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政黨政治演變特征與趨勢觀察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自1986年開啟的臺灣政治轉型，在初期以“省籍—族群”政治動員模式為主導，逐步形成以國民黨和民進黨為主的藍綠兩大陣營對峙的政治格局，“兩黨制”漸趨成型。但國、民兩黨輪流執政，臺灣政壇深陷藍綠惡斗，經濟民生停滯不前，民眾怨聲載道，島內社會階級矛盾逐漸凸顯。經歷兩岸關系發展變化和島內政治變遷，民進黨慣用的“省籍—族群”政治動員模式日漸失去市場，臺灣民眾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需求日益上升。臺灣社會矛盾和民眾主流訴求出現的新變化，成為影響下一階段臺灣政黨政治發展演變的主導因素，使得兩黨發展都面臨新挑戰，走“中間路線”的“第三勢力”存在一定發展空間，但未來臺灣政黨政治格局具體如何演變還需要時間觀察。

關鍵詞:臺灣;政黨政治;認同;階級;“兩黨制”;“第三勢力”

1986年以來的臺灣政治轉型沿著所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主線進行，以臺灣社會存在的認同問題為核心的省籍、族群、統“獨”矛盾斗爭為主軸，逐步形成以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為主的藍綠兩大陣營對峙的政治格局，至2016年已出現三次政黨輪替，臺灣政黨政治格局演變進入新階段。然而，國、民兩黨長期輪流執政，島內政壇深陷政治惡斗，經濟民生裹足不前，導致臺灣社會階級矛盾凸顯，島內民眾不滿藍綠的聲音逐漸升高，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需求日益迫切，再加上受到全球“反建制”等風潮的影響，島內政治生態出現新的變化因素，未來臺灣政黨政治格局演變還存在較大變數。

