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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島的詩是當代詩歌中一顆閃亮的星。其流亡后的詩歌展現了生命的力量和對現實、對人生、對祖國的深深思考。這一時期北島的母語寫作尤為突出，他詩歌語言的“陌生化”和空間張力使詩歌的生命力得到彰顯。在語言研究中，詩歌的跳躍性體現出空間語法對時間邏輯語法的優先性，本文通過探尋符號的意義、“能指”和“所指”空間“相當關系”的建構，運用語義定位義素分析理論詮釋北島流亡之后詩歌的空間張力。

關鍵詞：北島；詩歌；空間語法；相當關系

詩歌空間張力的顯現在于對時間的抵抗。空間的廣度對抗著時間的流逝，所有的存在和意義在時間的維度中都能留下痕跡，但人們終究會隨著時間而消逝，唯有那些永恒的價值精神會在亙古不變的變化中得以流傳。語言中的空間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創造的精神意義維度。詩歌語言與日常語言或其他用語的顯著區別就是，它能夠擺脫時間的控制。空間結構的意義通過形式意義來表現，當所有的意義需要一個形式來承擔表達時，語言就是首要選擇。在他流亡之后，功力愈深。北島作為一個異鄉人，他的海外詩歌更多展現了對祖國的深切關懷、對母語寫作的執著追求以及對日常碎片化生活的關注，“祖國”“母語”“疼痛”伴隨著回憶加深，“我對著鏡子說中文/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祖國是一種鄉音”（《鄉音》），可見其空間張力之大。詩歌語言的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為實現空間范圍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當我們透過詩歌語言的形式去探索隱秘在語言背后的意義領域，就能感受到語言組合之間的各種關系。對于北島流亡后的詩歌學界還沒有予以太多的關注，目前主要有3篇碩士論文和2篇單篇論文，或是對比北島國內海外的詩歌風格，探討北島海外詩歌的突破與缺陷，認為北島海外詩歌更具深度，碎片化的寫作使得詩歌晦澀難懂，風格沉穩，詩歌更具張力；或是從傳播接受的角度研究國內學界對北島海外詩歌的解讀。本文擬對北島在流亡歐洲后的詩歌語言進行簡要思考，運用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進入其詩歌內部的空間建構，通過“組合——聚合關系”和“相當關系”解構北島后期詩歌的空間性。

一、符號的追尋

索緒爾對語言結構、系統和功能的研究完成了語言學研究的“現代轉向”。語言是由單位和關系構成的系統，確定單位之間的關系以及單位之間的規則，才能進一步認識語言的本質。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只有用來表達思想、交流看法時，聲音才成為語言。否則，聲音只是噪音而已。要實現交流的目的，聲音就必須成為慣例系統的一部分，也就是符號系統的一部分。符號是形式和意義的結合，表示意義的形式，索緒爾稱之為能指；被表示的意義，索緒爾稱之為所指。這些都是作為符號的組成部分而存在，我們對語言進行探究，就是探究符號的特殊性。語言符號的能指是一種抽象的單位，與語言實踐中實際發出的聲音序列不具備同一性，它是靠一個語言系統中的相互關系來確定的。所指也不是一個獨立的觀念，不具有實體的性質，而是變化之中的相對概念。符號能指和所指的這種特點決定了語言的本質，就是“語言是形式而非實質”。關于語言與文學的內在關聯，從表面上看，任何文學作品都須借助語言才能得以確立，語言向來是文學表達的工具。直到索緒爾，這種觀點依然如此，毫無新意。文學文本的陌生化處理手法，就是文學語言符號表達的突顯。語言藝術的審美性質是一種功能性性質，詩歌功能不是把人引向外在現實，而是一種自我表現、自我宣揚。它使語詞以其聲音、節奏、格律、句法等形式結構進入人們視野，加劇了符號與對象之間的對立，破壞了能指與所指、符號與對象間的任何自然聯系，增加了符號的可感性，從而與其他功能鮮明地區分開來。喬納森•卡勒將語言的符號意義闡釋為以下兩種含義：一種是德里達式的“雙重科學”，一種是解構式的閱讀模式。這既在符號學的框架之內，又是對符號的一種反抗和抵御，但構成了文學研究的動力。詩歌語言具有跳躍性，可以不遵從時間的邏輯順序。詩歌的生命力也正是來自于語言的不斷抵抗，詩歌的形式是語言，語言的音樂特征會受到離散性符號單位及其表意制約，這也就解釋了語言意義得以存在的原因。在有的語言中，語言成分的意義關系是可以不受時間影響的，比如日語的主語和賓語都是有標記的，不管位置是怎樣的，意義關系是不變的。俄語也是有詞的陰陽之分，有性、數、格的區別，詞的意義不受位置的影響而改變。漢語則不同，同樣的詞在不同的位置上就會有不同的意義，比如“客人來了”，就說明主人是知道客人要來這件事的，并且知道要來的客人是誰，表明這是主人和客人有約在先的。而“來客人了”，則說明客人是突然造訪的，主人事先并不知情，也不知道來的客人是誰，是沒有約定在先的。詩歌語言中的意義關系更為自由，句子之間的聯結靠意象合成。北島詩歌《歲末》中：“我走了多年/讓歲月彎成了弓/到處是退休者的鞋……/這是并不重要的一年/鐵錘閑著，而我/向以后的日子借光。”這里的時間維度非常廣闊，當“歲月”順流，如今的種種都在眼前，“我”向時間流的另一端透支屬于未來的光芒，意義的呈現依賴于時間的線性組合。詩歌的無時間形式即空間形式的組織手段可分為能指和所指兩大類。詩人貝爾納認為，組織詩歌無時間性的方式有以下兩種，第一種是手法的重復，另一種是不連貫性，前者是指語言的音樂性，或是結構的圓美整合；后者是指語言意義關系的特征，用多重意義或者是相互矛盾意義的同時出現來打斷時間上的邏輯性。由此詩歌語言的張力和空間就得到了結合。

