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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雜志》2015年第S1期

區域創新作為國家創新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我國科學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推動力，研究區域創新系統(RegionalInnovationSystem，RIS)發展的現狀、模式，及其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對于優化區域創新系統、乃至區域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以及地區經濟發展的方式選擇有著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F有相關研究中，學者們在RIS衡量設定、RIS發展狀況及其類型區分、以及具體RIS將來發展方向三個方面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RIS衡量方面，如Cooke［1］認為RIS包括區域生產結構子系統和區域支持基礎設施子系統，Asheim和Isaksen［2］認為RIS是有產業集群中的企業和制度基礎設施相互作用而形成;RIS類型區分方面，學者們經由不同視角進行劃分，如社會根植性視角(Asheim和Isaksen［3］)、區域創新潛力視角(Cooke［1］)、區域創新的障礙因素視角(Isaksen［4］)、區域創新能力視角(魏守華［5］)、區域創新體系成熟度視角(袁潮清［6］)等;具體RIS發展方向方面，魏守華［5］發現我國區域創新能力在空間分布上具有明顯的東部趨向集聚特征，周立［7］認為應當分集團而非整齊劃一地制定和實施增強區域自主創新能力，王家庭［8］區分了我國的高、低創新能力聚集區并提出了針對性政策，郭志儀［9］認為制造業的區域創新模式中蘇州模式更值得借鑒;趙彥云［10］認為技術創新與非技術創新的相輔相成是創新模式發展的正確方向等。

從研究方法來看，關于RIS類型劃分主要以因素分析、聚類分析或者定性分析等為主，如:周立［7］、趙彥云［10］、孫銳［11］等分別應用聚類分析、構建等方法對我國區域創新能力相關內容進行深入分析，魏守華［5］運用的是塞爾指數和區域基尼指數，王家庭［8］利用Moran分析、空間計量模型等，郭志儀［9］則是直接利用指標數據結合定性分析;一些其他的定量研究方法，如效率分析(官建成［12］、白俊紅［13］等)、灰色系統分析(袁潮清［6］)等，其數據分析結果往往可以作為類型劃分與發展方向探討的基礎。總體來說，目前關于我國RIS分類及其發展方向的相關研究，從研究視角來看，在區分類型之上鮮有進一步討論各種類型群體內部的具體結構關系，對未來發展方向的研判多集中于全國全局上的趨勢，而缺乏關于具體發展標桿的定量科學研判。從方法論角度來看，現有常用方法如因子和聚類分析等，能較好的區分出各種類型，但不能較好的解析類型內部結構關系，從而不能進一步展開分析。而復雜網絡建模分析方法，通過構建點邊方式，能夠定量描述眾多分析對象之間的關系，區分類型并能深入分析各類對象所構成群體的內部結構關系，進而可以科學定量的尋找典型代表和發展標桿。由此，本文基于系統性思維，從基礎與環境、投入、產出及成果擴散四維度綜合考量區域創新系統，從創新系統相似性視角，分別構建我國內地31個省域四個維度的復雜網絡模型，通過實證分析分析各維度創新省域類型的特征、相互關系以及內部結構，進而研判四個維度各個類型省域創新系統的典型代表和發展標桿。

1指標、數據與模型構建

1．1指標與數據區域創新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國外以OECD的“科學、技術和產業計分表”、美國的國家創新能力指數、歐盟的創新記分牌為人們所廣泛關注和引用［14］。國內方面，謝科范［15］根據城市創新活力等理論構建了城市創新評價體系;朱海就［16］在評估中突出非R＆D指標的重要性;《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通過創新環境、知識創造、知識獲取、企業創新能力、創新的經濟效益5個方面對區域創新能力進行綜合評價［17］。本文借鑒現存區域創新評價指標體系成果，從較為寬廣的視野構造區域創新系統評價指標系。指標維度選取方面，首先以創新投入維度(與創新相關的資源直接投入)和創新產出維度(創新的直接成果產出)作為區域創新系統的主體部分，進而以創新成果擴散維度(創新直接成果轉換效果)作為對區域經濟社會的直接作用部分、以創新基礎與環境維度作為區域創新系統的支撐部分。由此，對區域創新系統的衡量涵蓋了創新鏈條的四個環節:基礎、投入、產出與成果運用。具體指標選取上，綜合考慮不同創新主體(政府、企業①、科研機構、高校)在創新鏈條不同環節中的貢獻或影響力，并借鑒歐盟創新記分牌的相關原則，構建了包括創新基礎與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創新成果擴散四個維度共12個一級指標、24個二級指標的指標體系來對我國區域創新進行全面衡量。同時，本文所主要考察的是區域間相似性，因而在具體指標選取上以相對指標而非絕對指標為主。具體如表1所示。以2011年為研究年份，依據2012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中國統計年鑒》以及部分地方統計年鑒，對我國內陸31個省域各項指標進行數據收集、整理。