一、臺灣政黨政治演變的規律性特征

(一)“省籍—族群”政治動員模式基本主導政治轉型初期臺灣政治格局的演變，逐步形成以認同分歧為核心的藍綠兩大陣營對峙的政治格局西方有關政黨政治的政治社會學研究一般認為現代政黨是社會分歧的代言人，由于社會分歧的結構相對穩定，政黨體系也趨于穩定。既有的對臺灣政黨政治的研究，基本上從上述路徑理解臺灣政黨政治格局的形成，一般認為國共內戰與冷戰背景下的臺灣社會分歧，主要包括本省/外省、本土/外來、民主/威權、“獨立”/統一等二元對立式的社會矛盾，塑造出臺灣政治發展的基本形態。①概括而言，臺灣社會普遍存在階級矛盾和認同矛盾問題，但在臺灣政治轉型初期，由于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社會分配問題并不顯著，“到20世紀80年代初，經濟成長一直在人均收入差距并未大幅增加之狀態下進行”，“直接促使階級問題在‘民主化’時期并未演變成政治問題，反而是一系列以認同為核心的斗爭、競爭與‘民主化’課題同時成為臺灣政治轉型之主流的原因”。②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化”一體兩面、共生發展，臺灣民眾要求當家做主、推翻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成為“民主化”的主要訴求，臺灣政治轉型可以看作是“本土化”推動下的威權體制的“民主化”。“20世紀60年代，來自大陸的所謂‘外省籍’(相對于臺灣‘本省籍’而言)及其后裔(外省第二代)人口占全臺人口的13%左右，主要是軍人、公職和教師及其眷屬，其中部分精英人士，受過國民黨的培養以及操‘國語’的緣故，很容易進入國民黨把持的‘中央機關’及公營事業工作”，“層級越高，本省/外省的結構越不平衡”，“這種人口—權力分配上的結構性省籍矛盾乃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臺灣地區的政治變遷的根源和基礎”。③1971年國民黨當局被驅逐出聯合國后，臺灣在國際上日益孤立，加劇了內部的“法統”危機。蔣經國不得不提出“本土化”政策，通過吸納本省政治與經濟精英進入政權以化解執政危機。與此同時，“黨外”運動日益活躍。1986年，蔣經國啟動“政治革新”，民進黨“搶灘”成立。之后，國民黨當局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正式開啟臺灣政治轉型。在兩岸仍處于政治對立背景下的臺灣政治轉型，民進黨以省籍、族群作為政治動員工具，利用“民主化”加速實現“本土化”，以“本土化”打擊國民黨，操作“國家認同”及統“獨”矛盾。國民黨被迫順應“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潮流，但李登輝并未真正帶領國民黨走上“民主革新”的道路，反而操作黨內路線矛盾，逐漸背棄一個中國原則，引起外省籍精英和支持民眾的不滿。在1994年臺北市長、1996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和1998年臺北市長選舉中出現的“棄保現象”“李登輝情結”“新臺灣人”口號，均反映出省籍、族群因素對選舉的影響。2000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主要由于國民黨分裂，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39.3%的得票率僥幸勝選，但陳水扁得票率的上漲既反映出其政治操弄收到一定效果，也反映出省籍、族群因素在選舉中所起的作用。陳水扁執政后大肆操弄省籍、族群矛盾及統“獨”對立來獲取選舉利益，2004年其競選連任成功，得票率增長到50%以上。而首次在野后的國民黨在連戰、馬英九的相繼領導下，加強黨務改革，強化“本土論述”，極力爭取本省人的支持，展現多元包容的形象，重新恢復臺灣民眾對國民黨的信心。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三次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民進黨注重沿用省籍、族群和統“獨”的社會分歧進行切割式動員，凝聚臺灣省籍民眾的“我群”意識和本土政治認同，進而轉化為投票行為支持民進黨候選人，而國民黨常常被動地追隨民進黨的選戰議題。④總體來看，從1986年民進黨成立，到1996年首次臺灣地區領導人直選，再到2000年臺灣地區首次政黨輪替，直至2004年陳水扁競選連任，雖存在偶發因素影響，但“省籍—族群”政治動員模式基本主導了島內政治格局演變。國民黨在“民主化”初期雖然出現多次分裂、遭到民進黨的逐步蠶食，但通過利益收買以及與地方派系結合等方式，大體延續了過去威權統治時期的社會基礎，仍具有強大的政治實力。2000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雖然由于權力路線之爭導致的國民黨內部分裂讓陳水扁僥幸當選，但在野后的國民黨迅速拋棄李登輝的分裂主義路線，重新回到傳統立場，凝聚外省選民和加強“本土論述”，與民進黨形成藍綠兩大陣營對峙的政治格局。

