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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

摘要：結合經辦的案例，從貨代收據的功能、目的出發，得出結論認為貨代收據在法律性質上不應作為運輸單證，而僅為收據的功能，并嘗試從實踐中將貨代收據判定為運輸單證的反面案例中進行歸納，總結貨代收據會被認定為運輸單證的原因所在，并以此為借鑒，進一步提出策略維護貨代收據作為交付貨物單證的功能，以期定分止爭之用。

關鍵詞：貨代收據；交付貨物的單證；運輸單證

近些年來，在海運和貿易實務中使用越來越多的貨運人收據（ForwardersCertificateofReceipt,貨代收據），甚至還有在貿易結算中使用該收據進行結匯，以代替傳統的海運提單。而貨代收據到底屬于何種性質的單證，學界對此研究甚少，司法實踐中爭議也比較大，為此，筆者試圖結合司法實踐，對貨代收據性質作界定，并針對不同當事方的不同立場提出不同的應對措施，以期減少實踐中的糾紛。

一、案例介紹

（2016）最高法民申1605號一案案情概括如下：中國賣方A公司與英國買方B公司簽訂一份FOB條款的貨物買賣合同。C貨代公司作為B公司的，負責提供有關貨物從海外供應商到其在英國配送中心的配送服務。由C公司向船公司訂艙，約定以C公司大陸境內的關聯公司D公司為托運人（負責中國境內陸路運輸段的行為），C公司為收貨人，B公司為通知方。D公司接收貨物后出具了貨代收據。貨代收據上記載托運人為A公司、收貨人和通知方為B公司，出口指示方為C公司。貨物在運輸期間，A公司曾向D公司發出不要將貨物交付給B公司的指示，但最終涉案貨物仍被交付給了B公司。A公司因此對D公司提起了訴訟。案件的審理可謂一波三折。一審庭審主要焦點在于簽發貨代收據的D公司是否應承擔責任。合議庭成員本身就對該問題形成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D公司簽發的貨代收據具有運輸單證的性質，可視為其與托運人A公司之間成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法律關系。在《海商法》未明確規定貨代收據下的交付規則時，應適用《合同法》的規定。依據《合同法》第308條規定，A公司具有控制貨物的權利。在D公司未按照A公司的指示控制貨物的情況下，應按照合同法的規定承擔違約交付貨物的責任。第二種觀點認為，貨代收據不是承運人據以交付貨物的單證，不具有物權憑證功能，故D公司將貨物交付給貨代收據載明的收貨人B公司不存在違約過錯，D公司無須承擔違約交付貨物的責任。最終一審合議庭以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判D公司所簽發的貨代收據是運輸單證，D與A公司之間構成海上運輸合同關系，D公司需承擔責任。D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從貨代單據本身記載的措辭以及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方面出發，否認了一審判決，認定D公司所簽發的貨代收據僅是接收貨物的證明并非是運輸單證，D公司僅僅是人，在處理委托事項上并無過錯不承擔責任。二審判決后A公司不服向最高院申請再審，請求維持一審判決，最高院最終駁回了A公司的再審申請。實踐中，類似上述案例只簽發貨代收據而不要求簽發提單的情況時有發生，而一旦發生爭議，焦點大多數就在于貨代收據的性質如何認定。

二、貨代收據的性質研究

我國《海商法》第80條規定，承運人簽發提單以外的單證用以證明收到待運貨物的，此項單證即為訂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承運人接收該單證中所列貨物的初步證據。依據該條規定，承運人簽發的、能證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關系的海運單據不僅限于提單。那么何為貨代收據？貨代收據是否屬于該條所規定的“其他運輸單據”的范疇？

（一）貨代收據定義

關于貨代收據的定義，我國法律并沒有規定，所謂的貨代收據全稱貨運人收據（簡稱“FCR”），由國際貨運協會聯合會（簡稱FIATA）制定并推薦給其會員使用的單據［1］。《聯合國貿易單據設計樣式》將FIATA貨代收據歸入貨代單證而非運輸單證，并將其定義為“貨運人簽發的確認其控制特定貨物并根據不可撤銷的指示將貨物發送給單證中記載的收貨人或置于收貨人支配之下的不可轉讓單證”［2］。國內有學者認為貨代單證指貨運人收到貨物之后，簽發給發貨人、托運人的表明收到貨物并將貨物交付給指定收貨人的書面文件［3］。中國法院在司法實踐中亦曾做出界定，認為FCR單證是指作為貨運人在收到賣方（出口商）交付的貿易合同項下貨物后所簽發的用以證明已接受貨物的不可轉讓的記名單證［4］。

