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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應該把社會科學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研究社會科學是應該只考慮嚴格的理論構造并對世界進行改造?還是也要思考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和興趣?社會行為是由什么導致的?對諸如此類問題的思考，同樣也是實用主義者探索社會科學時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我們結合涂爾干(EmileDurkheim)、韋伯(MaxWeber)和波普爾(KarlPopper)思想的整理來予以分析。

其一，涂爾干的自然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涂爾干認為，社會學應該使用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的方法進行研究，這樣社會學科才能成為科學的學科、才是被社會所公認的規范性學科。涂爾干還是社會科學整體論的倡導者。他注重研究社會成員共同的體現，而不是個人的意義。他在意的是社會成員平均體現出來的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2］42。因為他認為研究社會科學應該根據社會事物所體現的規則來研究，而不是現象。現象是無意義的，規則才是科學中的“一般理論”。在《社會分工論》中，涂爾干很明確地提出:社會分工是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基礎［2］4。因為社會分工是由人類行為所參與的社會按照社會規則進行的。而社會秩序就是檢測人類是否按照社會規則行動的風向標。因此，涂爾干強調社會中的各種社會事實并不是由個人的動因和欲望導致，而是有深層的社會和道德原因。

其二，韋伯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韋伯認為社會中的人類行為是社會成員有目的的行為和意外效果的結合，兩者并存。［3］對于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用假設或預想等方法，因為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無限多的，也是無限廣的，更為重要的是它們都具有強烈的文化背景，所以具有客觀上的“當下性”和“局限性”。韋伯是反自然主義者，因為他所要建立的方法論，是具有強烈興趣的基礎上才能找到他所向往的研究“模式”的背景，而這一背景就是他所想要的理想模式。在不同的興趣和知識結構中會派生出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應該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社會科學，而不是尋找高度統一和一致的普遍規則。

其三，波普爾的證偽思想和情境分析方法。波普爾認為一個理論只要被證明是錯誤的就應該被拋棄，完全否定它對事物認識和分析的判斷;庫恩則認為一個理論在不正常的情況下，還要再看它的內核是否完全錯誤。只有當內核也錯誤的時候才能否定，并不是只要錯誤就拋棄，很多理論通過自我修復或改革還可以發展。波普爾也是一個方法論自然主義者，他支持研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用同一個方法。他說:社會科學規律和假說是存在的，它們與自然科學的規律或假說是相似的［4］。但他并不同意用歷史決定論來預測和斷言社會的發展規律。很多人認為雖然社會環境可能比自然環境要復雜，但社會環境中仍然有普遍規則和沒有被改造過的社會環境，這些環境是可以被檢驗和模擬的，進而可以作出預測的。他從歷史經驗中得出有關社會規則的結論，就是說:君王暴政、荒淫無度的時候，必然會有革命運動的產生。他認為雖然這樣，但我們仍有很多不能預測的事物，像是思想、知識等等物質的附屬品。所以他批判歷史決定論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波普爾是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擁護者。他認為不應該把整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因為“整體”這個詞本身就是不清楚的，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找出有目的的行為和未預料到的結果之間的聯系。但他的個人主義研究并非每個人的每種情況，而是每個人在某種情況下的大部分做法。“情境邏輯”這一概念來源于此，在經濟學中尤為突出。他強調在某種情況下的某種行為，就是具體情況下的有局限性的行為。這種情景分析方法被許多哲學家所認可，而且在實用主義方法中一直被沿用。通過實用主義者對社會科學研究基本方法的立場和觀點的分析，我們看到，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就是希望社會事物這一復雜的運行體，可以在我們進入之初得到一定的說明和預測，并且在不同領域和人群中可以進行大量的交流。這樣的作用帶來的好處并非僅僅是對于歷史意義上的規律的判斷，還可以對某一具體環境下突發的偶然事件的判斷。每一種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的影響的指導是不同的。實用主義者主要研究有目的的社會實踐和行為。他們首先認為任何一種研究都是以興趣和解決實際問題為出發點;其次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著眼點通常在文化或歷史背景，是一種經驗研究，較少涉及理性或邏輯問題。實用主義哲學家的興趣不在于或者較少關心社會科學理論構建的方法論研究，而在于社會成員間的交流與對話，信仰與行為，文化背景與歷史軌跡。因此，實用主義視角下的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是一種動態的哲學研究。