二、組合聚合中的空間視野

現代語言學研究的基礎是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從橫組合關系和縱聚合關系兩個向度上展開的，或稱為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前者指的是：“在話語中，各個詞，由于它們是連接在一起的，彼此結成了以語言的線條特性為基礎的關系，排除了同時發出兩個要素的可能性。”而后者是指：“在話語之外，各個有某種共同點的詞會在人們的記憶里聯想起來，構成具有各種關系的集合。”一個是在水平方向上按照人說話時一個個字詞展開的先后順序排列而成，具有在場性；一個則是在特定的句段中，根據某種共同之處在聯想的作用下構成的集合的關系。通過這種區分，索緒爾意在表明：“語言符號的意義并不是它們本身所規定，而是在一個縱橫交織的關系網中被語言的結構所規定。在語言中，任何一個要素（符號）的意義，都取決于它與前后上下各要素（符號）構成的差異與對立。”任何一個符號的價值不僅取決于它和可以替代它的其他符號之間的對應關系，而且取決于它和前后符號之間的相鄰關系。“語言是形式，不是物質。語言是由相互聯系的價值構成的價值系統。分析語言就是要找出這個構成語言現狀的價值系統……語言符號既由相互關系產生，又由相互關系決定。”傳統語言研究只注重組合關系中的線性組合之間構成成分的研究，也就是組合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關系，卻忽視了聚合關系。雅柯布森認為，詩歌的語言和普通用語正好相反，在詩歌語言中，聚合軸的信息才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如果兩個名詞同時列在一起，那么說話的人就會不自覺地先說比較短的那個，這沒有先后的等級順序和心理模式，就是由短語結構的長短來決定的。正如雅柯布森所說：“你為什么總是說瓊和瑪杰里，而不說瑪杰里和瓊？這對雙胞胎姐妹，你是不是更喜歡瓊？”“沒有的事，只不過這么說更順耳而已。”詩歌語言與其他語言不同也正是這個原因，在實際當中明明需要這樣講，但是在詩歌中不用這種形式。比如：“送報的孩子從早晨出發/凄厲的小號響遍全城/是你的不幸還是我的不幸/神經脆弱的蔬菜啊/農民們把手栽進地里/盼望抓住金條的好年景/政客在自己舌頭上/撒著胡椒粉/而樺樹林正在討論/是捐軀于藝術還是門。”這種敘事語言只能在詩歌里出現，只能用詩歌的敘事方式去解讀文本。按照雅柯布森的解釋來說，就是“詩歌功能就是把對應原則從選擇中心反射到組合中心”，這就是詩歌語言中的“等值原則”，它包括三個重要的概念，組合軸、選擇軸和對等原則。這里的選擇和組合是語言學的基本手段，選擇可認為是遣詞，組合可認為是造句，這主要是源于索緒爾語言學中的關于語言活動存在著句段關系（橫組合）和聯想關系（縱聚合）的兩個層次的觀點。雅柯布森在做一個對兒童的測驗時，對于小木屋（hut）實驗，讓兒童說出在頭腦里最初的反應是什么，有的兒童可能是想到一個簡陋的小屋（apoorlitterhouse），而有的兒童可能會想到燃盡（burntout），前者是對hut這一物象的替代，體現了語言選擇的縱聚合能力；后者是對這一物象的補充、擴展和想象，體現了語言選擇的橫向組合能力。

