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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踐探尋：市場經濟是現階段發展生產力

實際上，早在講《論十大關系》時就發現了，但沒有上升到利用市場經濟的高度。鄧小平高明之處，就在于發現了這個“新大陸”，其中他又比較了解整個蘇聯體制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1926年他到蘇聯學習，正處在新經濟政策后期，對當時的商品、市場、貨幣關系有切身感受。這也是他對市場經濟具有敏銳感的歷史基礎。其次，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更有親身感受。當過財政部長，主管經濟工作，參與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有著親身的實踐。新中國成立之初市場比較活躍，社會主義改造之后有所反復，“”沖擊很大，之后又有幾年的繁榮，但“”則受到大的破壞，他一一作過總結。1982年，他在《前十年為后十年做好準備》談話中，做了這樣的概括：“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于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再次，他也全面研究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周游列國，著力研究它們實現現代化的經驗。接著，他從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的高度，提出對外開放的大戰略和與此相連的吸收國外發展的有益成果。他說：“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但是，離開了國際的合作是不可能的。應該充分利用世界的先進的成果”，“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也可以說，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是從資本主義世界取來的“經”，是辯證地揚棄。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逐步完善和深化的。1979年鄧小平開始提出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時，還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后來逐步形成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思路，并肯定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接著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到1987年，鄧小平強調不要再講“計劃經濟為主”；1992年黨的十四大根據他的理論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鄧小平當時予以充分肯定，并說：“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換句話說，整個改革開放是逐漸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而當時的深圳成為它的雛形。可見，他一直堅持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所以，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由發揮市場經濟“基礎性作用”上升為“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并不奇怪，不是突然冒出來的觀點，而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鄧小平為什么敢于沖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可兼容的傳統觀念？就在于他實事求是地把市場經濟當作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方法和手段，而同社會根本經濟制度區別開來。1979年，他解釋說：“同樣地，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以后他多次闡釋這個觀點。1985年10月23日，他對外國記者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1987年2月6日，他專門找中央領導談話，破除傳統認識：“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好像一談計劃就是社會主義，這也是不對的，日本就有一個企劃廳嘛，美國也有計劃嘛。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鄧小平的基本觀點之一，是把市場經濟當作發展生產力的方法、手段，而與根本制度區別開來，是認識社會主義與市場關系的一把鑰匙，也符合馬克思的基本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都具有的現象，盡管它們在范圍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這些生產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疇，還是根本不能了解這些生產方式的本質區別，也不能對這些生產方式作出判斷。”實質上這是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關系問題。鄧小平的創新，在于把這種關系延伸到社會主義。他作了這樣的歷史分析：“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領會、把握鄧小平把市場經濟當作發展生產力的方法、手段的重要觀點，不能與基本經濟制度相混淆。否則，就會陷入迷潭，上了新自由主義的當。

