝了，我們不但可以生存，也可以完成建國大業，恢復祖先固有的光榮，否則，我們將必亡國滅種，世代為人奴隸”。［13］因此他雖曾極力反對內戰，但卻認為這次抗戰對貴州來說是一次難得的推進經濟建設之機遇，“凡是一個戰爭———無論在國外，在中國，在古代，在現代，人們只要一講到戰爭，就要聯想到破壞開始，但這次中日開戰，貴州卻得天獨厚，抗戰的時候反而開始建設起來”，所以，“抗戰開始，在貴州是建設開始”。［14］他把“抗建”看成是除舊布新的工作，“‘抗戰’是‘除舊’，‘建國’是‘布新’，等到抗戰建國的工作完成，中華民國便可在世界上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新國家了。”［15］

對于這樣一個機會，吳氏強調，決不應該“輕輕放過”，全省上下應緊緊抓住它，齊心協力，打好這一場甚至關系子孫后代存亡的經濟戰，“凡可能辦者，無不盡量做去，以達到抗戰建國之旨”［16］。他認為要想長期支持抗戰，取得最后勝利，就必須厚植后方的力量，而后方力量的中心是貴州，“貴州政治、經濟的成敗，關乎整個的前途”④。他要求各地官員應該見事做事，現做現賣，不論本末，不論大小，大膽的嘗試著去做，人民需要什么，就經營什么。［17］當然，吳氏畢竟擁有20余年經辦實業的經驗，因而絕不會因此機會難得而手忙腳亂甚或忽視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他深知，當時在貴州地區進行經濟建設的艱難性:“黔省社會經濟，尚未脫離中世紀簡單之農業時代。予到任時，不但小規模之商工礦事業，頗少公司組織，即地方典當或高利貸等舊式金融組織亦廖若晨星。除特貸布匹藥材等三五較大商業外，幾無可令人注目之注意者，匯兌不通，金融滯塞，社會之經濟力，不過以若干房屋田地，若干農業產物及少數外來之日用品與家藏現金表之而已”［8］98。因此，要真正把貴州建設成為“富州”，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任重道遠，“恐怕二三十年的時間也難辦到”［18］。鑒于上述認識，吳氏一方面聘請各種專家、展開經濟調查，盡量掌握省情;另一方面提出要以“按部就班走”為各地建設原則:既要求“輕重緩急”，步步落實，防止急躁冒進，以免欲速而不達;又要求奮力向前，“趕決去做”，注重一個“走”字。所謂“走”，就是要“見事做事，現做現賣，不論本末”［18］大膽地去嘗試，不許“站”著、“坐”著甚至“睡”著為人辦事。他認為，要抓住抗戰時機，就必須搞好政治，因為政治的好壞與經濟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便能產生優良的政治設施，有了良好的政治設施，才能發展優良的經濟事業”，“災荒和瘟疫等自然的力量可以破壞一地的經濟，人為的災禍如兵災匪亂和政治不修明也有同樣的破壞作用。”⑤因此，他十分重視吏治，在用人方面“寧用青年人賁事，而不用老年人誤事”，大膽訓練和起用青年干才，其用意正是為了適應這時貴州經濟建設客觀形勢的特殊需要，達成上述“按部就班走”的原則的。第二，必須根據貴州經濟建設現狀，發揮地方政府作用，為其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

吳氏主張，做為地方政府者，應該在塑造地區經濟環境方面發揮好自身作用，最大限度地為當地經濟建設的發展營造一個穩定、寬松、有序的良好環境，絕不可好大喜功、朝令夕改、標新立異。“為政者喜見近功，鮮有為一個地方作十年百年之計劃者，勇于創造，鮮有將前任事業為繼續不斷之努力者”，因此，“地方遂少偉大長久之事業可以傳之后世利薄民生矣”［8］131。他總結貴州歷史上的政局動蕩、官吏無心于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除強調必須嚴格吏治、達成政治清明外，尤其還應該保持方針政策的一貫性和政府人事變動的穩定性，“能繼續他人成績為之發揚光大者，尤為美德”［8］132。他認為一項開端良好的經濟建設事業或因后繼無人或因后繼者改弦易轍而往往導致中途流產，“政府人事變動無常，繼續性小，每每不能一貫”［8］75，因此，他經常強調在貴州從事經濟建設，不僅要趕快的做不可，而且要“非繼續做不可”，作為一方地方官員，絕不能為了標新立異或顯示自己的所謂才華、政績而把前任設計良好或已有相當基礎的事業廢置不辦，即使與其“意見不同，計劃不同”⑥，也不能使之停滯起來，否則，對貴州的經濟建設事業將只會是有害無益。那么，到底怎樣去組織規劃整個貴州的經濟建設呢?根據貴州省情，吳氏最初的基本理念是:“(一)預料貴州財力有限，故不擬增加行政經費，而集財力于建設方面;(二)預料貴州人力有限，故必須就已有的人力盡量利用，未來的人則盡力培養之;

