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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假設

參照Hainz和Hakens的模型設定，假設封閉經濟體中存在企業、銀行和政府三個主體。所有主體均是風險中性的，且不存在折舊問題。由于自有資金缺乏，企業如果想要開展項目，需要向銀行申請貸款。簡便起見，假設每家企業只開展一個項目。除此之外，本文模型還包含以下若干假設:第一，假設存在A和B兩種類型企業，其中，A類型企業占全部企業的數量之比為m(0≤m≤1)。這兩種類型企業開展的項目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并且A類型企業和B類型企業開展好項目的概率分為p和p''''，兩者是相互獨立的。進一步，A類型企業和B類型企業開展好項目和壞項目的成功概率分別為θ1、θ2、θ3和θ4(θ1＞θ3＞θ2＞θ4)，它們之間相互獨立，且服從相同的概率分布。此外，我們假設企業開展項目所需的投資為I，如果成功的話，回報為Y，如果失敗的話，回報為0。由此，所有企業開展項目的預期凈值。第二，假設A類型企業和B類型企業償債信譽是不同的，并且與其開展好項目的概率一致，分別為p和p''''(p＞p'''')。對于模型的信息結構，我們假設企業只能觀察到自己的項目類型p(或p'''')與項目的成功概率θi，但銀行通過建立甄別機制能夠觀察到(p，p''''，θi)，所消耗成本為c。如果項目成功的話，則會產生一定的外部性X，X可以是正值或負值，如果是正值，表明這一項目對長期經濟增長具有帶動作用。如果X是負值，則會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不良影響。假設政府能夠事先觀察到項目開展成功之后所產生的X。因此，從全社會福利的角度出發，項目的總產出為Y+X。于是，可以分別確定A類型企業和B類型企業的NPV為［pθ1+(1－p)θ2］Y－I和［p''''θ3+(1－p'''')θ4］Y－I。假設所有開展好項目的企業均滿足NPVY＞0，而所有開展壞項目的企業均滿足NPVY＜0＜NPVX+Y。第三，假設銀行業是完全競爭市場，而銀行通過建立甄別機制，獲得關于企業項目信息(p，p''''，θi)的信號。假設有ε(ε＞0)概率得到的是隨機信號，其中包含的信息僅是關于(p，p''''，θi)的概率分布，而有1－ε概率得到的是關于(p，p''''，θi)確切信息。假設得到p、p''''和θi是一致的，即它們必須同時獲得。因此，可以得到A類型企業和B類型企業開展好項目、壞項目的成功概率。具體情況如下:如果甄別機制足夠好，則ε為任意小的正值。假設ε→0，則P1→θ1;同理，P2→θ2，P1''''→θ3，P''''2→θ4。不難發現，即使B類型企業的壞項目也有可能獲得貸款，因此，所有企業均會申請貸款。此外，假設所有銀行的甄別機制是相同的，這意味著，如果企業的申請被一家銀行拒絕，那么，再向其他銀行申請，也將被拒絕。第四，假設政府采用直接補貼和政策指導兩種方式支持企業發展，并且均會產生規模為d市場扭曲。雖然政府能夠觀察到包括外部性X在內的外生變量，但是無法觀察到(p，p''''，θi)，僅知道其概率分布。此外，我們還假設政府按照“成功概率最大”原則支持項目，且政府補貼不能超過項目所需投資，即s＜I。

二、模型分析

1.基準模型在無政府干預情況下，銀行通過甄別機制選擇A類型企業和B類型企業開展的好項目進行資助。因此，銀行每筆貸款的預期利潤水平為:從命題1能夠看到以下兩點:第一，銀行通過甄別機制對企業開展項目的質量進行判斷之后，便能準確地按照市場規則進行資金配置，所有開展好項目的企業均可以獲得資助，并且項目成功的概率越高，均衡利率水平就越小，但由于壞項目無法獲得貸款，使得這些項目無法為社會福利做出貢獻，如果X具有很高正外部性的話，則此時市場是失靈的。第二，甄別機制所消耗的成本實際上是由企業承擔的，如果假設c=0，則不難發現，均衡利率水平rc便會下降。這也是為何在利率市場化情況下銀行具有強烈愿望完善甄別機制的原因，有助于幫助其控制風險，并且將成本轉嫁至企業身上。