一、古典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

實用主義者幾乎都是反自然主義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休謨雖然不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但他的思想也體現出反理性的特征，正像他自己所認為的:“亦即我們對于世上因果關系的認知是取決于我們的情緒、習俗、和習慣，而不是取決于理性、也不是取決于抽象、永恒的自然定律［5］。”從皮爾士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很容易看到他的理性主義思想并且還帶有濃厚的先驗思想和科學主義思想。這是可以理解的，皮爾士對實用主義的提出有他特定的歷史背景。詹姆斯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凸顯他的心理學功底，把經驗用意識鏈接起來。橫向上，經驗不同，每個人的意識便不同，社會便會復雜起來;縱向上，“意識流”還負責連接感覺、意向和觀念。杜威(JohnDew-ey)的研究中進化論的思想非常明晰，有目的的生長，有欲望的行動，他的經驗中的自然主義的觀點體現出生物與自然界的互動，也表達社會成員與社會間的互動。總的說來，實用主義者們關心的不是理論構造，而是實際行為，不是要將觀點形成一般的原則，而是要運用它們解決實際問題。

首先，皮爾士的來自不完全“科學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按照皮爾士，一門科學應該是為追求真理而誕生的，所以科學就應該追求真理［6］。他的理論凸顯科學性、嚴謹性和邏輯性。但是，他的科學理論構建區別于前人。皮爾士認為，就算一個科學理論可能沒有辦法給予精確的預測和判斷，但是這些理論在人類生活中同樣可以帶來樂趣和有教育意義，他也覺得是值得的。這一觀點明顯不同于他之前的需要有精確預見和判斷的理論構建者們的觀點。但就像在他的“理論結構”一文中所提到的那樣，“感覺與感覺之間的聯系是由普遍規則決定的，我們還意識到它受習慣的控制。”“一個最原始、最基本的精神活動法則就是概括的傾向［7］305。”但在詹姆士的“意識流”中，“普遍規則”消失，體現出“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差別。具體來看，皮爾士研究社會科學時，會盡一切可能消除社會現象中感性的部分，僅僅抓住理性的部分分析。皮爾士通過研究康德而進入哲學，所以可以看到他的先驗思想的影子，也跟隨康德的腳步規避了物質和精神的劃分。他認為社會成員由于自己的生長環境及客觀背景，會帶有與生俱來的觀念和思想，認為萬物都有永恒本質和不變規則的教旨和教條。而且他相信“存在著一些真實之物，他們的性質完全不依賴我們的看法;這些真實之物按照固定不變的規律影響著我們的感官，盡管我們的感覺隨我們與對象的關系的不同而不同［7］82。”因此，在他的研究中，他很強調最初的信念，盡管他認為我們應該對很多事物懷疑，但是并不像笛卡爾的懷疑論那樣懷疑事物的根基。對于大多數事物來說，起初本能的信仰判斷多數是正確的。皮爾士的科學理論中凸顯“可錯論”，任何理論只有在無法修復的狀態下，才可被替換。皮爾士著重研究的是社會事物背后的普遍規則，他認為這樣才能得出可以改變世界的方法;但他有對不能達到這一研究效果，只與興趣和影響有關的個別規律感興趣。他對社會科學的研究，總體上是整體主義的，他確定了規則可以在行動中起到支配和指引作用。