(三)預料

貴州百事待舉，而又時不我予，故決定凡事之可辦而能辦者，即時辦理，不必空耗時間于討論計劃方面;

(四)轉移機關敷衍

風氣以及社會觀望態度，然后政府、社會兩方事業方可合力舉辦。”［8］10－11后來他又根據這一理念進一步提出“人力物力并舉”的方針，決定從人力和物力兩方面著手開展貴州經濟建設。而要開發“人力”，他認為就必須繁殖人口，發展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去掉陳習陋俗，禁滅煙毒，增強體力，積極提升人口的數量和質量。而要開發“物力”，他主張設立“系統的純粹的”、未夾雜任何政治目的的合作金庫及合作社，作為“農村自身之金融生產組織”，各省應該設立“一永久的統一的設備完整的農業研究推廣之機關”，如農業改進所等，“方可漸期‘地盡其利’”;工礦事業方面，他主張“除因性質特殊，必須政府單獨舉辦外，不宜多歸官辦，亦不宜概聽商辦，更不宜官商零亂爭辦，最好有一官商合辦之公司任計劃提倡統籌之責。”于是設立省營公司———貴州企業公司便應運而生。第三，認為要在貴州搞好經濟建設，必須借助國家資本，多方設法克服財政上的極大困難，增加地方富力。貴州地瘠民貧，是全國第一窮省。自古“財賦所出，不能當中原一大郡”。據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記載，在全國13個布政司中，貴州田賦夏征稅收僅為全國平均數的0．7%和2．78%。［19］從財政開支上看，歷代貴州省政府基本上都得依靠中央政府的補助。據載，清王朝統治時每年拔給貴州的補助款共約106萬余兩白銀;⑦1935年國民黨中央控制貴州后，每年給貴州的補助款多達300萬元以上;［20］這種狀況到了抗戰時期由于人口的激增、各種供需的不斷加劇而更加嚴重。“抗日戰爭的時代巨輪不斷的向前進著，……人口的不斷增加，所需日用品數量不斷的在躍進中增加，國家所賴于貴州供應的物資，也是大量的需要供應”［21］。1937年貴州省庫總收入為720萬元，其中田賦收入僅40萬元，其余全部為中央所拔的特貸稅(即鴉片稅)、裁厘等各種補助以及一些零星稅款［22］，總計該年中央撥款額占全省財政總收入比例的79%［23］。1940年“貴州財政預算為1200萬元收入，支出則為1300萬元，其中800萬元由中央補助”，亦達61．54%［24］。這就是說，就貴州地方政府本身的財力來說，“根本無力舉辦各項企業”。

在民間，廣大民眾也十分貧窮，他們用于發展生產事業的私人資本極少，“縱使他們緊衣縮食，要希望他們有一點剩余去儲蓄，也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們“都在饑餓線上掙扎”［25］。至于極少數把持較多資金的地主和資本家則根本無心去投資經濟建設，其“應用資本的方向”，要么是高利貸，要么是土地，要么是鴉片、食鹽等其他商業投機，“用之于工業方面者或農業改造方面者，幾乎成為絕無`僅有的事情”［25］。上述情況表明，“要專以本地的資金，尤其是本地的流動資金來將貴州經濟推進到工業化的階段，那無疑是不夠的。”⑧因此，為了發展經濟，開發建設貴州，吳氏政府千方百計地采取政策措施來吸聚游資、開辟財源、發展生產:在工業方面，創設工業“母雞”———貴州企業公司，借助國家資本以及地方紳商資本，發展工礦企業;提倡各地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本著少用錢多出力的原則，利用地方游資創辦小規模的工廠和手工業生產，開展開礦、加工、造林等公共經濟事業。在農業方面，號召應“使全省沒有一個閑散的人，沒有一塊荒廢的地”，要以“創業家之勇毅，拓荒者之艱辛”⑨之精神開展工作，忍痛割棄鴉片毒瘤經濟、廣泛種植各種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發展正常農業生產;鑒于黔省“農村金融枯窘”，地方設立銀行不易，要求全省普遍設立合作金庫，在各縣、鄉、鎮保之間形成合作金融網;要求各地組建縣合作社以及農村合作委員會、農田貸款委員會、生產貸款委員會等機構，給農村水利、墾荒、畜牧及生產資料購買等方面提供貸款;創辦貴州省農業改進所，專門負責農作物品種的引進、改良與推廣，農耕技術改進及病蟲害防治等方面的工作;設立加工廠，廣為收購農產品，保證農業生產能有銷路;廣泛開展地方公共造產運動、增加農民收入，改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等等。在金融方面，鼓勵設立各種銀行，建立和活躍貴州市場的資本環境，尤其熱心鼓勵貴陽工商界頭面人物賴永初、伍效高、劉熙乙等出資籌辦貴州銀行。在交通方面，吳氏及其政府深知交通發達、“地盡其利，貨暢其流”對盤活資本、發展地方經濟的重要作用，因而對于貴州的公路、鐵路建設工作非常重視，它頒布修路競賽辦法，規定壯丁修筑任務，修建了大量的公路和一些鐵路，使全省交通狀況大為改進。在財政支出方面，為了合理開支并積極興辦各項建設事業，吳氏綜合“量入為出”和“量出為入”兩原則，主張應兼采中外理財原理、實行揚長避短的折衷辦法。在編制收入預算時，應采用“量出為入”的原則，多多益善;在編制支出預算方面，則應該用之至當，絕無浪費，處處要注意使用“量入為出”的原則，決不許超出預算范圍之外，以此來保證財用充裕，收支平衡。在征收地方稅時，應該“寬免窮人，加重富人”，“征收辦法，須力求簡單，避免苛細”，“縣與縣之間，不必求平均，但在同一縣內則切不可不平均”［8］64。