二、深化認識：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及其同社會主義融通

市場經濟作為方法、手段并不是純主觀的東西，而是由客觀規律所決定的，是客觀見之于主觀的方式。市場經濟作為一種交換方式附著于并為之服務于一定的生產方式，并非隨意的、簡單的小手法。它是高層次的方法、手段，其載體為“體制”，即第二層次的“制度”。類似于內容與形式，不同的內容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形式，而同一種形式也可以為不同的內容服務。但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就市場經濟而論，它能夠萌芽于封建社會末期（乃至奴隸社會末期），但不能全面為之服務；只有到生產社會化發達的社會形態，才能充分形成并運用市場經濟。這就需要進一步認識其中的規律性。鄧小平一再強調按經濟規律辦事，就在于引導人們認識市場經濟內在的規律性并要學會運用市場經濟一般規律。關于市場的本質，他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交換關系。他說：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這顯然是把市場經濟視為所有制實體之間交換關系，包括相同所有制實體之間交換和不同的所有制之間的交換。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是交換關系的總和，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交換方式”。這是市場經濟最原本的含義。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市場經濟不是什么神秘莫測的懸天之物，它不過是交換關系的總和，是商品經濟交換的高級形式。它的一切功效、機制蓋于此。離開了這個原本，就使市場變成了無本之物、無源之水的怪物，必然陷入唯心論。這恰好是新自由主義市場萬能論的一個認識根源。那么，人類社會為什么存在和利用市場經濟這種發達的交換關系？鄧小平是把它與生產社會化聯系起來。他論述社會主義必須多方面運用市場經濟這種“經濟手段”之后接著說：“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雖然市場經濟與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不屬于同一層次，但總歸起來都屬于方法、手段的大范疇（他一直把它們聯在一起提出來），都與生產社會化直接相關。而生產社會化的自然基礎是社會分工，生產力愈發達愈突現社會分工細化、專業化，而社會分工愈發達愈要求社會經濟聯系的強化與深化；市場經濟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它是聯系社會分工的基本形式之一，于是把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通過廣泛多樣的交換關系聯系成為一個社會生產的過程。鄧小平講農村聯產責任制時就是把“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聯系起來。這表明，市場經濟在人類社會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同生產社會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或者說市場經濟是生產社會化的一種必要的表現形式。這符合列寧的把市場視為一種“聯系”的思想：“商品交換表現著各個生產者之間通過市場發生的聯系”，市場是商品經濟“生產者之間的聯系”。因此，以生產社會化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至少一定時期）都可以而且必須利用市場經濟這種“聯系”形式。不管市場經濟附著的社會制度如何，它作為一個交換關系的總體必定具有共同的一般規律。鄧小平多次強調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實現經濟發展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就要尊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搞兩個開放”。這主要就是按市場經濟運行規律辦事。按照他的思想，主要有幾條經濟規律。

（1）價值規律。這是市場經濟一般的基本規律。鄧小平多次強調尊重和運用價值規律。他說：通過經濟整體改革，“要理順各種經濟關系”，“我們要按價值規律辦事，按經濟規律辦事”。價值規律又有兩重含義（此處從略）。（2）供求規律。即把市場視為一種“聯系”。他認為，擴大企業自主權出現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系（產品質量）來調節”。“改革就是搞活，對內搞活也是開放”。開放實際上是打通國內外聯系，市場經濟廣義的聯系要有“兩個開放”。他還強調，企業生產要適應國內外市場的供求關系，也為此義。（3）競爭規律。從20世紀70年代，他就強調市場競爭，以后多次提出參與競爭，才有活力。“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后，影響到對外貿易和出口。”各個企業、各個生產單位必須互相競爭，“吃大鍋飯，就是干不干一個樣”，“沒有比較哪里有積極性？現在一比較，競爭，就必然要淘汰一些落后部門”。（4）價格規律。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又受供求關系、競爭關系的直接影響，出現波動，體現各個生產者、經營者的直接利益，是市場配置資源的信號和動力。所以他十分重視價格改革。20世紀80年代明確提出：“按照價值規律調整價格，取消‘雙軌制’，取消妨礙商品流通的‘關卡、雜稅’。”“價格沒有理順，就談不上經濟改革的真正成功。”（5）以追求最大效益為目標優化配置資源的規律。鄧小平十分重視經濟效益，把效益作為選擇市場經濟的標準。在黨的十二大上，他要求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總量翻兩番。多次強調，哪個地方只要經濟效益好就可以發展快一些，實質上，是優化配置資源。（6）發展不平衡規律。比如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依靠勤勞和正當經營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共同富裕，就是利用了不平衡規律。“要承認不平衡，搞平均主義沒有希望。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國家才有余力幫助落后地區。不僅全國，一個省、一個社、一個隊也是這樣。百分之二十先富起來，會把其他的帶動起來。不能什么都靠上級推動，而應當運用經濟杠桿。”宏觀上把我國區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帶，實行梯度推移，待東部發展起來后再支持中西部大發展，即利用不平衡再實現相對平衡。這也是資源配置的功效。市場的優勢在哪里？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在于“活力”。他多次要求：“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就是能調動各個層次的積極性、創造性，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然而，市場經濟也存在著十分突出十分嚴重的缺陷，這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市場經濟的主要依據。對此，鄧小平也并沒有忽視。一是產生兩極分化，這是他最關心的：“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如果形成兩極分化，產生新資產階級，改革就失敗了。二是秩序混亂，包括通貨膨脹：“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如果亂起來，中國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三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

