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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詩歌起源與巫術儀式相關，伊德的壓抑升華理論里找到淵源。通過語言的音樂性和表意能力，詩歌閱讀和詩歌創作立足于心靈的根本需求，對人的精神健康產生影響。

關鍵詞：詩歌；治療；閱讀；創作

我們為什么需要詩歌？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答案：詩可以言志、詩可以怡情，詩幫我們認識世界、教育世人，詩有關于游戲的需要、模仿的天性、表現的沖動，審美的追求等等。根據葉舒憲先生的文學治療理論，詩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治病。葉先生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在比較文化的大視野中探索了文學對個體生命的治療功能及對社會群體的文化生態作用。他認為，從發生學的意義上看，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最初絕不是為了閱讀欣賞而存在的，它的產生與旨在解決危機的儀式表演活動密不可分。文學創作作為人類符號活動，起源于巫術禮儀，其實是儀式行為的延伸，文學象征世界其實是儀式象征世界的置換。當原始社會逐漸進入文明，儀式表演便轉化為戲劇藝術，儀式的敘述模擬便轉化為神話程式，儀式歌辭便轉化為詩賦，巫者特有的治療功能也自然遺傳給了后世的文學藝術家，他們承傳了巫醫的虛構致幻技術，對人類精神發揮著強有力的醫療作用。這些論點相對于傳統的文學功能說（審美、教育、娛樂等）顯得嚴肅而新奇，但其實文學治療的觀念古已有之。中國春秋時期的《詩•關雎》序中就云：“《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惫苤僭馈爸古粼姡n莫若樂?！辩妿V認為詩可使人安于貧賤、消除苦悶，白居易也談到詩可以“理情性”。明代學者張潮著有《書本草》，模仿藥典將中國的典籍當做中藥來分析其藥性、療效和副作用以及適用對象：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藥性：俱性平，味甘，無毒.療效：服之清心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醉面盎背，心寬體胖。

從上個世紀弗洛伊德的壓抑--升華理論中，也能發現文學治療功能說的淵源。雖然弗洛伊德側重的是文學藝術家的患者身份，葉舒憲先生側重的是他們的醫者身份，但兩者都基于人類有精神疾患的前提，有同樣對文學醫療作用的認同。弗洛伊德認為文明社會里人被壓抑的本能欲望需要通過文學藝術釋放和升華，葉先生說文學創作作為是跟儀式行為一樣的符號活動，能夠調節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間的沖突和張力，消解內心生活的障礙，維持身與心、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健康均衡關系，培育和滋養健全完滿的人性。亞里士多德也曾提到過文學的心理健康作用：“文學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幫助人在生存困境中發現一個出口，一條逃亡路線，一個醫治創傷的途徑?！弊鳛樽罟爬衔膶W形式——詩歌，被稱為“文學中的文學”，據葉舒憲先生的研究，是從祝咒和祈禱發展而來的，因此它無疑最具有語言的治療力量。雖然詩歌已經不再像咒語和禱詞那樣，能借助人對超自然的信仰產生神秘的影響，但咒語形式的音樂性和內容的高度象征性得以保留，直接作用于人類深層心理和精神世界。憑著詩的想象，人得以進入到巨大的無意識領域，用隱喻的語言符號言說原本混沌的經驗，而無意識那黑暗幽深的海洋，正是人類的病灶所在。這一點還得從弗洛伊德說起。根據他心理動力理論，潛意識是心理能量儲存器，本能欲望在那里激流暗涌，像“一口沸騰的大鍋”，永不停息地尋求滿足。然而在文明社會中，本能總是處在被壓抑的狀態、不得釋放，心理疾病便由此而生，因為如F.L.盧卡斯所作的比喻，人的情感能量猶如水庫里的蓄水，一旦水位高出臨界點就需要外泄，否則就會產生可怕的后果。