吳氏深知貴州地方經濟落伍很遠，民力不豐，人民身上得來的錢，很不容易，“而一切建設事業則有待于積極舉辦”⑩，因此他力主節約，他指出“尤其是貴州，更是一個有名的窮省份:無論從哪方面來說，人力不敷和經費困難，都是極普遍的現象。所以我們在平時既沒有很多的人才和很多的金錢準備來供政府運用。在非常時期，這兩種困難，自然更感迫切了，因此……第一要先盡自己所有的聰明睿智來貢獻給國家，竭忠職守。同時還要不避艱險，茹苦含辛，抱定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的原則，勖勉自己，鼓勵同事，把這種精神來獲得社會人士的同情，取得社會人士的協助，以突破人力不足的困難。用錢也是一樣，一面固須以最少的金錢來獲得最大的效果，同時還需用精神來克服物質的缺乏，事事以身作則，絲毫不茍且從事，抱定一文錢當兩文錢用的原則，即一紙一筆，亦不浪費。”第四，他對當時國民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也有自己的獨特而富有見地的看法主張。1940－1943年，為了應付嚴峻的軍事形勢和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國民政府實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經濟政策，如加強戰時統制經濟、治理通貨膨脹、多方增加稅捐、劃分國家財政和自治財政系統、強化財政的制度化等等。［26］64對于此，吳氏從自己的立場角度和學識經驗出發，發表了不少見解。首先，對于國民政府仿行外國之戰時統制政策，吳氏認為，要么難得精髓，要么難以徹底，流弊叢生，總之很難奏效，他指出抗戰以來，國民政府最具效力和無絲毫流弊的兩項戰時經濟政策乃是“勤勞生產”和“節儉消費”，正因為國民政府實行了這兩項政策，所以在經過六年抗戰后的中國，經濟上只存在有物價貴賤問題，而無物質匱乏問題，那些擔心中國此后因物質匱乏而經濟全面崩潰者，無異于杞人憂天。他主張只要以“增加生產”和“節約消費”為根本方針，再輔之以“嚴禁囤積”及“停止檢查、使貨暢其流”政策措施，則即使抗戰再進行三五載，民眾生計問題也能絕對保障。［27］42－44在這里，吳氏既有替政府遮羞、辯護之用意，也有掃除悲觀、鼓振民心士氣之苦心，更有針對時弊所至提出的良法美政。其次，對于戰時國統區通貨膨脹問題，吳氏認為，與“歐戰時德國馬克下跌”的情形一樣，是由于政府“宣傳過甚”，使人民受“刺激太深”，使之完全失去了“自信力”所至，把導致戰時通貨膨脹的主因是所謂“神經”因素即民眾的心理問題。他主張通過采取“嚴禁宣傳”“議定法幣與美金英鎊之比率”以及“減少法幣流通數量”等辦法措施來遏制物價上漲。［27］45－46應該指出，吳氏關于如何治理物價上漲的主張有不少正確之處，如減少法幣流量以緩解物價等，但其避重就輕、隔靴搔癢之嫌也是明顯的，因為導致戰時通貨膨脹的真正主因根本不是民眾的心理因素而是貨幣貶值和過量發行，嚴禁宣傳只能導致民間猜疑、謠言叢生，而穩定法幣對外價值的做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行不通的，其失敗的命運也最終為歷史所證明。再次，對于國民黨戰時增稅政策和財稅體制，吳氏在充分肯定其必要性的前提下，指出了它們的不足和急需彌補、完善之處。吳氏認為，戰時稅率增加、稅種的增多等是任何其他國家都會采取的“不得已之舉”、應為“天下后世所共諒”［27］46，然而，戰時國民黨的增稅政策中不免存在既“無補于國庫收入”、又難免苛擾民眾的規定。他以1943年春國民政府對竹木、皮毛、陶瓷、紙箔等征收統稅為例加以說明并指出，這些東西不僅“產地太普遍”，政府不得不多設征收機構，而且由于涉及的日常用品品類太多，極為零碎，“政府不便細列舉品目布告，何者應征，何者可免，人民自無所適從”［27］46。