四是社會變質，社會風氣一壞“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五是放縱犯罪活動：“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這種情況很不得人心”，“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六是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趁機“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所以，他反復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需要政府的調控功能。總體上，鄧小平權衡利弊，認定利大于弊，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有極大的必要、而且必然與市場經濟結合（至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因為：（1）社會主義本質之一（物質基礎）及其優越性在于高度發達的生產力；（2）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發達的生產力三者之間存在著共同的內在聯系，就是生產社會化規律；（3）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利用綜合制度優勢對市場經濟揚利除弊，創造出市場經濟的新形態，即更高一級的市場經濟，這就是高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帶有規律性。

三、理論升華：研究和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

說過：“關于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我們不僅要把握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共性），還應進而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個性）。以便更好地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又克服它的重大缺陷。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做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規律的最經典概括。相比之下，還是鄧小平概括得比較精辟。鄧小平晚年，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思考，做了下面的表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這個問題可以敞開來說，我那個講話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地方。當時我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講人民民主專政，比較容易為人所接受。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黨的領導是個優越性。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么實現啊？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在改革開放的同時，搞好四個堅持，我是打下個基礎”。這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做了明確的界定，也可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規律的內涵。就是說，市場經濟必須在四項基本原則（“成套設備”）的框架下運行，即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這可概括為四個結合。第一，市場經濟必須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鄧小平多次強調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堅持共同富裕，不能搞兩極分化。離開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單純而籠統地講市場經濟，必然走向私有化，勢必改變基本經濟制度，滑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我們發揮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作用，不能偏離這個根本方向。

第二，市場經濟必須同人民民主政權結合。一是政治方向、社會治理以及生態環境等，受人民政權的全局規導；二是經濟上受人民政府的宏觀調控。鄧小平所說的計劃與市場都得用，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的“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社會主義應當把宏觀調控放在導向地位，防止和克服市場經濟的種種缺陷，使市場有序進行，而不能搞亂。多年來證明（特別是應對世界性經濟危機），我國經濟的計劃性和科學的宏觀調控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利發展和運行的基本條件。第三，市場經濟必須和黨的領導結合。黨領導一切，同樣也要領導市場經濟，把握它的方向。鄧小平在論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就明確地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第四，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結合。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運行體，它也會產生強大的精神力量，因為參加市場活動的人是有精神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金錢掛帥，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把個人利益同社會利益、集體利益結合起來，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形成社會主義價值觀、新型的市場文明和新型倫理。新自由主義者們打著超意識形態的旗號研究經濟問題，用意在于縱容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金錢拜物教泛濫流行，傷害社會主義體制下人們的靈魂。