(二)“認同政治”與“階級政治”相互交織，臺灣政黨政治呈現較為明顯的“兩黨制”特征，“第三勢力”發展受到制約在臺灣政治場域中，“認同政治”是指以“族群—‘國族認同’”議題為核心的政治運作與選舉動員。⑤臺灣政治轉型中初始形成的藍綠兩大陣營對峙格局主要以“認同政治”為主導，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兩黨或兩大陣營輪流執政具有較大不同。民進黨與國民黨相應在政治光譜上也有左右之分，但在“認同政治”主導下，階級因素和左右之爭并未占據主要矛盾。隨著民主的深化，臺灣政黨政治發展中的階級因素逐漸發酵，經濟民生發展、社會公平正義問題逐漸突出，臺灣民眾對政黨執政的要求更多聚焦于治理成效，“階級政治”成為后來多次出現政黨輪替的重要誘因。民進黨操作省籍、族群及“國家認同”矛盾，在“民主化”初期對其打擊國民黨、擴展自身實力具有重要功能，但在原本主導國民黨的外省族群已經轉向“中國人認同”與“臺灣人認同”的“雙重認同”，以及后來國民黨已經基本完成“本土化”后，再去操作省籍、族群等認同矛盾已經不合時宜，也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價值與規則。“統‘獨’放兩邊，民生擺中間”，成為島內民意主流和發展趨勢。民進黨在操作省籍、族群矛盾的過程中經常與炒作統“獨”議題相伴，但隨著大陸綜合實力的增長，越來越多的臺灣民眾認識到“臺獨”不但不可能實現，反而還會給臺灣帶來滅頂之災。此外，由于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對立、制度差異被放大及綠營煽動等復雜因素影響，現階段臺灣民眾普遍存在不愿統一的心態。因此，臺灣社會實際上形成了“不統、不獨”、希望“維持現狀”的共識。民主無法解決認同的困境，在認同問題暫時無解的情況下，臺灣民眾越來越希望島內各政黨不要再糾纏統“獨”議題，而是聚焦于內部治理，希望經濟發展，追求民生幸福。2004年陳水扁連任后，民進黨當局施政績效不彰、領導集團出現嚴重貪腐、臺海局勢更加緊張動蕩，島內藍綠對抗日益加劇，經濟民生議題逐漸凸顯。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沖擊引發臺灣新的經濟以至社會問題，改變了國、民兩黨的社會動員論述與策略，“階級政治”開始形成。⑥2008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民進黨大敗下臺，證明省籍、族群、認同對立的操作成效已相當有限，治理績效逐漸成為決定選舉勝敗的關鍵因素。民進黨下野后，雖然沒有放棄“臺獨”立場，但一系列政策論述上的變化，顯示其已認識到單純靠分化族群、制造省籍矛盾等已難獲有效支持，民眾更關心政黨的執政能力和績效。2016年國民黨重新上臺后，由于馬英九當局無法有效解決經濟低迷不振、社會貧富分化加劇、青年就業困難等問題，因此在2016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民進黨成功操作“階級政治”，訴求“公平正義”和“改變”，不僅再度讓國民黨敗選下臺，而且首次實現“完全執政”。正是由于“認同政治”和“階級政治”相互交織，使得從1996年首次臺灣地區領導人直選至2016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輪流執政、先后發生三次政黨輪替，兩黨占據絕大多數臺灣地區民意代表席位和地方縣市長執政權，“兩黨制”逐漸形成。國民黨與民進黨為維護自身政治利益，在長期實行以相對多數選舉產生地方縣市長的制度基礎上，聯手逐步確立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簡單多數制”和臺灣地區民意代表選舉的“單一選區兩票制”，進一步壓縮小黨和“第三勢力”的發展空間，從而更加固化了“兩黨制”。20世紀90年代以后相繼成立的新黨、親民黨、臺聯黨等政黨雖偶有得勢，但現均已走向泡沫化，“第三勢力”的生存空間相當有限。在2014年“九合一”選舉和2016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崛起的“白色力量”(柯文哲)和“時代力量”，至今仍無法撼動國、民兩黨主導的政治格局。

(三)由于民進黨先天具有代表“本土”的政治優勢，其政治版圖和話語權逐步得到擴張，但不等于能獨占臺灣政治市場臺灣開啟“民主化”進程以來社會主要矛盾的演變深刻影響著島內各個政黨的政治動員模式，相當程度上形塑了政黨政治發展的基本形態。在過去30年中，“省籍—族群”政治動員模式決定民進黨逐步上升、國民黨逐漸下滑的基本態勢，但這一過程是緩慢的，甚至有所反復，呈現階段性波動的特征。總體上，臺灣政黨政治格局，從開始的國民黨“一黨獨大”，在民進黨逐步上升、國民黨緩慢衰落的過程中，呈現“兩黨制”的特征，直至民進黨進一步發展壯大，逐漸取得政治優勢地位，而國民黨則逐步衰落，陷入發展困境。民進黨從成立之時便占據省籍、族群優勢，在縣市長、臺灣地區領導人和民意代表等各級選舉中的得票率逐步上升，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民進黨的總得票率從30%，成長到2000年陳水扁上臺時的40%左右，再到2012年蔡英文參選時獲得46%的選票，直至2016年蔡英文勝選時獲得56%的過半選票。而國民黨得票率則逐漸下降，2000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連戰、宋楚瑜得票率相加及2008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馬英九的得票率還有6成左右，至2012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馬英九的得票率降為51.6%，2016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朱立倫的得票率僅為31%。民進黨勢力不斷坐大，通過執政、在野再執政的過程，雖然呈現兩黨交替執政的表象，但實際上是民進黨打著代表“本土勢力”的旗號不斷發展壯大，逐步向國民黨奪權的過程，國民黨存在的各方面問題則不斷暴露，革新再起任重道遠。民進黨的壯大不僅體現在政治版圖中的此消彼長，而且表現在綠營的政治話語權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國民黨被迫逐步強化“本土論述”，“臺灣人”“本土”“主體性”“主權”“公投”“臺獨”等成為臺灣社會的“政治正確”，而統一、一個中國、中華民族等逐漸成為“政治禁忌”。但臺灣政治話語權的演變有其復雜的背景，未來如何變化還存在較大變數，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民進黨政治版圖的擴張。由于未來臺灣政黨政治格局的演變還將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民進黨雖然在過去呈現階段性的上升勢頭，但并不意味著其能獨占未來的臺灣政治市場