其次，詹姆斯的來自“徹底經驗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詹姆斯繼承了皮爾士的一些理論。尤其在“有目的行為”這一問題上。同樣一個理論必須具有很強的行為指導意義，否則它沒有意義。在皮爾士的思想中可以看到較為明顯的“先驗主義意味著一切”，但在詹姆士的思想中卻看不到先驗主義的影響。因為詹姆士是從心理學領域進入哲學領域的，所以他的哲學思想帶有很強的人本主義和生物學思想。詹姆斯認為在研究社會科學時，應該接近于人類的生活，“意識中的某物和物理概念的某物是同一的［8］。”詹姆士的徹底經驗主義在研究社會經驗時，不僅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同時對經驗的闡述有別于皮爾士，幾乎忽略了理性的部分。他認為社會經驗不是單獨的，它們是一種有內在流動性的東西。兩個經驗之間是我們的思想意識作為橋梁，而思想意識是人才具有的。詹姆士認為“意識”不存在實體，但是可以使用。他并不認為任何事物是客體或主體，而是絕對的“認識者”或“被認識對象”。因為這與具體的研究背景，并不能一概而論。任何事物只有在人正經驗著的時候我們才能說它是存在的，而得出的結論可以指導我們的行為或是生活向不同的方向發展時，我們才能說這個結論是有意義的。從另一方面說，在詹姆士的觀點中我們已經看到他對皮爾士有關于研究事物的改變。他認為社會是多元的、復雜的，不應該被抽象成一個唯一的、可遵循的標準和一般理論。既然經驗與經驗之間是有“意識流”的，那么就不可能有永恒的標準。從這個角度看，詹姆士在研究社會科學哲學的方法論方面是個人主義的。他強調了經驗間的互動。詹姆士用實用主義方法論闡述了他的心理學，他說“我們的經驗具有一種獨特性，即它們不僅存在而且被認識。經驗的“意識的”特性用來解釋這種獨特性，但用經驗的彼此間的關系———這些關系本身也是經驗———解釋這種獨特性可能會更好［9］403。”因為他知道這種特性不可能一概而論，不可能有像理性主義者們所宣稱的統一規則或是永恒真理，按照他的“純粹經驗”的理論，經驗在混沌狀態時不能分出主觀和客觀，但是他們來自不同的經驗材料，至少是有差別的經驗材料，這些不同使得經驗與經驗之間的關系也不同，所以就會產生不同的特性。從這個角度看，詹姆士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個人主義的，他注重個性差異。“意識流”連接感覺、表象和觀念，每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和文化背景下會得出不同的信仰。而這些信仰雖然可能會是共同的，但可能來源于不同的背景。這些信仰是有這樣信仰的人很好的生存方式，我們應該承認他們的合理性，因為在解決某一類問題一定是很有效的，而這樣的有效可以讓他們獲得幸福。就像《生活值得過?》一文中所說的“一切都依賴于把握心靈的能力，依賴于給予心靈獲得生命流動的能力［9］173。”得到這種信仰的意識不僅僅來源于唯物主義中的“物”，還有直覺。詹姆士強調自己不是唯物主義者，因為他注重直覺，直覺是事物到達意識的最捷徑的路徑，雖然不準確但卻是可以給予心靈最強勁力量的。

第三，杜威“自然主義的經驗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杜威(JohnDewey)也強調了一種互動，但他的互動來源于進化論中優勝劣汰，是一種生物機能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他的經驗主義研究更強調自身與環境，而不像詹姆士以自身內部為出發點。這種互動是刺激———反饋。“我們必須在那些不斷變化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尋找一些適合的認識對象和認識手段［10］134。”同樣，我們必須在社會成員與社會環境的互動作用中才能找到。所以，杜威社會科學的研究更具有“工具主義”的色彩。在此過程中，杜威把經驗具體化，他認為經驗是無形的，需要用實實在在的存在之物表示出來，像是:桌子、椅子、疾病等等。因此，在他的研究中，經驗和自然是分不開的，一個是內容一個是形式。在這樣的互動中得出的結論是否可以運用于生活中，并給予生活中的行為以指導，如果可以是否有效，如果一切都是肯定的，那就會是一個有意義的理論。對于杜威而言，社會科學的價值就是可以解決問題，可以不帶有價值偏向。在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杜威強調“情景論”，每個經驗的發生都是在當時的情境下是獨一無二的，是一種特殊性。他反對“美好生活就在于人們在生活中要固定不變地信奉一些固定不變的原則”的說法［10］39。他認為任何科學的意義都在于過程，而過程就是沒有確定的或是已經確定下來但還有可能變動的，不可能有固定不變的。而且如果一種不變的信念不能用來解決問題，就沒有任何意義。杜威對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貫穿著“工具性”和“互動性”。他相信人類經驗和人際關系能夠產生一種關于人類利益的一致性的強烈意識，并能激發一種使這種意識變為現實行動的能力［10］42。在經濟領域，人們為了參與到某種有價值的經濟生活中，他們可以忽略歷史和經濟制度的經濟決定論。當然前提是現在所參與的經濟活動的規則可以維系貨幣價值和私人利益。在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問題上，杜威堅信個人是研究社會的出發點和重點，但要想研究個人，就不得不把社會成員的思想放在社交生活中去研究，因為個人只有在進行交流的時候才能算是一個有意義的社會成員或是有意義的研究對象。杜威很清楚，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作用就是在對人際關系的真實情況的探索中，找到一種新的、有效的道德或是認可。杜威同樣認為我們的知識也應該是一代一代傳下去，并且每一種知識或觀點都應該帶有各個時代特色的印記，并就解決當時的問題是有效的。在他的教育學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首先強調“民族意識”，這與他的“情境論”是分不開的。他認為教育是一個過程，是一個改變每個被教育者原先不適應社會生活的行為并激發能夠更好生活的行為的潛力的過程。因為每個人都隸屬于他的民族團體，所以會有特殊的目的和行為。在教育的過程中，他不希望是被動地汲取，而是要主動并積極的學習，尤其會能動地接受很多有利于他生存的思想和行為，對他進行現實的“改造”。