在具體的詩歌中，這種組合和聚合關系是比較復雜的。它不是普通語言中的簡單替換和補充，而是上下文、前后句的意義中，進行等值對換。也就是說，在組合軸中并不對等的詞，在聚合軸中有等值參照意義，這樣就形成詩意。“來自遠方的悲傷/是一種權力/我用它鋸桌子。”（北島：《無題》）這里的“悲傷”何以能成為“一種權力”，顯然是不合邏輯的，但是“悲傷”通過隱喻的方式和“權力”在語言兩軸的轉換和投射過程中實現“等值”，就在這轉換之中，詩意得以生成，這首詩是北島流亡之后對祖國的深深思考。“在父親平坦的想象中/孩子們固執的叫喊/終于撞上了高山……/帶家具的生活/以外，跳蚤擂動打鼓/道士們練習升天/青春深入小巷/為夜的邏輯而哭/我得到休息。”北島在流亡之后，被迫與家、國失去了聯系，他無法像以前、像他人那樣享受親情，也無法保持與祖國、與母語的緊密聯系。在“悲傷”與“權力”的等值轉換中，產生了所有不能言說、難以言表而又無可奈何的情感。“誰在虛無上打字/太多的故事/是十二塊石頭/擊中表盤/是十二只天鵝/飛離冬天。”（北島：《冬之旅》）“十二”在這里有著太多的意義，在中國，一天有十二個時辰，一年十二個月，天干地支的計時就一共是十二，又有十二生肖等說法。在佛教中，通常將因果輪回稱為十二因緣論；基督教中，耶穌的十二個弟子被稱為“耶穌十二門徒”，傳統上的“第十二夜”（圣誕節后第十二個夜晚）和“第十二日”（公歷一月六日）都是很重要的日子。西方文學中也多次出現這個數字，比如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伊里夫和彼得羅夫的小說《十二把椅子》等等。這里的“十二”是一種終結，也是一種開始，關于虛無，我們只有通過“故事”的意義去挖掘。很多“故事”通過隱喻與“石頭擊中表盤”和“天鵝飛離冬天”產生意義上的“等值”，生成毀滅與逃離的含義。在詩歌《否認》中，“蒙面的紀念日/是一盞燈籠/收割從夜開始/到永恒/從死者的眼里/采摘棉花/冬天索回記憶/紡出十年長的風”，否認，就是對一切的否定。“蒙面的紀念日”這本身就帶有很強的否定意義，在語言兩軸的轉換和投射過程中，與“燈籠”實現意義的“等值”，盡管“燈籠”是照亮、引明的工具，但是顯然它已經與“蒙面的紀念日”發生了意義上的對等關系，從而使灰色的日子有了一絲光明，從而發現更多的否認。如果我們將隱喻的修辭手段納入空間語法的表達，也就是組合軸和選擇軸兩軸的轉換，那么詩歌語言的空間性就得到凸顯。

三、“相當關系”下的空間建構

雅柯布森提出，詩歌的語言可以運用相當關系達到某種組合，使各組合成分“相當”。詩歌語言就是物象之間有機化、戲劇化的神秘聯系，這種“相當關系”除了具有詩的功能的語言外，其他任何語言均不能使用。只有在各個“相當”的單位做出有規則的重復的詩歌中，其意義中的時間流逝才會給人以完美的音樂感。“相當關系”的建構是詩歌語言空間性的重要手段。漢語的一些韻律語言中在時間意義表述下具有空間特征，將語法的非法轉為合法，比如“而立之年”“似是而非”。語言是共時關系的系統，傳統語法是線性的時間語法，尤其是傳統的結構主義語法，更是將語法手段以線性的時間方式視野建構語法系統并進行研究，但其空間建構的特點往往隱藏其中，空間手段往往通過能指、所指的形式來實現，或者是通過元語言來實現。“一首歌/是房頂上奔跑的賊……/一首歌/是棵保持敵意的樹……/一首歌/是背熟身體的鏡子……/一首歌/是一個歌手的死亡。”（北島：《午夜歌手》）通過“是”，將一首歌賦予動感的“賊”、靜止的“樹”、穿透的“鏡子”、有靈魂的“死亡”（這些都是有空間范圍的構建）等含義。元語言類的空間建構自動就會呈現出本來的意義空間，雅柯布森的“等值原則”就是對詩歌語言的歸納，“一個逃避規則的男孩/越過界河去送信/那是詩，或是死亡的邀請”。“越過界河去送信”這個動態的過程，是憑借語句本身而生成的，直觀作用到認定頭腦當中，不需要再進一步加工和闡釋，這就是元語言的空間展示。北島詩歌語言的符號探索是研究其詩歌空間性的重要手段，通過語言“能指”和“所指”當中的重復手段和不連貫手法，用多重意義或者是相互矛盾意義的同時出現來打斷時間的邏輯關系，將意義置于邏輯/反邏輯當中，或是描述同一事物的相反兩方面意義關系，通過意義的對應交匯而形成的詩歌語言的廣闊空間。在意義的轉換和生成過程當中，離不開語言“組合”和“聚合”關系的轉換，把對應的原則從選擇中心反射到組合中心，在語言兩軸的轉換和投射過程中實現“等值”，通過“等值”關系解讀語言的含義，以此窺見隱藏在語言內部的廣闊的空間視野。這也就是“相當關系”的運用，對應原則中的對立統一意義就是在聚合軸上產生的，在聚合軸上的信息投射通過矛盾、統一、相似等形成相關關系。當其中的等值關系越大，那么詩歌的空間范圍就越大，形成廣闊的空間張力，這也正是北島詩歌中語言的生命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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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心釋.索緒爾語言學視野中的詩歌語言分析[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5）.

作者：虞揚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