。二、對未來臺灣政黨政治演變趨勢的觀察

(一)臺灣社會的二元對立結構難以消除，兩黨或兩大陣營輪流執政應是主導邏輯，但并不意味著不會出現松動曲折臺灣的兩黨體系是由選舉制度和社會分歧共同形塑的。⑦從社會分歧與選舉制度兩個方面來看，臺灣政黨政治走向“兩黨制”或兩大陣營輪流執政應是常態。一方面，盡管受到全球化沖擊，但臺灣的經濟基礎沒有發生結構性改變，島內社會依舊存在以認同分歧和階級政治為主導的二元對立結構。盡管在民進黨逐步奪權的過程中，“臺灣主體意識”逐漸形成，省籍、族群矛盾有所淡化，但統“獨”矛盾一直在深層次困擾著臺灣社會。從認同分歧與階級矛盾的兩個維度來看，二者在短期內都難以消除，臺灣社會的二元對立結構將長期存在。“國民黨的支持者更關心經濟增長和兩岸關系發展，民進黨的支持者更在意分配正義，擔心過于密切的兩岸關系將從經濟和政治上威脅到臺灣的利益。累積性的社會分歧與兩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分歧密切相關，歸根到底是臺灣的未來歸宿問題”。⑧另一方面，選舉制度對政黨體系也發揮了較大的形塑作用。臺灣縣市長、臺灣地區領導人和民意代表等最重要的公職人員選舉均是簡單多數當選制，“臺灣‘立法院’保留了少部分的政黨比例代表席位，以及縣市議員選舉仍是采取一區多席制，第三黨或無黨籍人士在一定時期尚有部分的存活空間，但不會影響兩黨體系的發展趨勢”⑨。從制度上看，相對多數當選制將導致第三黨的邊緣化，也有利于通過政黨輪替形成均衡的兩黨體系，并誘導兩大政黨走中間路線。⑩從現實層面上看，國民黨在2008年勝選后占據“全面執政”優勢，但在短短8年時間就將政治優勢喪失殆盡，至2016年藍綠結構徹底翻轉。2016年民進黨勝選，再次上臺并取得“全面執政”地位，標志著經過30年的臺灣政治轉型進入新階段，但也要看到過去藍綠對峙的政治結構開始出現新的變化因素，傳統兩黨輪流執政格局有被打破的跡象，臺灣政黨政治格局進入更加復雜的演變過程。一方面，民進黨全面掌握政權，不擇手段試圖徹底消滅國民黨，樹立“綠色新威權”，表面上呈現民進黨“一黨獨大”的局面，但隨著蔡英文當局深陷執政困境，島內民意已經開始走向相反方向。另一方面，在對兩黨輪流執政均不滿意的情況下，臺灣民眾厭惡藍綠的情緒不斷釋放，以柯文哲為代表的所謂“白色力量”因為標榜超越藍綠而獲得不少民眾的青睞。但民進黨一定不樂見“第三勢力”發展壯大，雙方在地方層面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一旦“第三勢力”威脅到其執政地位，必然會受到綠營的殘酷打壓。不過，當社會基礎出現重大變化時，選舉制度對塑造政黨政治格局的作用將受到削弱。2017年，主張“非左非右”的中間派候選人馬克龍及其領導的“共和國前進運動”接連贏得法國總統和國民議會選舉，從而改變了法國政壇近60年來傳統左右翼輪流執政的政治格局。從法國政局變化可以看出，當社會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民眾對傳統政黨政治不滿情緒高漲時，即使在現有選舉制度下傳統政治格局仍有可能被翻轉。換言之，選舉制度無法阻擋政黨政治格局發生重大改變。前瞻而言，從兩岸關系持續處于僵持對抗狀態、臺灣經濟成長動能不足導致利益分配問題漸趨惡化和民主制衡理念深入人心等角度觀察，民進黨謀求長期執政的難度頗大，未來臺灣出現政黨輪替應是常態。