2.無信息共享情況下的政府補貼假設政府出于扶持企業發展的目的對企業進行補貼，其目的是為了獲得稅收，而非最大化社會福利，因此，即使政府觀察到X為負值，還是會向其提供補貼。根據之前的假設，政府并不知道關于企業的信息集(p，p''''，θi)，只能選擇對某一類型企業進行補貼，所以政府一旦決定對某類企業進行補貼，則無論該類企業開展項目的好壞均可以享受到額外的好處。以政府決定對A類型企業進行補貼為例，之前由于開展壞項目而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的A類型企業均能夠順利獲得貸款并實施項目，而開展好項目的A類型企業除了能夠從銀行獲得貸款以外，還可以獲得政府額外的補貼。對于B類型企業來說，開展好項目的企業依然能夠從銀行獲得貸款，而開展壞項目的企業則被淘汰，無法順利實施項目。我們在這里排除了道德風險的影響，假設政府補貼的時間則是靈活的，可以選擇項目實施之前補貼，也可以選擇項目實施之后補貼，不會對分析結果產生影響。①從命題2可以看到，政府補貼造成銀行向企業提供利率水平出現分離，原因在于政府補貼使得原本不能的項目同樣能夠開展，原本就能獲得銀行貸款的項目，還能夠獲得政府補貼，這使得銀行必須對利率水平進行重新評估。根據最終均衡利率的結果，政府補貼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所承擔的風險，并且增加了資金供給，因此，銀行向開展好項目并且獲得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的利率水平r1出現了下降;而向原本不應獲得銀行貸款的項目提供較高的利率水平r2，以控制風險。不難發現，rA2=rB2=Y的假設表明，銀行向開展壞項目的企業提供的利率水平將其所獲得的利潤壓縮為0，因此，站在企業角度，開展這些項目完全是為了向社會福利貢獻外部性X，但是如果X是負值，則政府通過補貼使企業開展這些項目的結果會造成社會福利惡化。目前，中國許多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標是產出最大化，而非社會福利最大化，導致許多項目不僅未能改善社會福利，反而會惡化社會福利，比如環境污染、產能過剩等，邵敏和包群［9］的實證分析為上述討論提供了經驗證據。

3.有信息共享情況下的政府補貼由于金融行業的特殊性，企業在向銀行申請貸款時，需要向其提供相當完備的財務報表，而銀行也借此掌握了大量企業信息。這正是政府所欠缺的。由于政府補貼具有軟預算約束與單次博弈等特點，企業在向政府申請補貼時，經常會隱瞞經營信息，轉而依據政府喜好提供相應的申請材料，這是導致政府補貼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而如果能夠實現與銀行進行信息共享，則政府能夠通過銀行所提供的信息有針對性地向企業發放補貼，有可能實現改善政府補貼效率的目的。因此，政府與銀行之間的信息共享一直被關注。為了討論銀行與政府進行信息共享對利率水平和補貼的影響，假設政府與銀行開展合作，銀行將其獲得企業信息與政府共享，因此，地方政府能夠掌握與銀行相同的信息。按照之前的假設，政府在掌握企業信息以后，便會顯示出其偏好。這里先不考慮政治關聯的影響。政府將按照不同類型企業開展好項目與壞項目的成功概率向企業提供補貼。A類型企業的壞項目首先將優先獲得政府補貼，而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B類型企業才會獲得補貼。由于A類型企業和B類型企業能夠通過銀行獲得貸款，政府在觀察到這一信息之后，將不會對這些企業進行補貼。依然假設所有企業均會申請貸款，但是只有A類企業和開展好項目的B類企業能夠獲得貸款。結合所得到的前3個命題，政府與銀行進行信息共享產生了以下兩個方面影響:第一，由于節省了政府補貼成本以及有效地消除信息不對稱，銀行在與政府共享信息情況下向企業提供的利率價格與基準模型是一致的，銀行收益高于無信息共享的情況。第二，政府補貼水平與之前單獨向A類型企業補貼是一樣的，這表明政府補貼得到最大程度的使用。因此，根據上述討論，無論從銀行的角度還是政府的角度來看，均有比較強的意愿進行信息共享。

4.政府采取政策指導方式進行干預除了信息共享之外，目前另一種常見的政府干預是向銀行政策指導，基本做法是根據經濟發展需要，政府向銀行一系列政策指導意見，指示其向某一行業企業發放貸款，有些學者或媒體稱之為政策指導性貸款，例如鼓勵銀行向小微企業貸款或向農業發放貸款等。在本文中，我們主要對政府采取政策指導方式干預銀行放貸的情況進行討論。假設政府向銀行發出扶持某一類企業發展的文件，要求銀行向所有該類企業放貸。由于與政府之間的密切關系，銀行在接到文件指示之后，將向該類企業發放貸款。因此，銀行不再對具體企業進行甄別，僅需要對某類企業在整體項目的成功概率進行甄別即可。雖然這種政府干預方式不帶有強制性，銀行可以自行判斷，但考慮到政府與銀行之間的密切關系，我們假設銀行將按照政府文件的指導意見發放貸款。①根據之前的理論假設，A類企業在成功概率上高于B類企業，因此，A類企業將優先獲得銀行發放的貸款。而開展好項目的B類型企業依然能夠按照市場規則獲得貸款。假設甄別機制改變所產生的成本變化忽略不計，依然為c。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的預期利潤為:與基準情況相比，在政府進行政策指導情況下，銀行向企業提供的利率偏低，這是因為必須要按照政府文件要求，向本不應獲得貸款的開展壞項目的A類型企業發放貸款，這部分風險是由銀行來承擔的，會對銀行正常經營造成傷害。但對于政府來說，由于節省了補貼成本，并且能夠有效避免政府補貼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因此，得到了廣泛運用。②