1．2區域創新系統復雜網絡模型構建復雜網絡主要分析單位是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因此，本文將各省域作為網絡節點，運用夾角余弦距離描述其相似性，進行復雜網絡模型構建。各節點的屬性確定后，通過夾角余弦距離刻畫各省域在區域創新方面表現出的遠近關系，其中，第r和第s個省域間的夾角余弦距離被定義。也即，第r和第s個省域之間的距離是這兩個省域以24項指標構建的向量之間的夾角余弦。因為所有的指標都是非負的，因此距離取值在區間［0，1］之間。這一距離表示兩個省域在創新發展模式上的相似性，與創新效率無關。關系確定后還需要進一步確定復雜網絡的邊。現有文獻提出了多種從節點之間的距離矩陣出發建立復雜網絡的方法，一種是閾值法，即采用拓撲性質不變［18］、最小生成樹事件聯合［19］、網絡連通［20］等判定一個閾值，其中距離小于該值的相應節點之間建立邊;另一種是最多邊限制法，假定每個節點最多只與設定的若干最近節點連接［21，22］。本文采取前一種方法，在距離矩陣中選取一個值作為標準值，用此值判別不同省域在整個創新網絡中位置以及同其他省域之間的相關關系。由此，構建了區域創新相似關系的復雜網絡模型。

2實證分析

本文運用復雜網絡方法，分別對上文構建的創新基礎與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創新成果擴散四維度網絡進行密度測度、社團分析、節點分析，探究省域間在創新宏觀和具體方面表現或隱含的相互關系，并進一步找出相似組群中代表省域及發展標桿，為不同省域今后創新建設指明發展方向和借鑒對象。具體分析結果如下。

2．1區域創新系統各維度同構性分析區域創新同構，是指不同地域或空間上的各種生產要素總量在不同創新產業的配置比例、構成以及他們之間的有機聯系上，表現出相同的行為和傾向［23］。本文通過對創新各維度關系網絡進行整體網密度測度，對我國省域創新是否存在同構性進行評價。其中，整體網密度等于網絡中節點間“實際存在的關系總數”除以“理論上最多可能存在的關系總數”，是衡量社群內部成員之間相互關聯程度的重要指標。整體網密度越高，說明全國范圍內省域間創新結構越相似，即在該維度表現出較高的同構性。分別對各維度整體網密度測度的結果如下表2所示?？梢钥闯觯谌稚?，全國省域在創新各維度均表現出較高的相似性，即同構程度較高，且隨著創新鏈條的不斷推進，整體網密度下降，同構現象逐漸減弱。分別對各維度省域間相關關系進行圖像化表征的結果如下圖1—4所示;圖中兩省之間的連線表示兩省具有直接相似關系，連線越多，該省與越多省域具有創新相似性。結合關系圖我們亦可驗證:在創新鏈條中，創新基礎與環境網絡連接最緊密，省域間“抱團”現象嚴重，僅有少數省游離在網絡邊緣，省域間創新同構程度最高;創新投入與產出維度次之;其中網絡連接最松散，省域間相似性最低的是創新成果擴散，這一維度全國省域同構程度最低。究其原因，筆者認為與我國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效力有關:隨著政府在創新鏈條中參與程度的降低，政府職能作用的發揮對省域創新影響力度逐漸減弱，省域間創新差異不斷擴大。