詩歌提供了一個高級的合法宣泄途徑。它不但通過語言手段導泄了多余的心理能量，而且還與破壞性的單純發泄不同，使用隱喻象征的手段引人進入審美移情，從宣泄到升華的過程中獲得釋放和審美愉悅并得到精神上的提升，從而保證了心靈的健康。詩歌療法的原理可從亞里士多德的悲劇凈化說里得到啟示。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可以引發觀眾的恐懼和憐憫，繼而凈化掉這兩種有害的情感。王珂平先生在《悲劇凈化說的淵源和反思》一文中如下分析了這個過程：先是憑借悲劇激起的憐憫與恐懼，順勢促發觀眾內在的情感宣泄，然后憑借這種情感宣泄，使人獲得心理解脫或審美滿足，最后通過悲劇所表現的崇高理想、倫理德性及其精神效應，使人獲得道德凈化或道德意義上的心靈凈化。這樣的作用機制也適合別的文學體裁，只不過實現手段不同，比如悲劇通過情節、人物和音樂的綜合形式，而詩歌則是通過語言的聲音和表意能力達到導泄和凈化。而且詩歌也跟悲劇一樣，所發揮的不僅僅是排毒的功能。首先，依王先生的說法，審美活動有雙重特性：情感性，上承情感宣泄，提供審美的快感；精神性，下啟道德凈化，促進精神的升華。

其次，詩歌這種文學體裁，作用于內心的功效是多重的。對于作者來說，通過“說出來”的語言表達，能獲取類似精神分析中談話治療的功用；對于讀者來說，被人道出同樣的心聲，能獲得共鳴的感受。在文本的虛構精神世界里，兩者都收獲了分享的快樂、都得到認同和支持。再次，無論是詩歌寫作活動還是閱讀活動，都能在將情感情緒行諸文字的過程中整理意識或潛意識的混亂經驗，獲得對自我的認識和把握。按作用方式不同，詩歌療法主要分為閱讀和創作兩類。蘇格拉底曾利用具有魔力的言語治療痛苦中的靈魂，西漢辭賦家枚乘的《七發》講述了用文章為楚太子醫好病的故事。羅曼•羅蘭稱泰戈爾的《古檀迦利》給了他撫慰和療救，杜甫也曾以詩當藥治療瘧疾和失眠，還有陸游用詩治療頭風的記載。這些都是閱讀詩歌得到治療的經典范例。閱讀療法又分吟唱、誦讀、抄寫、鑒賞等不同的形式，其中吟誦最有療效。在吟誦過程中，詩的音樂性與文字的指意功能共同作用于身心，一起產生共振的效應。

從中國古代的“依字行腔”到當下時興的經典誦讀熱潮，都是詩歌吟誦的實踐。而創作療法就更加普遍。如前所述，詩歌作為最接近心靈的語言形式，立足于人類的根本精神需求。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人人都有成為詩人的潛質，而借弗洛伊德所說，那些天賦異稟的詩人是最為痛苦易感的人群，因此最能體察并呈現人性深處的欲望。詩歌或多或少都帶有詩人主體性的痕跡，不論類別地在不同程度上滿足了詩人表達的需要和釋放的沖動。《詩歌診療：袖珍的詩歌藥箱》的作者羅伯特•黑文•肖夫勒也談到詩歌的自療特征，認為那些真正能起到療效的詩，其實在作者構思醞釀之時就已經開始它的“診療事業”了，它的第一個診療對象就是那位詩人。肖夫勒還談到詩歌治療的適用性問題。他為他的詩療“藥方”開具了“說明書”，提醒讀者同樣的詩對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作用，應該慎重應用。詩歌影響心靈的過程是一種復雜的化合反應，不僅涉及詩的主題、風格、精神面貌和感染強度，也關系到讀者的感受能力、文化程度、生活經歷、心理境況等等。詩“藥”也一樣有它的藥理和毒理，需要針對具體情況靈活運用，否則就會產生跟預期相反的結果，不論閱讀還是創作。當代美國“自白派”詩人的創作實踐就是一個極端的例證：四位以詩歌對抗精神疾病的代表詩人中有三位都通過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雖然不能確定創作跟自殺之間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但他們的事件足以提醒我們其中的風險。如今詩歌療法已經受到各國文學研究者、心理醫生和文化學者的關注。在碎片化、快節奏、亞健康的當下社會，對于詩歌與健康的關系的新發現和深入研究，不僅是拯救人類精神危機的重要途徑，也對“文學無用論”和“文學終結論”作出了有力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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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金梅 單位：南京視覺藝術職業學院