二、新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

實用主義從古典到現代的發展中，在對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也始終貫穿著“有目的行為”、“效果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理論的產生除了被作為行動指南，別無他用”這一理論。從皮爾士到羅蒂最明顯的變化是標準的寬泛、永恒真理的否定。奎因(WillardQuine)和羅蒂(RichardRorty)是新實用主義的代表。奎因在語言中用語言邏輯研究理論，進而探索到方法，而他對經驗論的兩個教條的否定是最能體現出他語言邏輯的思想;羅蒂更加注重個人的作用，認為每個人都是獨有的唯一，因為每個人都是不可效仿的。奎因和羅蒂更加注重社會科學研究與生活和環境的互動。奎因的本體論許諾的方法規避了社會事實的討論，而轉向對語言的討論，是一種語言的約定。這種約定對于解決問題有幫助，但對于真理的探索卻要有條件地使用。羅蒂對于社會科學的研究更像是一種非傳統意義的科學研究，他反本質主義、反鏡式研究、更加反對客觀事實和永恒真理。所以，他的研究幾乎圍繞著人的興趣、目的和信念。

首先，奎因來自“邏輯行為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奎因在一定程度上追求語言的效用。他的本體論思想是“本體論的許諾”。他的這一思想規避了社會事實，只是在一定的語境中才需要，或是一種暫時的代替。它可能沒有與之對應的實體，但它的出現對一些理論有幫助，這些理論是可以解決社會生活問題的。在他看來，一個虛構的詞語雖然沒有存在的價值，但其確實有意義或是空間－時間的內涵。所以，當我們約束這些“有些”或是“有的”變量時就會到達本體論的承諾。在他的研究中，他始終都會把語言學的研究放在首位，包括社會科學的研究，他覺得:“對任何科學理論系統的采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語言學的問題，則對一種本體論的采用也在相同的程度上可以說是語言問題［11］17。”在真理問題上，“奎因反對經驗論的兩個教條并且這兩個教條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11］42。”他認為分析的或以意義為根據而不依賴事實的真理和以綜合的或以事實為根據的真理間的區別不應該存在。因為從分析性的觀點來看，帶有語義規則的人工語言概念是一個極其不定的東西。決定一種人工語言的分析陳述的予以規則僅僅在我們已經了解分析性概念的限度內才值得注意。盡管之前大家都說分析陳述與綜合陳述間有很強的分界線，但其實根本沒有畫出來。另一個教條是還原論:相信每一個有意義的陳述都等值于某種以指稱直接經驗的名詞為基礎的邏輯結構。他反對皮爾士的理論:“一個陳述的意義就是在經驗上確證它或否證它的方法。一個分析陳述就是不管什么情況都得到驗證的那個情形。［11］39”奎因認為如果實證說可以被看做陳述統一性的適當說明，那么皮爾士的觀點是成立的。可是“一個陳述和增強和削弱它的驗證的經驗間是什么關系”［11］39?如果是直接被翻譯的，會落實到每個詞語上，但奎因認為:我們研究科學理論應該在整個科學世界中的意義，而不是一個詞語。他認為科學研究應該雙重地依賴于語言和經驗，但語言和經驗不需要一一對應。物理對象和其他領域的研究對象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都只是文化的設定物，并不是有意義或是無意義的區分。同樣的，語言的許諾可能僅僅是一個橋梁，通過這些橋梁可以達到“有效的”目的。在奎因的概念中“科學概念系統”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對于研究社會科學理論也站在嚴謹的、邏輯的語言邏輯的角度研究。對于社會科學研究按照奎因的語言邏輯思維，首先他必將是一個社會科學整體論的支持者，因為他不僅一次強調任何理論都要放在科學這個大網中研究。另外，他并不像杜威或詹姆斯站在生活情境的角度研究人類語言的有效性，而是在語言的邏輯中研究，他更在意社會科學概念這一語言是否能夠很好地表達出社會科學的經驗對以后經驗的預測。第三，奎因顛覆了傳統的行為主義語義學。他反對從人的外在行為來理解他們的語言。因為他否認行為的本質和偶然性的差別。他認為應該在一定的語言背景下用一種語言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他們一定指的是同一個事物;如果想把一個事物或是事物的行為與一個有可能跟它某一方面有關的詞語連接起來，就會由語言背景的不同產生不確定的翻譯。