(二)臺灣社會的“認同分歧”逐漸外化為藍綠陣營的兩岸政策競爭，與公共政策綜合發酵，成為影響臺灣政治格局演變的主導因素過去30年的政治轉型，臺灣社會矛盾與政治結構及雙方的關系均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臺灣社會所存在的普遍性矛盾與特殊性矛盾時至今日已經演變到新階段。臺灣社會所存在的特殊性矛盾，主要是指在處理兩岸關系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盡管在統“獨”矛盾一時難以解決的情況下，當前臺灣社會普遍形成“統一不愿意、‘獨立’不可能”的心態，試圖“維持現狀”的主流民意，藍綠支持者在認同臺灣上已無重大差異，但在處理與大陸關系問題上的“國家認同”分歧仍然突出，集中表現在如何看待兩岸關系性質，并外化為兩大陣營在兩岸政策主張上的差異。以民進黨為主的綠營勢力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追求實現“臺獨”;而以國民黨為主的藍營勢力或其他勢力要么在法理上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要么回避對兩岸關系性質表態，不明確主張“臺獨”。藍綠陣營兩岸政策主張的差異，直接影響著臺灣內部治理成效和對外“活動空間”。而臺灣社會所存在的普遍性矛盾，主要是與世界上許多與國家和地區一樣，難以解決經濟發展與公平正義之間的矛盾，由于經濟發展遭遇結構性困境，與之相應的公平正義難以落實，臺灣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雖然階級矛盾未成為政治主流，但政黨和政客揮霍和消耗過去積累的經濟發展成果，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無所建樹，導致臺灣社會低薪、青年失業、貧富差距等問題越來越嚴重，階級矛盾不斷凸顯。和今天西方社會所遭遇的發展困境一樣，臺灣經濟發展和公平正義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因此，在臺灣政治轉型進入新階段后，過去標榜“本土與外來”競爭的歷史邏輯日漸式微，“認同政治”與“階級政治”出現新特點，臺灣的政治邏輯焦點將轉移到解決現階段臺灣社會所存在的主要矛盾上。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臺灣民眾的主流需求，不僅要解決普遍性矛盾，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經濟發展與公平正義上要得到適當的滿足，而且要解決特殊性矛盾，在兩岸關系上要兼顧維護和平發展與所謂“臺灣主體性”，延伸到臺灣在國際上要有適當的“活動空間”。未來臺灣政治格局的演變取決于島內各個政治勢力能否回應并解決當今臺灣社會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和民眾的主流需求。

(三)在臺灣社會矛盾出現新變化的情況下，民進黨和國民黨兩黨發展都面臨新挑戰民進黨雖然歷史性地取得“全面執政”地位，但執政兩年多以來隨即陷入困境，面對臺灣社會存在的普遍性矛盾和特殊性矛盾，民進黨所能提供的解決辦法并不多。如果民進黨不徹底改變自身所存在的政治短板，將從根本上制約其提供的政治產品的吸引力，其施政將越來越無法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所謂民進黨“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將很難維持太久。蔡英文當局上臺后，推動“年金改革”“一例一休”等政策措施，試圖展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政黨形象。但一方面臺灣與西方社會一樣難以解決好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僅僅依靠“劫富濟貧”短期內讓部分民眾獲得一定的心理平衡，卻“治標不治本”，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另一方面受到臺灣社會存在的特殊性矛盾的制約，尤其是與大陸的矛盾沖突導致民進黨更難以解決內部的發展與分配等問題。與過去利用省籍、族群矛盾作為政治動員工具一脈相承，民進黨堅持以“臺獨”主張區隔國民黨，在打倒國民黨的同時，更加堅信“臺獨”理念的“合理性”。但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臺獨”分裂主張，勢必與大陸崛起的態勢存在根本性沖突，不僅制約臺灣經濟發展，逐步惡化社會分配狀況，而且日益緊張的兩岸關系將導致臺灣的“安全與尊嚴”越來越難以得到保障。國民黨盡管在兩岸政策上仍然具有優勢，但在島內遭遇“污名化”，被綠營指責其不僅加劇臺灣社會貧富差距，而且侵蝕所謂“臺灣主體性”。國民黨偏向資本家的中右翼政黨屬性，雖然曾經有過良好的發展經濟、治理民生的經驗與成績，但在現階段“公平正義”“階級差別”被放大的時期，不利于說服普通民眾相信其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尤其是國民黨自身存在的問題和受到民進黨“政治追殺”的外在環境都令其未來發展面臨不確定性。現在國民黨的政黨運作仍然依賴傳統地方派系，內部存在的理念路線分歧、體制僵化、形象老化、經費不足，與青年脫節、人才匱乏等困境難以在短期內解決，其黨務革新和政黨形象的轉變仍需時日，還將面臨2018年和2020年兩場重要選舉的考驗，其后續走勢還需觀察。