（二）貨代收據性質分析

通過上述定義及司法實踐認定，貨代單證并不具有類似于提單的運輸單證屬性，通常情形下貨代收據僅僅是貨運企業收取貨物的收據，并非運輸單據，不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證明。首先，FIATA對貨代單據的制作以及定義本身表明，貨代收據的簽發主體是貨運人而非承運人，而且也是供給貨運企業使用的。從《聯合國貿易單據設計樣式》明確將貨代收據歸入貨代單證而非運輸單證。其次，從貨代收據制定的目的來看，貨代收據的出現主要是因為FIATA希望加強貨運人在供應鏈中的作用，使得貨運人可以起到一種準倉庫的作用。在貨代收據模式下，如同上文提及的案例，特別是在國際貿易中買方負責運輸的情形下，買方只需委托貨運在出口地接收賣方交付的貨物，甚至是將來自不同賣家的貨物集中起來一起辦理運輸即可，買方無須自己到裝貨港接收貨物，同時，發貨人也只要將貨物交付給貨運人，發貨人便完成貨物的交付，便可按照其與買方約定憑貨代收據到銀行結匯，盡早獲取貨款。從這一角度而言，貨代收據并不是一種為了運輸而設立的單證，而僅僅是其向發貨人出具的證明其收到貨物的收據。再次，運輸合同的成立要件而言，運輸合同的各方必須有達成訂立貨物運輸合同的意思表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訂立時作為平等主體的船貨雙方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為，合同的訂立受《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規定的制約。因此，根據《合同法》第13條，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訂立，采取要約、承諾方式［5］。而在實踐中，多數貨代單據上通常會明確記載簽發貨代單據的貨運人身份僅為，而非承運人，可推知貨代企業并沒有任何想與發貨人成立運輸關系的意思表示，貨代單據并非運輸合同的證明。且貨代公司往往收取的僅僅是一些代墊代付的費用，而非海運費。正如同上文提及的案例，法院正是結合貨代收據的記載以及貨代公司收取費用的性質，認定賣方與貨代企業之間并沒有訂立運輸合同的意思表示，貨代收據不具有運輸單證的性質，不能證明雙方之間存在著運輸合同。此外，根據《海商法》第41條對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定義，是指承運人收取運費，負責將托運人托運的貨物經海路由一港運至另一港的合同。在實踐中，貨代收據主要適用于FOB或EXW等買方來負責運輸的買賣情形，貨代企業往往接受買方的委托，去接收賣方所交付的貨物。從貨代收據實踐中的作用及目的考慮，應當說很難解讀出具有運輸貨物的意圖。因此，結合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定義，從貨代收據的制定目的、定義以及貨運人主觀意愿上判斷，貨代收據的簽發并非是作為證明運輸合同證明的單證。那么既然如此，司法實踐中為何仍然會存在那么大的爭議，下文將結合實踐中案例做進一步的歸納分析。