2．2各維度省域子群(類型)劃分及其關系分析基于上述對省域創新關系的宏觀驗證，本文進一步探究省域間具體創新聯系;通過對創新網絡進行塊模型分析，發現并描述不同塊所標示子群(類型)的成員省域及其共同特征，以及子群(類型)間相互關聯。在對各個維度復雜網絡子群的劃分方面，本文著意于按照各個維度發展程度，由低到高進行排序，而子群的劃分也能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發展梯度性，具體分析結果如下。表3顯示創新基礎與環境維度塊模型分析結果，結合指標數據發現，第一子群省域創新基礎最薄弱;第二子群優于第一子群，但水平依舊偏低;第三子群省域創新基礎水平一般，多圍繞全國平均水平上下波動;第四組創新基礎最穩固，這類省域將作為全國創新基礎建設的最終目標。在分析中得出子群密度表如表3所示，其中對角線上值表示子群內部的凝聚性，對角線之外的數據則表明不同群體間的重疊性即相似性。結果表明在該維度省域間表現出“凝聚子群”關系模式，子群具有“自反性”，即子群內部成員相似度高，不同子群省域間相似度低。創新投入網絡內部結構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第一子群整體投入水平偏低，但該類省域規上企業購買引進技術經費所占比重較高，該情況的出現可能因為這些地區自身創新能力不強，但企業注重從地區外引進先進技術;第二子群兩省雖投入水平差異較大，但均屬高校投入主導型;第三子群創新投入水平一般偏上，其中企業投入占主導地位;第四子群科研機構和高校投入占據主導，但經費投入較人員投入不足;第五子群省域創新投入環節，政府、科研機構和高校占主導，企業投入水平相對一般。由密度表可知，創新投入子群間亦呈現出“凝聚子群”關系模式，子群內部相似度高，子群間相似度較低。創新產出維度(表5)，第一子群屬于低水平的企業和高校產出主導型;第二子群表現為一般水平的高校產出主導;第三子群省域間創新產出水平差異較大，但整體而言企業產出相對不足，科研產出占據主導;第四子群屬于企業主導的高水平創新產出。密度表顯示子群間呈現“凝聚子群”關系模式，子群具有“自反性”。創新成果擴散網絡結構松散，塊模型劃分結果(表6)不如上述三個維度明顯，在最終劃定的5個子群中，第一子群省域規上企業新產品開發能力較弱，高新技術企業新產品產值比重較高，但出口不占優勢;第二子群省域創新成果經濟轉化水平參差不齊，新產品產值雖在企業和高新技術行業中占較大比重，但新產品出口比重較低;第三子群省域間雖創新成果擴散水平差異也較大，但整體屬于高新技術產業新產品出口導向型;第四子群省域規上企業創新成果經濟轉化能力較強，高新技術行業則較弱;第五子群省域無論是規上企業還是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成果轉化水平都相對較高，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新產品出口方面表現突出。從密度表看，雖然該維度子群凝結程度不如另外三個維度高，但主對角線上的值都遠高于網絡整體密度值0．1935，子群內部仍表現出較高的一致性。

2．3各維度各子群(類型)內典型代表省域與標桿省域分析“中心性”是衡量個體在網絡中居于怎樣的中心地位，通過度數中心度考察與被測省域直接具有創新相似性的省域個數，度數中心度越高，該省與越多的省域相似;中間中心度測量節點連接其他兩點的短程線占這兩點之間的短程線總數之比，考察點在溝通其他點過程中的橋梁作用，因而可以將中間中心度高者作為發展標桿參考對象。對創新各維度節點中心性測度如表7所示。結合上述創新各維度中塊模型及節點分析結果，分別選取子群中度數中心度最大的點作為子群典型代表省域，通過對代表省域的分析，決策者能快速把握整個子群的特征以及優劣勢所在;選取子群中中間中心度最大的點，作為各省域創新建設中借鑒其他子群創新優勢的發展標桿，在具體選擇之中一個主觀的考量是:選擇與相對發展程度較高子群鏈接的省域為該子群(類型)的發展標桿。具體結果如表8所示。需要指出的是，在創新成果擴散能力提升方面，代表省域與標桿省域相同，這可能源于省域間創新成果轉化模式各異以及多數省域在創新成果擴散方面具有綜合發展態勢。

3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應用復雜網絡模型，基于相似性視角對我國內地31個省域創新系統在創新基礎與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以及創新成果擴散四個方面進行分析，討論各維度創新省域類型的特征、內部結構，以及各個類型省域創新系統的典型代表和發展標桿，主要結論有:(1)總體而言，全國省域創新各維度上均較為相似，具有一定的同構性，且隨著創新鏈條的推進，相似性逐漸降低，同構現象逐漸減弱。(2)省域創新相似群體劃分方面，創新基礎與環境、創新投入維度相似關系區分清晰，據相似性所劃分的塊模型呈現出“凝聚子群”關系模式，子群內部相似度高，子群間相似度較低;創新產出、創新成果擴散維度子群結構相對松散，但各子群相似特征仍較為顯著;同時，各個維度內子群劃分能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發展梯度性。(3)對于各類子群省份，基于子群(類型)中度數中心度和中間中心度分析，都能找到相應子群的代表省域，和發展標桿省域。由此，就各省域自身，為有效促進其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一方面，在短期內應根據自身在不同維度創新網絡中所處的子群位置，結合代表省域充分了解自身創新特色及優劣勢，并通過向標桿省域進行學習借鑒，進而設定自身短期發展方向與目標;另一方面，在長期上，應基于短期分析，進而以子群梯度提升的標桿省域為自己發展階段的參考學習對象，設計各個維度的長期發展線索。另外，國家層面上在全局制定相應政策時，應該考慮到政策在創新鏈上作用效力可能的遞減性，當然，具體政策制定與策略設置的理論與實證基礎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作者：李向前 李菁菁 黃莉 單位：安徽工業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