其次，羅蒂來自“文化評論”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羅蒂雖然秉承了古典實用主義的精髓:理論的意義要成為有效改變世界的行動指南、每個人的行動都與他們的目的有關。但相比較古典實用主義哲學家，羅蒂的理論更加開放、更加多元化、更多的考察社會成員和社會事實的差別，而非統一的部分。他比奎因在模糊主客觀的區別方面更加徹底，但沒有奎因邏輯性強。在羅蒂看來，哲學的功能不是認識，而是教化［12］2。就是說要不斷地尋找更新、更好、更有趣和更有效的說話方式，而要達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不斷地與不同的人，即不同的生活與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歷史朝代、不同的領域的人進行對話。而這種教化的結果就是不斷地重新創造自己，使我們變成更好、更有趣和有效的人［12］2。羅蒂是反符合論的擁護者，認為如果能夠成功地指導我們與世界打交道，這種認識就是正確的。羅蒂看來，我們要找到一種社會科學理論，這種理論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并不需要指導人類發明或創造出什么，而是要求人們盡可能實現豐富的私人目的。他喜歡一種稱之為“文學批判”的方法，認為批判是一種交流和溝通，而文學則是最可以體現一個領域或一類人的信仰的載體。從這個角度看，羅蒂同樣是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支持者，他同樣認為不同領域的人的對話是研究社會的科學方法，這個方法的隱含前提是各個領域的區別，因此區別是羅蒂觀點的前提。但從縱向說來，羅蒂是反本質主義的，他積極模糊本質與現象的區別，因為他并不認為有一個永恒不變的東西。他同樣也是反科學的，因為他認為文化是一個大概念，所以他覺得科學也是這個大概念中的一部分。在他看來，科學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對于自然科學是有效的，但對于社會科學是沒有用的，因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切都是暫時的、易變的，不存在可預見或是推測的社會科學事物。羅蒂的有關社會科學理論的最好的代表就是種族中心主義。種族中心主義認為:我們不知道是否有比自己所了解到的更好的信念，那就不如從自己或是從自己認為是對的點出發［12］4。與另一些人交流，他們可以取長補短，各取所需，這樣的交流就成為一個有效地溝通。而每一個人的溝通的出發點都是自己的目的。有效地溝通變多了，改變世界的有效方法就多了。比如，當你與一個少數民族交流時，你會發現在他們固有的生活中，有一些是不為人所知，但可以讓人產生濃厚興趣的。像是傣族的潑水節，當把潑水節發展成為一種旅游文化時候，既豐富了人類的生活，又讓他們的文化走向世界，就是一個很好的交流，很有效的“對話”。

綜上所述，實用主義在他們的發展過程中，對于社會科學的研究并沒有中斷過，雖然尚未構成研究體系，但從橫向上說他們的研究方法的特點與其他哲學派系的區別已經顯而易見;從縱向上說，從皮爾士嚴謹性和科學性到羅蒂的對話性和文學批判性的區別十分明顯。在實用主義的方法論中，我們不僅看到理論結構越來越松散的趨勢，同時也能感受到在它研究下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相關學科的靠近和相似。實用主義方法下的社會科學會自然而然地冠以“后現代”的稱號，因為越來越多的人趨向于研究同一社會共同體下所遵守的社會規范，而這一社會規范并不是來源于普遍規則或永恒真理，而是信仰。而他們的信仰與所謂的闡述的精確性和預測的精確性無關，與是否能夠更好地生活和幸福有關。

作者：張雪殷杰單位：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