（三）司法實踐尚存在的不同認定

實踐中貨代收據并沒有統一格式，版本較多，上面記載的內容會有所區別，貨運人若不想識別為承運人，一般都會明確記載僅為貨物人身份，但是有些貨代收據出于各種需要，明確記載著簽單的貨運人將承擔承運人責任，當然也有一些記載模棱兩可的，類似于承擔承運人責任的條款，一旦爭議產生，最后貨運人很可能被認定為承擔承運人責任。如在紹興京成貿易公司與埃彼穆勒環球物流（上海）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中，貨代收據背面不僅記載了“除另有注明，收到表面狀況良好的貨物將按照承運人的正式提單條款持有和運輸”的內容，更為重要的是，同時記載了“貨物將在交貨地交付給收貨人”。該案中的貨代收據便被法院認為具備運輸單證的性質，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重要憑證。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案件中，盡管貨代收據上明確載明了貨運人僅作為的身份行事而非運輸承運人，但是結合案情，法院也有可能將如此清晰記載僅為人的貨運識別為運輸合同下的承運人。如同上文介紹的案件一樣，一審合議庭中的多數法官認為本案的貨代收據雖然記載：“是將擔任，不是一個運送人”，但應當結合全部案情對D公司的法律地位進行判斷，合議庭認為D公司所出具的貨物收據的格式近乎提單，且載明了相關的運輸內容，因此符合《關于審理海上貨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4條的規定，即貨運企業以自己的名義簽發提單、海運單或其他運輸單證，應當承擔承運人責任的規定。在原告某箱包廠與上海某紡織服裝有限公司訴某國際貨運公司一案中，貨運公司出具的貨代收據背面條款中明確載明：“在接收貨物、履行本協議涵蓋的集運服務時，公司作為客戶的唯一人，而非貨物的承運人……公司不是承運人，并不是作為負責人或承運人與客戶訂立或聲稱要訂立任何貨物的承運、儲存、包裝或搬運合同，尤其是公司不是一個公共承運人。客戶同意自公司按照客戶指示將貨物交付承運人起，貨物的照管、報關、承運和交貨的唯一責任應由上述承運人承擔，而非公司承擔……”，應該說該條款已經很明確地表明了貨運公司作為人的身份行事而已。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該貨代收據正面右下角簽名欄標注有“GlobeExpressServicesasCarrier”（全球快遞服務運營商），顯然此時貨代收據的記載存在著矛盾，最終法院認定，背面記載沒有正面記載顯著，應以正面記載為準，從而認定貨運企業為承運人，應當對原告的損失承擔責任。另外，貨運企業簽發貨代收據收取的往往是一些代為收取和墊付給船公司的雜費，如本案爭議的碼頭費、文件費、系統費等，應該說這些費用是區別于訂艙費或運費的，在性質上屬于一些代墊代付的費用。但如果貨運企業收取的是全程的海運費或訂艙費，此時也有就很可能將貨運企業認定為承運人，將貨代收據理解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證明。因此，筆者總結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去認定貨代收據是否具備“運輸單據”的性質，并不應當限定于簡單的理論分析，從而進行定性，而應從貨代收據字面記載內容、目的以及貨代公司收取費用性質等各方面綜合考慮來看。

三、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雖然從貨代收據的制定目的、定義以及貨運人主觀意愿上判斷，貨代收據的簽發并非是作為證明運輸合同證明的單證，而僅是作為貨物接收的單據使用。實踐中，在貨運企業門檻比較低，不需要雄厚的資金和財產作為支撐，且其若作為承運人身份行事時，大多數為無船承運人，而一旦出現運輸糾紛，貨代企業所能承擔的責任比較有限。另外，從貨運企業本身來看，若作為承運人身份行事時，也需要從船東處租船，其所能賺取的也僅為兩個租船合同之間的租金差價，但一旦索賠方將其作為承運人，向其提起訴訟，其可能承擔的責任將遠遠高于獲取的收益。因此，無論是從貿易下當事人，還是從貨運企業本身，讓貨代企業以承運人身份行事并非那么可取，建議在使用貨代收據時盡可能地規避讓貨運企業承擔承運人的責任。為此在操作中要注意如下事宜：首先，從主體的角度而言，一開始從事業務活動時就應當清楚地表明自己僅為貨運人的身份從事活動，并非貿易合同下買方或者運輸合同下的承運人等相關主體；其次，在簽發貨代收據時，要注意貨代收據上的記載內容，特別是有可能導致承擔承運人責任的字眼，盡可能修改明確，然后清楚表明貨代收據僅作為收據貨物收據的功能，并非運輸單證；再次，在費用的收取上，貨運企業要在往來函件中或者開具的發票上注明，收取的是費，而非運費，若幫助代墊了運費、港雜費等，也要清楚標注為是代墊的運費和港雜費，而非運費和港雜費本身，否則，也容易被認為既然收取了運費，那么就有存在運輸合同的嫌疑。

參考文獻：

［1］葉元華.論單證———兼對一典型案例的評析［EB/OL］.

［3］郭萍.國際貨運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20-221.

［4］沈軍，趙琳.貨物收據的法律性質及效力的認定［J］.中國海事，2007（11）：1.

［5］司玉琢.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3.

作者：許少彬1；翁建山2 單位：1.集美大學，2.北京觀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