進一步考量，如果僅限于用一般市場化去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否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那就勢必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蛻變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理論上，有這樣一種內在聯系需要解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有共性又各有個性，而個性恰恰是決定市場經濟性質的東西。正是這兩性的矛盾統一，就產生了通融性和排異性。現階段兩種市場的共性主要有5點：①機制相同、“方法相似”；②手段工具相同；③存在大量私人資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④強大的國際市場影響力；⑤意識形態的某些融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個性則是排異性的基礎：①制度優勢的主導作用；②利益的抗衡力量（社會主義國家具有人民共同利益的強勢）；③日益雄厚的物質基礎，主要是公有經濟的實力；④執政黨和人民政權的堅強和主觀能動性。二者共性形成的通融性往往是自發的，排異性則主要靠“自覺”的動力。目前通融性暫時占優勢。如果中國的市場經濟忘記了“社會主義”，就必然滑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十八大再次強調，共產黨人要受“市場經濟的考驗”，就是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些消極因素會借機揮發出來，侵蝕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黨的肌體，那是非常危險的，是“和平演變”的酵母。在經濟運行上鄧小平基本思路是發揮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種優勢的合力：“一個是宏觀要調控得好，一是微觀要真正放得開。”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為稅收、金融和法制。“邊改革、邊治理環境整頓秩序”，“中央要有權威”。所以，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還要求強化政府的功效。他說：“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有人提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與鄧小平的論述是有出入的。這是一種誤讀。鄧小平說得很清楚：“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屬于“經濟手段”和方法。在此范疇的劃界內，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更符合生產社會化的規律，更有利于社會主義制度壯大經濟力量，而不會改變經濟制度。這也是從實際出發的。經過幾十年的考察，從實踐中暴露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成為現實的主要矛盾，而政府職能越位、錯位問題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制約了各種積極因素的發揮。怎樣才能解決這一矛盾呢？必須把改革的重點放在政府轉變職能與端正干部作風以及更深層次的吏治上。在此大背景下形成了一個新的理念，也符合實踐論的認識規律。

在說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時有兩句話說得很清楚。一是：“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市場作用的職能主要在資源配置，政府作用的職能主要在宏觀調控。資源配置與宏觀調控兩個概念既有交叉又有不同，資源配置主要是微觀上生產條件的分配與組合，是由市場主體根據市場價格信號、供求關系主動爭取、運用資源組合，爭取效益效率最大化；宏觀調控主要規導整體經濟運行，管著生產力發展組合的總方向、市場運行的總規則、矯正市場缺陷，促進共同富裕，實現宏觀綜合經濟效益和可持續發展（尤其是生態環境優化）。市場雖能為宏觀調控提供平臺與信息，但沒有宏觀調控的職能；政府也有配置資源的一些功能，但不能取代微觀的活力發揮。兩種職能在新水平上的耦合，有利于發揮微觀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又不逾矩。在把握總方向上政府整體治理還是起決定作用的。二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這就劃清“決定性”與“全部”（新自由主義的主張）的界限。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主要是在競爭行業，在一些子系統；政府則在總體上和最關鍵領域能夠配置資源，即保持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推進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從國內總體到國際大局，它都起決定作用。比如，西部大開發、生態環境優化、農業的政策實施、分配格局的優化、對外開放格局的治理等，雖然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但主要靠政府作用。即使有些微觀部門的資源配置（特別是科技含量較高的新興產業），很大程度上得靠政府配置（如扶持政策）。從實質上理解，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并未削弱政府在治國理政（包括經濟職能）方面的作用，重點在于轉變和優化它的職能，不是簡單的加減法。然而，社會主義政府并非從天而降的神物，它也必然會受到社會消極因素的影響和官員素質的制約，出現這樣那樣的弊端。現在有許多問題出自政府本身，所以必須推進政府在群眾監督之下自覺革自己的命，深化自身的改革。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正如所說：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可做這樣的概括：在社會主義全面治理的框架內和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場正能量、抑制其負能量，使之協調、穩定地運行，獲取最大的綜合效益，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服務。這里好似在市場經濟一般規律上面加上了“主觀”因素，事實上總體仍是客觀存在的條件，只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需要通過人的“自覺”加以實現和運用，不能任憑“自發性”泛濫。而這種運用又不能帶有隨意性，必須遵循它的客觀行程，正確處理所講的“自發性”、“自流性”與“自覺性”的關系，因為“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在哲學視閾，乃是“第一性”與“第二性”的關系。單從經濟運行上看，宏觀調控（或“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可謂“從市場中來，到市場中去”。政府要尊重市場規律，又指導市場運行方向，并受市場實際的檢驗。當然，人們的認識會不斷深化，上述概括是否恰當、準確，需要進一步研究。重讀鄧小平的論述中可以領悟到，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識乃是“特殊—一般—特殊”的過程，逐步深化。我們應當沿著這條線索依靠實踐繼續深化把握對這一特殊規律的認識，領會一系列論述的要領，全面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作者：楊承訓單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