(四)島內民眾對國、民兩黨的不滿聲音逐漸升高，助推“第三勢力”獲得一定發展空間受制于臺灣社會的二元對立結構和選舉制度制約，“第三勢力”在臺灣政壇的發展空間受到一定限制，但也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一是全球“反建制”風潮和民心思變沖擊了傳統政黨政治格局。近年來，在美、法等西方國家，非傳統政治人物和政黨接連勝選，傳統政治人物和政黨的影響力大不如前，政黨政治格局日益多元化、碎片化。二是網絡新媒體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打破了既有政治精英和傳統媒體對信息的壟斷，而且極大地改變著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改變著傳統政治與社會運作模式。三是“第三勢力”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具有相對優勢，尤其是在臺灣這種二元對立的社會，容易讓對兩大黨不滿的民眾對其產生天然的期待。從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的表現來看，在內部治理上呈現政治衰敗的特征，遭遇“民主困境”，島內民眾不滿兩黨的聲音逐漸上升，期待政治改變的呼聲越來越高。近期的一些民調結果顯示，相對于過去，臺灣民眾的政黨偏好已發生明顯變化，對國、民兩黨的認同度下降，沒有政黨或藍綠偏好的民眾已上升至4成以上。如2018年6月17日，“臺灣民意基金會”公布的民調顯示，國、民兩大黨支持度相差無幾，均為23%上下，不支持特定政黨的中間選民為34.9%。瑏瑡這表明在一定因素作用下，“第三勢力”發展的政治空間是可以被利用和放大的。在兩岸關系上，沒有傳統意識形態包袱的“第三勢力”存在發揮積極作用的空間。臺灣社會要求擺脫“藍綠惡斗”、“超越藍綠”的呼聲，不僅指責兩黨在內部治理的失敗，而且不可避免波及到其兩岸政策立場。國民黨雖然再次下野，但臺灣民眾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需求卻日益升高，民進黨面臨調整兩岸政策的巨大壓力，而“第三勢力”想要發展壯大，也必須迎合希望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流民意。在民進黨兩岸政策立場調整緩慢、國民黨兩岸政策尚未洗脫被“標簽化”的情況下，標榜走“中間路線”的“第三勢力”在處理兩岸關系議題上的靈活性和務實主張可能成為其在島內發展壯大的有利因素。

三、結語

綜上所述，由于臺灣社會的二元對立結構難以消除，國、民兩黨或藍綠兩大陣營輪流執政應是主導邏輯，民進黨謀求長期執政的難度頗大，未來臺灣出現政黨輪替應是常態，但并不意味著不會出現松動曲折。臺灣社會矛盾和民眾主流訴求出現的新變化，成為影響下一階段臺灣政黨政治發展演變的主導因素。島內民眾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不滿聲音逐漸升高，使得兩黨的發展都面臨新挑戰，走“中間路線”的“第三勢力”存在一定發展空間，但未來臺灣政黨政治格局具體如何演變尚待觀察。

作者：徐家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