毋庸置疑，吳氏作為一線工作多年的地方官員，其看法更具有實用正確性。1941年8月，國民政府將全國財政體制劃分為由國家財政系統和自治財政系統構成的二級制集權型體制，其主旨是把省級財政并入中央財政組成國家財政，把縣(市)級財政改組成自治財政。這種體制對保證軍令政令的統一貫徹、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支持長期抗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6］70吳氏指出:“現時中國財政，一般均不免困難，中央國家財政為大難，縣自治財政為小難”，相比之下，省級財政困難較小。［27］47但縣政是國家新政之基礎，而集權制體制使國家頭重腳輕、財力過分向中央集中，地方縣政失去了充裕的財源，只能靠臨時攤派勒索支撐時日。這種情況尤其令主政邊遠黔省、深有感觸的吳氏不安。他指出:對于縣級自治財政而言，法定許可之財源主要為房捐、屠宰稅、營業牌照稅、使用牌照稅、筵席娛樂捐以及中央劃撥的15%的田賦、30%的營業稅、30%的印花稅、25%的遺產稅等，但實際上，除屠宰稅能成為縣級財政之大宗稅收外，其它各項皆因受“事實所限，至少在目前不足恃為普遍充裕的財源”［27］47。他逐個對上述縣級財政財源的實際征得狀況做了深入分析，指出房捐、屠宰稅、營業牌照稅、使用牌照稅、筵席娛樂捐等對于貴州大多數縣份來說，是“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例如“房捐”，當時相關法令規定，征收的前提條件是，該地“居民聚居須在三百戶以上”和“商業必須繁盛”，而在貴州全省，除貴陽和少數商業繁盛的縣份外，其余能符合此等標準者寥寥無幾，“故房捐收入……于各縣徒為畫餅而已”［27］47－48。至于中央劃撥之各縣稅收財源，或因“督征不力”、或因調劑分配不勻，也難以使其很好地發揮實效，故貴州大多數縣份往往以相當困難之財源，去擔負巨額之支出，不得已，只好出于“違法攤派之一途”。

此種狀況，全國各省縣份之中亦難免存在。于是，吳氏結合自己以往的經驗，建議國民黨中央政府改變“默認縣級財政紛岐雜亂之違法攤派”的態度，實行將所有攤派性質的苛捐雜稅一律裁撤、改設戶捐的辦法。該辦法由各縣依據自己地方經濟的具體情況，按居戶資財數量的多少，分甲乙丙丁五級進行征稅，資財多者多征，少者少征，無資財者免征。吳氏認為，此種辦法不僅可以使各縣獲得可伸可縮之合法新財源，而且可以減少苛擾民眾之嫌。最后，既肯定國民政府財會制度化的成就，又指出了其中的許多嚴重不足。與中國以往的政府相比，國民政府似乎特別注重財政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26］70對于此，吳氏既充分肯定了它的成就與進步，又十分犀利地指出其利弊得失。他說:“近年來關于財政上及會計上頒布新制度甚多，由‘無制度’轉入‘有制度’實為破天荒之一大進步”，“現行之財政會計制度是‘超然主計與聯綜組織’的會合運用，將廣義的財政，分為財務行政、主計、公庫與審計四部門，分工合作，互相牽制，使各部門的業務因分工得日益求精，因牽制得盡量防弊，理論上本無可批評”，但要在當時條件未成熟的中國實施之，“未免有削足適履之嫌，掣肘脫節之弊”［27］50。他指出國民政府在實行這一制度時表現出來的缺點有五:即過重形式、過重理想、手續過繁、業務似嫌重復及存在若干在地方上難以貫行的措施。［27］50針對這些缺點，他提出自己具體的改進意見。由此可見，吳氏對于國民政府在財政方面的制度化作為既沒有一味地陶醉和贊揚，也沒有僅僅只予以草草批評就算了事，而是十分客觀、全面地予以透析和建議。

作者：莫子剛 單位：貴州民族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