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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業技術推廣

林毅夫的博弈論解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將該問題放在一個1949年以來制度變遷的視角下來考察，可以發現，的本質是靠犧牲農民利益為工業化提供資源來加快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的一種制度變革。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后集體化時期。1978年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然而，1985年以來進行的以農村流通領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第2步改革卻舉步維艱，集體化時期實行的農產品統派購制度業已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農村長期陷入為城市提供廉價資源、產品和勞動力的儲備庫。由“公余糧”演變而來的農業稅費從農村汲取了大量資源，這不僅制約了農業技術的發展，也直接造成了“三農”問題的嚴重化。因此，對于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發展問題的分析，需放到一個更為長時期的宏觀制度分析框架之內。

集體化時期的農業技術推廣是在以生產隊為基本生產單位的中進行的。農業技術推廣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公社有一整套運作正常的農業技術推廣組織，專門發揮農業技術引進和技術指導的職能。因此，從歷史角度看，公社時期的技術引進無論是其規模、速度和效益都是空前的。然而，農民勞動和農業技術的組織方式改變，并不能使傳統的技術體系挖掘出更多潛力來提高土地的生產效率，甚至會進一步損害農村的積極性。此外，即使現代農業技術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有利可圖的，如果無視文化價值和社會習俗的差異，為使用這種技術而進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就不可能達到預期目標，而只會造成鄉村社會的混亂。

2改革開放以后的農業技術推廣

1978年后，隨著制度的解體，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的基本面貌和運行模式。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在給農業技術推廣帶來巨大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與舒爾茨強調的在市場引導下為小農引進現代生產要素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在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上發揮了絕對主導的作用。林毅夫認為，由于集體制向家庭責任制的轉變，制度改革帶來了原先傳播與推廣體系的某種程度的破壞，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創新、推廣的投資大規模減少，對農業技術推廣帶來了負面影響。由于經濟力量分散、薄弱，農民不可能具備增加科技投入的內在動力，土地規模過小，小塊土地的分散耕種，也不利于一些大型綜合性的農業技術的應用;以分散經營的土地承包方式形成以農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的生產形式，可能成為妨礙技術變遷的因素。分散的農戶經濟也沒有足夠的物力、財力承擔對傳統農業進行現代物質技術裝備的任務，農戶采用農業科技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會面臨更大的風險，承受更高的機會成本。不少農民在權衡各種機會的收益和風險的基礎上，放棄采用農業科技成果和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機會。

在農業技術推廣困難的具體案例研究上，林毅夫通過對湖南省5縣500個樣本農戶收集的數據顯示，農戶的教育水平對農戶采用雜交種子的概率和采用密度上具有正的和統計上的顯著效用，因此，增加國家對農村教育的投資能促進農業技術變遷。賀雪峰在研究拋秧技術推廣困難的原因時，則認為在于缺少強有力的推廣體系，因此他認為要強化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羅興佐也認為，國家介入是實現鄉村水利有效供給的重要前提，在缺乏國家介入和農民合作的前提下，市場化取向的水利制度改革日益陷入困境之中。

賀雪峰、羅興佐等人雖然指出了政府公共職能的缺失對于農業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但這種觀點并不能很好地把握農業技術背后的國家權力邏輯，因此也很難找到農業技術推廣中政府利益與鄉村社會需求的結合點。體制政策與農業技術應用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如果不將制度變遷與農村社會實踐聯系起來，關于當前農業技術發展的問題分析會顯得過于簡單。當農業技術被轉化為國家能力或經濟投入問題時，以外部資金技術投入為基礎的體制政策調整并不能有效把握好現代農業技術供給和鄉村社會技術需求的結合，反而導致農業技術推廣所產生的負面政策后果不斷凸顯。

3小結

綜上所述，從1949以來現代中國農業技術的發展歷程來看，體制政策變遷的影響是明顯的。雖然包括體制在內的許多試圖改善農村技術應用狀況的體制政策最終都歸結于失敗，但這并不能簡單歸因于農業技術推廣的組織問題，應該反思的是農業技術運行所依賴的制度體系及農業技術背后的國家權力邏輯。如果說傳統農業的實際邏輯是對多變環境的富有創造性地、實踐中的反應，那么，科學農業的邏輯則相反，它是改變環境使之盡可能地適應集權和標準化的公式。現代農業技術推廣背后是國家權力的拓展和地方性知識的被動變遷，它在改變鄉村權力結構與社會生態環境的同時，也改變著農牧民原有的生計模式。因此，在分析當前農業技術的發展困境時，要將國家的權力邏輯和體制政策因素納入到分析的范疇。除非清楚地解釋農業技術推廣背后的國家權力邏輯，并把握好政府利益與鄉村技術需求的結合點，否則，將難以找到當前農業技術發展困境的真正原因所在。

作者：劉敏單位：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