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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文化導刊雜志》2014年第七期

1“DYBA”發展動因

1.1城市社會發展的助力化推動城市社會文化的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僅僅依靠地方政府提供的社會資源難以滿足城市社會的多元化發展需求。體育，作為城市社會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和載體，原本就很難從有限的政府資源中獲取足夠的發展平臺與空間，如果再沒有民間體育組織的廣泛參與，城市體育文化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制約。因此，城市社會的和諧發展需要體育草根組織的廣泛參與，需要民間草根組織向社會提供更多的體育公共服務。應該說，民間體育草根組織的博興可以帶動城市社會的發展，而城市社會的發展也可最大程度的促進民間體育草根組織的完善。正是在這種民間草根體育組織與城市社會互利共贏發展的背景下，DYBA不僅獲得了必要的發展基礎，還為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極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一方面，DYBA以其良好的體育公共服務水平，恰如其分的彌補了政府體育資源供給能力不足的難題，較好的滿足了城市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現已成為大冶城市發展的一大“形象和亮點”；另一方面，DYBA以籃球文化的傳承為目標，通過對系列籃球賽事的系統組織與管理，著力發現和培養一批籃球青少年運動員，從而為大冶這個有著良好籃球運動氛圍城市的體育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提升城市體育文化底蘊。

1.2大眾健身需求的制度化表達全民健身計劃的有效實施，既離不開社會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系統建設，更離不開廣大社會群眾多元化的健身參與。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明顯提升的同時，以關注健康、重視身體、排解壓力、休閑娛樂等為目的的大眾健身需求日益增長。面對需求龐大且分散的大眾健身需求，僅僅依靠單一、零散的個人參與是行不通的，有組織、有目標、有計劃的制度化實施才是最大程度滿足廣大社會大眾健身需求的必然性選擇。在DYBA誕生之前，大冶市的群眾籃球運動一直處于以個人或單位為基本組織形式的松散狀態，既沒有整體性的統一組織與規劃，也沒有專業性的籃球場館設施，大眾參與籃球健身的需求長期得不到有效滿足。構建兼具全民參與性、組織制度化與文化特色性的地方籃球賽事已是勢在必行。然而，在地方政府體育資源供給能力不足的背景下，社會體育組織的發展壯大與廣泛參與，可向社會大眾提供多元化的體育公共服務產品，有效彌補政府體育公共服務水平的缺失。DYBA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以其顯著的民間性、組織性、非盈利性等特點，實現了社會大眾從“打野球”到“打比賽”，“沒球打”到“有球打”、“無目標”到“有計劃”的制度化轉變，極大地滿足了社會大眾的籃球健身需求。

1.3商業媒體的供需性訴求體育賽事組織方與商家、企業、媒體的互利合作，是現代體育賽事完善運作與管理的重要內容。體育賽事的推廣宣傳，需要商業媒體的資金注入與市場營銷，而商業媒體的自我發展，同樣也需要借力體育賽事所提供的平臺和空間。商業媒體的供需性訴求與體育賽事的完善運作，二者相互支撐，并行不悖。就DYBA來說，一方面，由于其屬于自發性的體育非盈利組織，在政府體育部門投入經費有限的情況下，籃球活動與競賽經費短缺的現實使得DYBA不得不走向市場，從財政體系之外尋求支持。而產業化高度發展的商業媒體，無疑是其中極為重要潛在資源。目前，DYBA與黃石市及大冶市的部分礦業公司、報業集團以及國內部分網絡媒體等保持有良好的合作關系。另一方面，商業媒體與體育賽事的結合，對商業媒體的知名度及其產品的銷售均有很好的促進作用。利用體育賽事的社會影響力使其產品以及品牌更具親和力，從而達到鞏固現有消費者和最大限度開發潛在消費者的目的，是體育賽事贊助商的終極目標所在。群眾體育賽事由于其具備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互動性更強、更容易融入商業活動與消費者進行感情溝通等優勢特點，被越來越多的希望借助體育營銷的企業所關注[3]。

1.4公民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公民社會，是一個近年來非常流行而又充滿歧義的概念，其本質內涵不過是對社會組織發展及其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變化的一種詮釋[4]。公民社會，作為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既是當代我國體育發展方式轉型的歷史目標，也是推動網絡化體育公共服務體系構建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社會組織發展勢頭良好，截至目前全國共有體育類社會組織23590個，占社會組織總量的5％[5]。體育社會組織的快速發展，在增大社會資本的同時有效提高了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及其張力，大大拓展了社會的包容力與多元化格局，是公民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此背景下，DYBA不僅應運而生，而且還在通過不斷探索和完善與政府部門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促進其健康、可持續發展。在大冶市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DYBA自身的組織管理體系以及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的能力與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每個賽季近300場精彩比賽，近萬名觀眾現場觀賽的規模，在大冶這樣一個縣級市里，體育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程度可略見一斑。

2經驗與啟示：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發展的一種有益嘗試

構建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是新時期我國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以及我國全民健身事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均對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指出了強化體育公共服務職能，構建體育公共服務體系，提高體育公共服務水平的戰略目標[6]。為了最大程度的滿足社會體育發展需要，以往單一化的由政府提供體育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舊有格局亟待徹底改變，體育社會組織的價值功能有待深入發掘。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計劃經濟時代公共服務政府一元化供給而帶來的公共服務總量不足、供給方式單一、供給效率低等弊端逐步顯現，在社會大眾公共體育需求快速增長、需求結構日益多元的現實背景下更加顯得無能為力，力不從心[7]。大力培育和發展體育社會組織，強化政府部門的監管與保障機制，形成和實現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供給模式多元化格局轉換，方是提升體育公共服務水平，滿足社會大眾多樣化體育需求的根本保障。DYBA作為一項非營利性體育組織，以其鮮明的自發性、民間性、公益性等特點，在我國著力構建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的社會大背景下，既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同時又是一種發展的必然，其成功的經驗值得大力推廣和借鑒。在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上，我們需要著力決和處理好“民”、“活”、“特”3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所謂的“民”，即我國政府體育職能的重新定位問題。在體育公共服務行為主體的界定上，應打破舊有的政府行為單一化格局，努力構建以政府為責任主體，多元化行為主體共存的新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也就是說，政府主管部門應從過去“大一統”的壟斷管理中走出來，積極扶持和引導民間體育社會組織的發展，通過創新管理方式轉變政府職能，充分激發民間體育社會組織的活力，鼓勵和協助體育社會組織廣泛開展貼近群眾、形式多樣的全民健身活動，營造濃厚、持久的全民健身氛圍。其次，所謂的“活”，即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政府應逐步放松社會組織的登記準入制度，以靈活多樣的形式充分的引導、組織和指導社會體育組織，并在政策保障、場館條件、技術指導和資金支持等社會資源上提供必要支持。此外，還應特別注重發揮民間社會資本的獨特優勢，放寬民資進入渠道，釋放民間資金活力，以促進社會體育組織的健康發展。最后，所謂的“特”，即體育社會組織的文化特色問題。文化特色是體育社會組織優化結構、提升內涵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提高社會組織體育公共服務能力與水平的有力保障。體育社會組織的建設應根據當地的特殊情況以及體育文化傳統，貼近社會生活，以基層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打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群眾認同感強的社會公共體育服務體系。

作者：王沂陳月亮陳杰單位：湖北理工學院體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