5.社會福利的比較分析(1)完全競爭與政府補貼的比較分別對基準模型與無信息共享情況下補貼A類型企業和補貼B類型企業的福利差異進行比較。不難得到。由于政府對企業補貼同時存在正外部性和扭曲兩種效應，需要對兩種效應進行判斷。所以，并不能確定基準模型的社會福利一定是優于政府補貼以及向A類型企業補貼或向B類型企業補貼是最優的。這里采用數值模擬的方式對分析完全競爭與向補貼企業補貼所產生的福利差異?？梢钥吹?，νA＜νB，并且隨著p增加，兩者的差越來越大。因此，我們就可以確定以下三種情況:當d＜νA＜νB時，如果政府財力足夠，同時向A類型企業和B類型企業補貼是最優選擇;當νA＜d＜νB時，企業向B類型企業補貼而不向A類型企業補貼是最優選擇;最后，當νA＜νB＜d時，政府不向企業補貼是最優的。(2)信息共享對政府補貼效果的影響計算存在信息共享情況下向A類型企業提供補貼與不存在信息共享情況下向A類型企業提供補貼的福利差異。容易得到，Wf－WA=mpd(1－θ1)sA，并且根據理論假設很容易判斷出Wf＞WA。因此，政府與銀行之間的信息共享能夠增加政府補貼所產生的社會福利。(3)政府補貼與政策指導的比較為了討論政策指導與補貼之間的社會福利差異，仍然以A類型企業為基準，分別計算無信息共享情況下補貼A類型企業與政策指導以及有信息共享情況下補貼A類型企業與政策指導之間的福利差異。在不考慮政治關聯的情況下，命題5給出了政府不同干預手段的對比效果。其中，比較重要的是:首先，如果從社會福利最大化角度出發，政府在向企業提供補貼的時候，不僅應考慮自身收益，還應遵循最小化市場扭曲的原則，向對市場扭曲較小的企業進行補貼。其次，銀行與政府間進行信息共享是“雙贏”的，一方面，銀行能夠避免政府補貼進入資本市場之后由于增加資金供給所產生的利率下降，而另一方面，政府能夠有效地提升政府補貼使用效率，避免逆向選擇問題，因此，實現信息共享均有助于提升雙方收益。最后，由于會加大銀行所承擔的風險，銀行更偏向政府采取補貼而非政策指導的方式進行干預，因此，政府應謹慎穩妥地向銀行指導政策。

三、關于政治關聯影響的討論

1.政治關聯對信息共享情況下政府補貼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會向推進好項目的A類型企業和B類型企業發放貸款，同時還對由于存在政治關聯而獲得政府補貼的開展壞項目的B類型企業發放貸款，得到利潤函數如下:從政府角度來看，政治關聯是解決與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手段［11］。相同道理，政治關聯是否能在政策指導下對利率水平產生影響取決于A類企業占所有企業的比例。但與政府補貼不同的是，由于政策指導的成本是由銀行承擔，因此，對市場的影響更加直接［12］。五、結論與啟示本文圍繞我國企業、銀行與政府三方關系，分析了政府補貼與政策指導對銀行借貸行為的影響，并進一步對政府與銀行間信息共享以及企業政治關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第一，當d＜νA＜νB時，政府同時向A類型企業和B類型企業補貼是最優的;當νA＜d＜νB時，政府向B類型企業補貼而非A類型企業提供補貼是最優選擇;當νA＜νB＜d時，政府不提供補貼是最優的。第二，銀行與政府間進行信息共享是“雙贏”的。一方面，銀行能夠避免政府補貼進入資本市場之后，由于增加資金供給所產生的利率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能夠有效地提升政府補貼使用效率，避免逆向選擇問題。第三，由于會加大銀行所承擔的風險，銀行更偏向政府采取補貼而非政策指導的方式進行干預，因此，政府應謹慎穩妥地向銀行指導政策［13］。第四，政治關聯是作為解決與企業信息不對稱的一種手段存在的。當開展壞項目企業的成功概率所反映出的信息量與產出相匹配的時候，政治關聯是中性的，沒有對政府補貼產生影響，而當信息量與產出不匹配的時候，政治關聯才能發揮作用［14］。但指導政策與補貼不同點在于，政策指導的成本由銀行承擔，因此對市場影響更加直接，而補貼成本是由政府自己承擔，對市場影響較小［15］。本文的政策含義:第一，政府在向企業提供補貼的時候，應按照最小化市場扭曲的原則對補貼所產生的扭曲進行比較，選擇向對市場扭曲較小的企業進行補貼或不進行補貼。第二，銀行與政府進行信息共享是雙贏的，在利率市場化情況下，政府應加強與銀行之間的信息共享。第三，由于政治關聯的存在會對政府干預產生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因此，政府在出臺相關干預措施之前，應事先評估相關政策所產生影響。

作者：陳長石吳晶晶單位：東北財經大學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